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战结束，世界拥有了《长袜子皮皮》

1945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生活在瑞典、38岁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出版了她的代表作《长袜子皮皮》。80年过去了，长袜子皮皮这个和小猴子一起生活，能举起一匹大马，揣着金币给所有小朋友买糖和玩具的小女孩，经历了漫长的时光，仍被许多人喜爱。长袜子皮皮和她的反叛、慷慨与神力如此醒目地闪耀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童年时光，她长着雀斑的笑脸让其他童话里乖巧的女孩与优雅的公主都黯然失色。

在今天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人们倾向于反思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主体性”，以在时代的浪潮中保持住自身微妙的平衡。因此，我们更应重读《长袜子皮皮》，体会这个未被规训、超出常人的小女孩带给我们的自由与安全的感觉，并发现，其实那样的力量本就在我们身上。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31日专题《皮皮的力量就在我们自己身上》B02-02版。

B01「主题」皮皮的力量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B02-B03「主题」当二战结束，世界拥有了《长袜子皮皮》

B04-B05「主题」那些读《长袜子皮皮》的孩子长大了

B06-B07「主题」许许多多安全感和自由 阿斯特丽德的童话世界

B08「中文学术文摘」伦理学与法制史文摘两则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王铭博

本文图片均为《长袜子皮皮·典藏版》内文图。图源：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儿童文学作品《长袜子皮皮》出版80周年。很难想象，《长袜子皮皮》这样一部明快、充满力量与欢乐的作品创作于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但若阅读作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于战争期间撰写的《林格伦二战日记1939-1945》，我们会发现，《长袜子皮皮》的诞生正是为了抚平战争在孩子心中造成的创伤，给他们带来对生活的信心与想象力，让他们憧憬着去重构一个新的、更合理的世界。

战争与《长袜子皮皮》的诞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年11月，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出版了她的儿童文学作品《长袜子皮皮》。阿斯特丽德曾讲过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1941年，阿斯特丽德七岁的女儿卡琳得了肺炎卧病在床，她求妈妈给她讲故事，阿斯特丽德问她想听什么，卡琳答道：“讲长袜子皮皮。”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阿斯特丽德这样说道：“我没有问她谁是长袜子皮皮。我开始给她讲长袜子皮皮的故事，因为‘皮皮’这个名字这么奇特，主人公自然也是一个奇特的姑娘。”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被反复讲给孩子们听，但阿斯特丽德并未想把它写成一本书。直到1944年3月的一个“白雪茫茫的夜晚”，阿斯特丽德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滑倒受伤，不得不卧床休养，“为了度过病床上难熬的时间，我决定用速记的方式把皮皮的故事写下来。从做秘书起我一直是一个优秀的速记员，直到今天，我所写的所有故事的第一稿都是用速记的方式写的。”就这样，1944年5月卡琳10周岁生日那天，阿斯特丽德把《长袜子皮皮》的手稿送给女儿作为生日礼物。当然，这份生日礼物的副本被寄给了出版商……

《长袜子皮皮》，作者：（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译者：李之义，版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09年10月。

这份日后的回忆带有家庭的温暖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慨叹，但在阿斯特丽德当时的日记中，生活却不这般轻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占据着阿斯特丽德的身心，虽然瑞典在二战中独善其身，但她一直关注着战况的变化和其他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在她将《长袜子皮皮》手稿送给女儿卡琳当礼物的这天，她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卡琳满10岁了，我们这是第五次在二战中为她过生日，也就是说大概办得有些简朴。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和平的，尽管今年春天充满了危机。盟国对我们一直非常不满意，大概是因为我们还继续向德国出口滚珠轴承。但是进攻（可能性）恐怕还是来自德国；进攻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大概也没有人有这个要求……”随后，她细数了卡琳收到的生日礼物，其中就有“带黑色漂亮封套的《长袜子皮皮》全部手稿”。

战争不仅影响了阿斯特丽德，也对《长袜子皮皮》的“首席读者”卡琳造成了创伤。在1944年2月的日记中，阿斯特丽德记录了卡琳的精神危机：“卡琳刚才呕吐过了，已经上床睡觉。她目前正在经历一次精神危机，突出表现为过分担忧我，担心我会出事。”卡琳的担心也并非毫无根据，就在这个2月的一个夜晚，卡琳又像平时一样担心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在阿斯特丽德身上，“我劝解说，用不着担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不会像交战国那样遭到轰炸’。”结果当天半夜十点钟，新闻播报有不明国籍的飞机飞入斯德哥尔摩上空，投下大量炸弹，好在林格伦一家所在的区域未受到影响。

女儿的精神危机令阿斯特丽德十分忧心，她希望孩子可以开心起来。3月，卡琳得了麻疹，阿斯特丽德崴了脚躺在床上，“脚一发热就痒痒得”睡不着。或许是为了给女儿和自己带来快乐、强健的精神力量，阿斯特丽德开始“灵感十足地写《长袜子皮皮》”。

《长袜子皮皮漫画版》，作者：（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绘者：（丹麦）英格丽德·万·尼曼，译者：王梦达，版本：南海出版公司|爱心树童书 2025年1月。

在战争期间，阿斯特丽德还在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历了战争的孩子们将如何去面对战后的世界。1942年的5月，在儿子拉士要去参加坚信礼的时候，阿斯特丽德在日记中写道：“战争能不能结束？否则的话这些年轻人怎么面对未来、面对世界。要让他们继承一个血迹斑斑、破烂不堪、毒气未消和满目疮痍的世界吗？这太残酷了。”哪怕战争结束，和平也是苦涩的，“和平无法把失去的儿子还给母亲们，孩子无法再找到父母，汉堡和华沙的孩子无法起死回生。仇恨不会在和平到来的同一天消失，那些有亲人在德国集中营被折磨致死的人不会因为实现了和平就忘掉一切……”

因此可以说，《长袜子皮皮》不是一部“恰巧”在二战结束时出版的作品，那个将火红的头发梳成两个硬邦邦的辫子，穿着大皮鞋，能举起一匹马的小女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惨无人道的灾难性有着隐秘的关联——她的诞生就是为了抚平战争在孩子心中造成的创伤。

无数次站在孩子一边

战争带来饥饿与匮乏。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德国入侵波兰，阿斯特丽德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直没有储备什么东西，但是我今天买了一点儿可可豆、一点儿茶叶、一点儿肥皂和一些其他东西。”在接下来6年的战争日记中，除了记录各国的战况和平民的死亡，阿斯特丽德也会带着感激与愧疚之心仔细写下购买到的物资与食物。食物变得尤其重要——“我们正在为芬兰和挪威募集食糖，人们从自己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来。在当前的处境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

这让人想起在《长袜子皮皮》中“皮皮去商店买东西”的故事。一个春日，皮皮揣着一大把金币，和住在隔壁的朋友杜米、阿妮卡一起去小镇买东西。皮皮在一家糖果店门口停了下来，阿斯特丽德描绘了糖果店外的孩子们的“饥饿”——“那里站了很多孩子眼巴巴看着陈列在橱窗里的好东西。有一大盒一大盒红的、蓝的和绿的糖果，有长条巧克力饼干，有一大堆一大堆牛皮糖和最吸引人的棒棒太妃糖。难怪那些小孩子都站在那里不时地叹气，因为他们没有钱，甚至连五厄尔的小钱都没有。”皮皮大步走了进去，掏出金币，买了十八公斤糖果，她把糖果大把大把地分给孩子们。之后，她用同样的方法逛了玩具店，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玩具，皮皮又给每个孩子买了一个陶瓷口笛，孩子们边走边胡乱吹着，热闹非凡。

《长袜子皮皮》内页。

这个故事为什么让人快乐呢？第一遍看，会觉得是皮皮的慷慨、大方让读者感到幸福，但多读几次才发现，若没有小镇上孩子们的饥饿和匮乏所生出的渴望，那些皮皮赠予的糖果和玩具不会给孩子们带来庆典般的狂喜，这种纯粹的欢乐是从难明的苦涩中诞生的，就像《长袜子皮皮》这本书一样。

在阿斯特丽德二十岁的时候，她也体会过那种“让人羞愧难当的饥饿”，不过是与书有关。阿斯特丽德当时“年轻、孤单、贫穷，刚从乡下来到斯德哥尔摩，无亲无故”，周末十分难熬，她只能靠读书打发时间。她第一次走进市立图书馆，看到了一片书海，她充满渴望地选了书走向服务台，图书管理员却对她说，要花一两天时间办张借书证才能借书。回忆起当时的心情，阿斯特丽德这样写道：“这让我大失所望，羞愧难当，竟开始放声大哭起来……他无法知道，我面临着一个漫长、孤单的礼拜天，既没有书也没有人，只要我有书，即使没有人我也能过去……这时候我大概不仅渴望得到书，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渴望得到吃的东西，人饿的时候更容易哭。”

《林格伦二战日记1939-1945》，作者：（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译者：李之义，版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8年7月。

关于“饥饿”与“馈赠”的主题，阿斯特丽德在《长袜子皮皮》中写了一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叫“皮皮组织问答比赛”。在小镇上，有一位很有钱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叫卢森布鲁姆小姐，她每学期都来学校一次组织问答赛，向那些听话、用功的孩子赠送礼物。她还会给穷孩子施舍，但要给他们量身高体重，还要能回答上来问题才能得到零钱、糖果、背心，或者一碗汤。镇上的孩子都怕她，因为她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在趾高气扬地利用孩子们的饥饿与贫穷来碾压他们的自尊。

皮皮来参加了卢森布鲁姆小姐的慈善活动，她身强体壮又不好好回答问题，被安排去了需要反省的孩子的队伍。需要反省的孩子们十分伤心，“那些孩子的情绪非常不好，很多孩子在抽噎哭泣。他们想，回头他们回家，既没有得到钱，也没有得到糖果，他们的父母和弟妹会说些什么呢？皮皮在哭泣的孩子们中间看了看，她有一两次强忍着眼泪没有哭出来。”

阿斯特丽德在《长袜子皮皮》中无数次站在孩子一边，刺破了成人世界的伪善与逻辑的混乱。若真的心疼贫穷的孩子，为何要将他们单独列为一排，让他们报出家里有几个弟弟妹妹，称量他们的斤两，考核他们的资质来羞辱他们呢？那些被罚站在墙边反省的孩子，只为了得到几颗糖果，忍耐由施舍者制定的不能改变的规则，他们做错了什么，尊严要如此受辱呢？孩子们瑟瑟发抖，他们不懂得规则的不合理与伪善之处，只是听话地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自责没有讨到卢森布鲁姆小姐的欢心。事实上，是大人在利用孩子们的渴望，甚至在践踏他们的贫穷。

皮皮不想要大人的施舍，她只把大人的规则当作游戏。当卢森布鲁姆小姐威胁她说：“如果你不赶快站到那边去反省，就要有一个小姑娘受到严厉的体罚了。”皮皮答道：“啊，可怜的小家伙，她在哪儿？把她送到我这来，我能保护她。”她来到心灵受伤的孩子中间，模仿着大人制定的条条框框重构了崭新的规则，把孩子分类啊，答题啊一样不少，她让“所有淘气鬼站成一队”，她让一个瘦瘦的男孩说出“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皮皮为这些反省的孩子们办了一场问答比赛，这比赛像过家家一样有趣，皮皮设置的规则跳脱又不伤孩子的自尊心，她出的题目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最后，她给了本该在反省的孩子们每人一枚金币和一大包糖果。

只要有长袜子皮皮在，她就会独立思考并创造游戏规则，然后那些在哭泣的孩子就会变成最快乐的人。

“超人”皮皮带给孩子的安全感

与许多塑造榜样的作品不同，《长袜子皮皮》是孩童纯粹的梦想，它为孩子创造一个自在的空间，一个能够平等地向成年人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

1945年，《长袜子皮皮》在几经波折后终于出版，旋即引起了瑞典社会关于自由教育和儿童道德观的大讨论。许多人认为“皮皮是一个坏典型，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书中使用的语言草率和低俗，整部作品非常不道德”。

但事实上，《长袜子皮皮》是一部极其温和、道德的作品。

首先，它是阿斯特丽德作品中罕见的基于想象的作品。这种幻想性决定了皮皮的挑衅是温和的，正如阿斯特丽德本人所说：“长袜子皮皮是一个以儿童形象出现的小精灵，被搬到一个非常普通的环境里。她依靠超自然的体力和人所不及的超人条件，可以完全不依赖成人，过着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皮皮是一个特殊的儿童，她绝对不是普通儿童的榜样。”

哪怕是再小的孩子，也能看出皮皮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可以说，《长袜子皮皮》是林格伦基于尼采超人理念进行的文学性试验——她赋予皮皮能举起大马的神力、满满一袋子金币的财力、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些都让皮皮不受制于现实生活，成了一个“超人”儿童。

《林格伦传》，作者：（瑞典）玛卡列达·斯特罗姆斯泰特，译者：李之义，版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6年1月。

而在故事中，皮皮也是温和的，她从未真的带领书中的孩子做出反对、打破成人规则的行为，她的挑衅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如果真诚地与人讨论、指出平常之事中的谬误，算得上是一种挑衅的话。

阿斯特丽德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极具道德性的问题：当一个孩子超越了现实生活，被赋予全面的能力，她会拿这些特殊能力去做什么呢？

在她创造的世界里，皮皮拿金币给全镇的孩子买糖果和玩具，还不忘记给小猴子尼尔松先生的礼物，自己却什么都不需要。皮皮哪怕有能打败世上最强壮的大力士的神力，也从不主动挑衅，只会在有人做出冒犯之举的时候，心平气和地将对方扔到房顶上，小小地惩罚一下。

难道这还不够道德和良善吗？想想那些卢森布鲁姆小姐们吧！“超人”皮皮别无所求，只是坚持不伪善，去保护心灵受伤的孩子，并捍卫自己表达的权利而已。

皮皮的存在对于读者来说近似于一个安全阀，有瑞典读者评论道：“我把了解皮皮作为一种解放——当我知道一个成年人创作了这本书的时候，感到非常得意。至少，有一个大人知道作为一个孩子的感受，并站在小孩子一边。皮皮可能给了我，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孩子很大的勇气——向成年人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得到了回答。”

但哪怕是这样温和的挑衅也难以被复杂的成人世界接纳。显而易见，《长袜子皮皮》刺伤了当时保守的瑞典社会。

面对以规训孩子为出发点的道德与教育观点，阿斯特丽德指出了其中的荒谬：

“作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很不容易。世界充满陌生、可怕的东西，这个一无所有的孩子要依赖的就是已经活了很久、知道很多东西的成年人。在小孩子周围建立一个安全、温暖和友善的世界，本来是成年人的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吗？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们从早到晚，辛辛苦苦教育孩子，恨不得孩子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成年人心胸要开阔一些。对待他们，就应该像对待其他成年朋友一样。给孩子爱，更多的爱，更更多的爱，仁义自然就来了。”

不论是作为挑衅者，还是作为梦想，长袜子皮皮以及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价值都是永恒的。阿斯特丽德的一生中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等诸多大奖、影响了全世界的大小读者，而在阿斯特丽德离世后，瑞典政府为纪念她于2002年设立了“纪念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文学奖”。此奖项是世界上奖金最丰厚的儿童文学奖，澳大利亚华裔作家陈志勇、日本绘本作家荒井良二等才华横溢的创作者都曾获此殊荣。

当然，永远有人无法接纳长袜子皮皮无伤大雅的玩笑。《长袜子皮皮》出版30年后，一位已经离开东德的教师写信给阿斯特丽德说，她昔日的同事因为在班上为学生们高声朗读《长袜子皮皮》片段，被开除了。

自《长袜子皮皮》问世，80年过去了，一个长袜子皮皮式的挑衅者在今天仍然面临着许多阻碍。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若以《长袜子皮皮》为标尺，一切又似乎丝毫未变。这也许正是我们需要皮皮、需要阿斯特丽德的理由。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王铭博；编辑：宫照华，申璐；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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