智库专家谈全面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

　　2025年11月1至2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十五五’：全面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第9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发表观点。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在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扩大消费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关键；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使市场在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管理等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激活力。政府作用是否有效发挥，关键看市场是不是真正“放得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否充分发挥。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规划引导产业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主体与政府行为。

　　张军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十五五”时期有效释放内需潜力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消费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需要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采取逆周期性鼓励消费政策，以较大力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供给侧政策力度，尽快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资源更好满足需求；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空间依然不小，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支持，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有三个重点。一是制造强国。重点是持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增加值率；二是消费强国。与国际上和中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的消费占GDP比重大体接轨，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关系基本理顺；三是金融强国。要构建强大货币与强大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比重进一步上升。

　　周树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十五五”时期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战略；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下一步，中国必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高水平开放中，规则在对接中占有很大比重，中国正由被动式的对接转向主动的对接和规则的共同创造。开放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做好准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整体性的，要与新发展理念相接轨，要使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黄群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同时，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此外，还需要在深化统计核算制度创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原院长

　　以人为中心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快打破城乡间的市场体制性壁垒，这不仅将提升我国市场运行效率，也将促进公平性的提升。

　　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达了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奋勇前进的决心。未来，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等重大关系。

　　曹远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需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从而构建起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在其他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决定作用。

　　刘兴华：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放得活、管得好”。从“管得住”到“管得好”，是政府经济治理的重大变化。同时，适应“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新要求，推动政府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