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的夜里,我若那年不接手地方事,或许就安安稳稳退下来。”冼恒汉在走廊里自言自语,老警卫端着热水默默点头,没再劝。灯泡微微闪,脚步声稀疏,这一幕后来成了他口中的“心病”。
1967年春,中央给各大军区下达支左命令,军队要迅速接管动荡的地方权力。文件一句话:限期到位,不得耽搁。支左不是出勤务那样简单,它意味着军事首长直接兼任省、市革委会主要领导。冼恒汉当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名单里赫然有他。接电报的那刻,他只说了一句:“命令就是命令。”身边参谋则在日记本里写下四个字——“进退两难”。
先要稳住军心。兰州军区辖区大,甘宁青新四省区,部队点多线长。四月初,兰州城区仍在大规模群众辩论,“大鸣大放”场面喧闹。冼恒汉和司令张达志分头下部队,硬是把“四大”活动暂停。口号喊得再响,只要机动作战部队不乱,底线就在。他后来回忆:“那时不敢让连队在城市多待一分钟,怕卷进派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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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政委管政治,司令抓训练。可到了地方,角色全变。开革委会,要定调子;批红头文件,要签字;铁路停运,要拍板。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一位铁路工程兵旅长当面问他:“首长,修路还是批文件,哪个更急?”冼恒汉苦笑:“都急。”不得不说,这类尴尬在1967年并不少见。
七十年代初,兰州铁路局成为全国有名的“老大难”。铁道部几次工作组扑空而返,两派职工你方唱罢我登场。1972年冬,中央点名让兰州军区出面。冼恒汉了解内情:调解失败一次,路网就瘫痪一次,西北物资跟着大面积积压。他决定支持被打压那一派,理由很简单——先让列车动起来。列车的确跑动了,可另一派很快翻盘,口号变成“军管偏袒”。折腾数月,干部轮流挨批,问题依旧没根除。冼恒汉在内部会上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事别说铁道部无解,我们也无解。”
1973年,八大军区主官对调,许世友去了广州,韩先楚调任北京,舆论风向骤变,原先“支左英雄”转眼成了“干政过头”。兰州这边没换人,却同样被追责。有人指冼恒汉“压制革命群众”,有人反指他“态度摇摆”。争论激烈,比黄土高原的风沙还乱。那一年,他第一次被要求写个人检查,三易其稿,依然退回来。批示只有一句:“态度不够深刻。”
1976年以后,形势渐稳,清理干部问题成了重点。各地成立联审小组,冼恒汉曾担任副组长,审查对象不乏昔日同僚。他坦言:“自己也挨过斗,还得给别人定性,滋味不好受。”在一份会上讲话的纪录里,他用半句陕西方言调侃:“人啊,转一圈,又回到原点。”话音刚落,会场一片沉默。
1982年,中央机关给出“免予起诉、降级处理”的结论。文件发到兰州,冼恒汉只看了两分钟,就合上封皮放进抽屉。待遇降低,办公室撤销,他搬进普通干休所。那年冬天,兰州零下二十度,他在院里慢慢踱步,背手发呆。同行的老参谋悄声问:“后悔吗?”他摇摇头:“后悔没用,命令来了只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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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向前推移,关于支左的争议从未停歇。有批评说军队本不该介入地方,也有人认为当时若不介入,西北可能更乱。两种声音对垒多年,没有定论。值得一提的是,冼恒汉晚年反复强调:“给历史下判断,要看当时能不能有别的选项。”这句平实的话,透露出无奈,也透出自守底线的倔强。
他去世那年,部分曾被他批过的铁路职工自发前来送行。一个中年司机站在灵堂外,说了句:“老首长脾气硬,可那会儿要不是他顶着,西宁到兰州的煤都断了。”话很短,却让旁人愣在原地。或许这也是另一种评语。
冼恒汉生前没有留下系统回忆录,只零散谈过几次往事。外界想还原全部细节并不容易。能确定的是,在那个时局里,“做”与“不做”都很难全身而退。他曾对研究者说:“唯有揣着军人操守,尽量少犯错。”一句话,很朴素,却足以说明他心中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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