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回忆母亲江平

作者简介：陈其，1950出生于北京 祖籍江苏镇江 1958-1968年在北大附小、附中学习。1968-1973年内蒙古插队知青，1974-1978年，北京郊区农村学校教师。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前理事长。编写多套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编著《燕园陈迹》（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4年），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 ·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现已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以至妇孺皆知的思母诗，当属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但自己在年少时，从未认真体会它字里行间的深邃情感。

母亲，如此熟悉的名词，多么神圣的称呼。然而，虽然在孩童时期，此诗早已烂熟于胸，脱口而出，甚至倒背如流，但有哪位真会认真考证“母亲”的由来和内涵？母亲健在时，又有谁会仔细专注地凝视她的照片？特别是她年轻时的形象？更有谁，特别是儿子，会特别留意她的喜怒哀乐、努力感受和体会那含蓄的母性之爱？

18岁的母亲（1940年）

年过古稀不孝之子，怀着感恩、愧疚的心情，试图归纳她的一生。

一、江南秀女

不知不觉中，母亲已经仙逝三十三年了。

最近，在整理家庭相册时，重温了她1940年拍摄的照片。那年，她刚刚18岁，估计是进入大学时的头像。仔细端详母亲的面庞，可能谈不上多 18岁的母亲（1940年）

么美艳、靓丽，不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女性。但慢慢品鉴，便发现了她蕴含的端庄、恬静、内敛、清秀，眉宇之间还闪现着几分英气，十分耐看，属于江南“小家碧玉”型女性。总之，母亲是个江南秀女，具有精巧淡雅的地方气质，是中国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风格的结合，展现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风潮过渡变迁的时代缩影。

如今已届75高龄的老人，仔细端详自己母亲18岁（出生于1922年）时的玉照，并试图与她隔空对话交流时，心里顿感五味杂陈，难以言表。

二、家庭至上

母亲最大的优点，就是恪守家庭至上的理念。

虽然她自小生长在较为家境叫好的人家，但年轻时母亲不幸早逝，父亲也在壮年时离世，家道至此中落。就是这样一个纤弱女子，毅然放弃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业，进入报社，开始了编辑生涯，以微薄收入，供下面四个弟妹们的生活和学业。后来，她回绝了可以远赴美国的婚事，甘愿陪伴父亲这一两袖清风的青年学子，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在解放大军渡江的前夕，她留守在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她始终把家庭放在首位，照顾好自己的兄弟姐妹。婚后，她尊敬公婆，相夫教子，少言寡语，默默付出。

三、忍辱负重

解放后，她随父亲从南京来到北京，住在沙滩红楼。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全家搬到西郊中关园。父亲在北大东语系任职，她在人民出版社历史室任编辑。生活从这一刻起，充满了憧憬与新生的希望。无奈好景不长，1957年，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知深浅，写了一篇意见，发表在北大校刊上，因此被打成右派，连降三级，并被发配到门头沟劳改，从此蒙受不白之冤长达22年。那时我们都很年幼，陈选弟才3岁，还有祖父母需要供养。

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对父亲不离不弃，承担了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从此，她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陪伴父亲走过人生最艰难黑暗的日子。难怪，60年代，她原来的一头乌黑秀发，瞬间飘雪。分析起来，应是父亲问题的折磨所致。

父亲出了问题后，她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坚信他绝不是什么坏人，不承认那“莫须有”的罪名。她坚信丈夫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了丈夫，为了公婆，更为了三个子女，她只有忍辱负重，保住这个家庭，从未萌生与父亲离婚的想法。相反，她在生活、学术、精神上继续默默支持、鼓励父亲。她以自己并不算高的工资来养活全家。再加上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家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从1957年直到1979年的22年中，她顶着“右派老婆”的帽子，在单位里忍辱负重，强忍泪水，孜孜不倦地工作，用自己的事业和成绩，以双倍的努力去赢得旁人应有的尊重。

20世纪70年代，她明明病魔缠身，还要去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在那里挑石灰、种蔬菜。那时她已患有肾病，也就是那几年的辛劳，最终导致她肾功能衰竭。1992年，她终于熬到灯枯油尽，在70岁时不舍地撒手人寰。

四、寂寞春蚕

母亲自小品学兼优，文史素养很高。解放前，她在报社任编辑。解放后，随父亲到北京后，通过考试进入人民出版社历史室。由于该出版社的特殊地位，在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她努力工作，竭力耕耘，默默无闻，做好“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为新中国初期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普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的业务范围是中国历史，编的大部分都是几十万字的专业性书籍。在她手下，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著作，整理了不少古代文化遗产。20世纪50、60年代起，母亲参与组织、编辑出版了多种多类的历史巨著，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母亲在单位

和《中国近代史》上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4册1962年），翦伯赞著《中国史纲要》（共四册1962－1966）等很多重量级的历史著作。但在那个时代，编辑人员从来不允许署名，母亲成为纯纯粹粹的“与人作嫁衣裳”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典型。他默默无闻地贡献，直到1992年去世，为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她所接触者，均为一些大牌历史学家。她还必须参加选题组稿，为大学者的稿件东奔西走，还要为文稿中的存疑之处，跑图书馆、查资料。她尊重权威，但不惧权威，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为充实自己，还自修俄语，并且翻译过一本俄文著作。她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报纸，阅读各种书籍。

1985年，母亲退休了。因新成立的《丛书》编辑室任务重、时间紧、人手新，她又拖着病体，继续协助工作。她组编的黄永年先生的《〔新唐书〕与〔旧唐书〕》、马振芳先生的《〔聊斋志异〕评析》等，内容深入浅出，文字通俗高雅，被誉为《丛书》中的佼佼者。

小时候，我们不理解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感觉论水平，她满可以去搞些研究工作，甚至自己写书，如今却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辛苦不在话下，还无名无利——编辑的工资远低于教授、学者；而且那时的书籍从来不将编辑的名字列出。有时我们和她谈到这个问题，她总是心平气和地淡淡一笑：“什么工作都要人做啊。”就这样，从青春年少到暮年时光，就这样辛勤耕耘几十年。

其实，她的业务水平很强，可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不仅政治上受到歧视，职务上也迟迟得不到提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晋升为副编审。这时，虽然她的黄金岁月早已流逝，但她对编辑工作的热情没有熄灭，仍然乐此不疲地逐句逐段帮助作者推敲、修改。有些稿子质量不错，但不适合自己在自己出版社出版，你就会从作者的角度考虑，努力推荐到其他出版社。她的心血没有白费，一些青年作者的书出版后，得到各方好评，有的还获得“全国优秀图书奖”。

在出版社里，为了使出版事业后继有人，她还扶掖后进、细心指导，培养出很多年轻编辑，并得到他们由衷的尊敬。一位后辈这样赞扬你：“鸳鸯绣取从人看，要把金针度与人”。她的编辑工作经验和作风，已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得到发扬光大。

她每天都要接到许多作者的来信，有询问、有要求，也有关怀。每当看到她在灯下细读这些信件时，能看到她脸上浮起了一缕满足的笑容。是啊，能够献身这种有意义的工作，她感到了无比的幸福。

她的一生，忙于“为他人做嫁衣裳”，就是没有留下自己署名的文章和著作。我们为她感到深深的遗憾。

五、孟母风范

父母，特别是母亲，对我们三子女的教育抓得很严。母亲从不对我们大声呵斥，而是柔声细语地规劝，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充满兴趣地完成。

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三人的每日文化学习，有几门必修课：

1.每天必写一篇日记，记录每天发生的有意义的事情，母亲亲自批改。

2.抓紧时间练习书法。

3.认真读书，读好书。

她每次从城里回来，都带回大量的书籍供我们阅读，有的是买的、有的是从她单位图书馆借阅的，比如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集》，丛书、格林童话，还特地为我们订阅《小朋友》《少年报》《少年文艺》等杂志。在文学历史修养上，她有意识地培养我们最基本的国学基础，认真帮助我们讲解唐诗宋词。买了《唐诗300首》和全套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让我们从小就受到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熏陶。 她还让留苏归来的舅舅为我们教俄语。当时的生活，虽然比较拮据，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破费，坚持给予我们精神上的食粮。有时，她特意为我们买票，去东四工人俱乐部看文艺节目，去苏联展览馆看苏联的芭蕾舞。

此外，更重要的是，由于母亲的工作特性，北大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经常光临寒舍与母亲讨论书稿，不仅令蓬荜生辉，还使我们得以亲身体会这些大学者的道德文章。在她组稿的过程中，我经常作为交通员，为翦伯赞、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等大学者送取文稿。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亲身感受到史学大家的风范，从他们的谈吐和对“小屁孩”慈祥和蔼的谦谦风度，给我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拓宽了我们的见识、眼界，人格修养也得到很大提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约1963年，我来到与北大附小一墙之隔的燕东园翦伯赞的小洋楼【1】，为母亲转送书稿。老先生和夫人在他家的客厅“接见”了我。只见老先生一头银发，打理精致的 短须、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燕东园翦伯赞故居

热情地我攀谈，关心我的学业和附小的教学情况，还托我回家问母亲好，感谢她的辛勤工作。谈话间，一位气质高雅、风度不凡的女青年，前来为我倒茶，估计就是老先生的千金了，印象中她是北大的学生。小顽童过于幼稚，话不投机，与老先生大约寒暄了十几分钟，我便知趣地起身告辞。以后的不断送稿收稿，老先生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充分领略了大家风范。

在生活上，父亲出事后，工资骤降，母亲的收入成为家庭的重要来源，一家七口的衣食住行都要精打细算，让我们尽量吃好，长身体的时候省吃俭用。我已经成人后，他还亲自带我看病，我上山下乡需要报名时，他亲自陪我去内蒙古办事处去了解情况。她当时46岁，原来对孩子的学习和前程抱有无限期待，现在却是送儿子去苦寒之地当农民，而且当时我的肝炎还未彻底痊愈。从现在中青年父母的角度看，当时将近半白的母亲，心里是如何失望与悲凉，似乎是不难想象的、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她把这一切深深埋在心底，从未抱怨一句。1966年9月20日，前往内蒙古的绿皮车从北京站启动了，顿时车上车下一片哭声，在熙熙攘攘的送行人海的深深后排，我找到了母亲那凄苦悲伤的面容，看到了她无力挥动的柔弱臂膀。

六、无尽的亏欠

母亲与我们仨（1959）

回忆起来，对母亲最大的亏欠，是违反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思想。那时，我们兄弟二人，义无反顾，积极报名去东北插队或军垦。从现在做父母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儿女们在大好年华，不能上学，而是北上千里

去农村务农，心情将是怎样的失落。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她也只能把这种遗憾深藏于心底。20世纪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我们仨又偏偏在她渐入老年时，远去异乡，不能陪在她身旁，伴她安度晚年。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太多对不住她的地方，给她添了太多麻烦，让她失望和心碎。有那么几件事，尤其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其一，1964年，我和弟弟在她的单位闯了大祸，给她带来大麻烦。那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正值十一假期，母亲为了我们这些“郊区”孩子能进城开开眼，安排我们在人民出版社住几天。这里离王府井、天安门一箭之遥。我当时14岁，弟弟10岁，涉世不深，极端幼稚。 有一天下雨，不便外出。我们俩感到百无聊赖，想在办公楼里打乒乓球。听说，楼里就有一个乒乓球室。我们不知哪里找到一把门钥匙，便在这个五层楼的楼上楼下，一个一个房间逐个寻找。当时，每个房间的钥匙孔上都已贴上封条。我们年幼无知，竟然不假思索，用钥匙把一个个门锁上的封条捅开，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根本找不到想象中的乒乓球室。次日，事情闹大了，社里的保卫科，经过不太复杂的过程就破案了。我们小孩子的“失误”成为母亲的罪名。试想，当时已经深受父亲问题折磨七八年的母亲，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丈夫早已“臭了”，两个儿子还那么不争气，她的绝望可想而知。

其二，1977年，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时的“极左”遗风仍然强大，我们主要因父亲问题双双名落孙山。记得，母亲立马一病不起，躺在床上默默无语。我们两个失败者，心里更在流血，深深自责，但又不知如何宽慰她。回想1962年，陈端姐以第一志愿顺利考入101中，1964年我也不大费劲地考入北大附中，那时母亲的心里一定是骄傲、自豪和愉悦的。丈夫虽“不争气”，几个孩子却很给力，她的心理终于得到某些平衡。如今，自己的两个儿子终于露馅，原来真的不怎么样啊！她这个有着强烈自尊心的好强母亲，失落和悲伤的心情可想而知。

其三，母亲去世后，我始终深刻反思、痛苦纠结的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认真考虑为她“换肾”的想法。那一幕印象深刻，始终无法忘却。那是80年代后半期的某一天，她因肾衰竭逐渐恶化，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时空就是那样凑巧，1950年秋，我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如今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又到这里相聚。已经63岁的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嘴唇发紫，呈现出病入膏肓的状态。当时，一个病房两人。她的病友是一位25岁的国航空姐，虽然面色略差，毕竟青春依旧在。她的病情实际上相当严重，医生说，必须进行肾移植了。母亲很羡慕女孩子的治疗方案，也间接试探性地向我们暗示了同样的想法。回想起来，我当时居然没有任何积极反应，也没有回去与家里商讨。是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吗？还是她的年龄和病情只能进行保守治疗？作为一个三四十岁的长子，居然没想到找主治医师认真讨论一下？直到现在还苦苦反思，不得要领。如果当时手术成功，或许她能存活更长的岁月，多看看国家的进步、多享受生活质量的改善，多分享子女的成功喜悦，多享受几年充满亲情的天伦之乐……

其四，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相对落后。交通不便，公交拥挤，但几乎用不起出租车。她每次到协和医院看病，我只能用自己的破旧自行车驮着她，来回奔波。她不断消瘦的臀部肯定是疼痛难忍，但从未听她哼过一声。只叹，等我拥有私人汽车时，她早已撒手人寰，没有机会再感受儿子对她的孝心了！

此生与母亲的最后一张合影（1990年）

其五，她入住解放军309医院进行透析时，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1990年，我进入不惑之年，居然还“疯狂地”赴美留学，忙得没工夫经常去探视她，陪她聊天。出国前一天的下午，我才去告别。那天，母亲并没有太多的话，只是嘱咐我好好读书，保重自己，早日学成归来。分别的时候，母亲强撑着病体起身、步履蹒跚地送我到楼梯口，最后我握着她瘦骨嶙峋的手，强忍着眼泪离去。我和母亲大概都心照不宣—这极有可能就是诀别了。母亲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我头也不敢回，急匆匆地快步离去。

最后，两年后，母亲在刚刚过完七十大寿不久，就满怀着对世间和亲朋好友的不舍和眷恋，在解放军309医院走完了她命运多舛的人生。1992年，母亲去世时，我在美的学业正处于期末考试和提交论文的紧张时刻，加上路途遥远，没能归国送她最后一程。现在检讨，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无论如何，这是不可饶恕的最大不孝。

七、告慰母亲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1979年，特别对母亲来讲，灿烂、温暖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1978－79年这两年，真可谓“多喜临门”啊！

首先，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北大东语系人事部门，当着父亲的面，打开他厚厚的档案袋，彻底消除了1957年问题的所有记录。父亲的污名终于洗清后，回到教学和科研岗位，重新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改革开放后，父母在寓所书房

母亲多年紧锁的双眉，终于彻底舒展开，脸色也立即随之红润起来。

八、晚年时光

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接踵而来，“多喜临门”的局面出现了。让她如释重负的是，自己扣在头上的“右派老婆”的恶名也随风而逝，终于可以轻松地在单位工作了。可惜，那年她已经57岁。

她最高兴的，应该是自己的两个儿子终在1978年高考时，双双金榜题名，为她正了名，增了光。那年，我28岁，弟弟24岁，完成了原本18岁时就应完成的任务。 我考入北师大历史系，弟弟则被吉林大学日语系录取。关键是，我们“右派子弟”的臭名也终被抛到九霄云外。

之后，我们兄弟俩都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这写她都亲眼看到了。我们俩终于让世人、让她的同事、邻里、亲戚们明白，她的孩子本来其实是不孬的，只不过是时运不济罢了。如果她再多活五六年，待我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时，她一定会更加高兴的。

最值得她欣慰的是，她们江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及子女，都事业有成，特别在理工科方面，在行政工作方面，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值得她骄傲的，是江家的年轻一代中产生了一位出色的科学家。这就是她的侄子，即我二舅的儿子，我的表弟江雷了。

江雷院士

江雷，196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经过吉林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的联合培养，成为著名无机化学家、纳米材料专家。20世纪底，他加入“千人计划”， 毅然从日本回国效力。从44岁起，他相继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我另一个表弟，即我小舅的儿子，是北大物理系本科硕士联读生，是北大校长陈佳洱的研究生，后来成为隐姓埋名的火箭专家。他的弟弟则是核电专家。江家第三代当中还有不少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和科学技术部门领导。

张宗亮院士

此外，她妹妹的女儿，与清华大学毕业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宗亮【2】喜结连理。 她妹妹一家的幸福，就是她本人的幸福。我也为我自己的表妹夫妇感到高兴，感到骄傲。

如果母亲九泉有知，这些优秀家人

取得的成就，也足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

2013年，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和父亲终于相会于北京长城脚下的凤凰山陵园。

我目前住在海淀区，居所楼层很高。每天，我在楼道上都会驻足北望。能见度好时，北面的苍苍燕山清晰可见，母亲和父亲的最终归宿就在那山脉深处，那里也是她们江家的家族墓。

她与自己的丈夫和弟弟们永远聚在一起，不会感到孤独的。

2025年 暮秋 北京

[1]这里，顺便加上一段小插曲。紧邻翦伯赞的宅子，有一座坡度很大的小拱桥。好象是1964年的某一天，翦伯赞先生乘着小车外出，印象中数学系老教授的孙子正好在桥上趴着玩耍。由于桥的坡度过大，司机爬坡时，对面趴在桥上的小孩根本不在他的视线内。爬过桥面顶部下坡时，司机才猛然发现孩子，可惜已经太迟，孩子就这样不幸夭折。此事故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内传得沸沸扬扬。无论如何，如果迷信的话，此乃凶兆也。数年后1966年的动乱中，翦老和夫人就一起自尽于家中。这只是一段题外话，不知当说否。

[2]1963年出生，1984年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士，天津大学博士，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