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会为什么越写越像张继？

在当今书坛隶书领域张建会和张继二位先生是毫无争议的引领者，张建会先生隶书端庄、浑厚深得《乙瑛碑》神韵而出己意，张继先生隶书奇肆、劲健，融《张迁碑》和简帛于一炉，他们二人的隶书都深得汉隶精髓，但又有各自的理解，成为当今隶书探索的不同方向。

但是从张建会先生近几年的作品来看，已经突破了端正的局限，开始走向奇险，线质也不求浑厚转而变得瘦劲，从整体风格来看似与张继先生同出一门。

如此巨大的转变，不由得让人感叹难道当代隶书就必须要追求奇肆怪异？个人的风格选择无需置疑和苛责，但是张建会先生和张继先生同为中书协隶书的主要评委，他们二人风格的近似将会诱使很多人向同一风格效仿，造成当代隶书风格单一，对于当今隶书的发展起到不良影响。

当科技取代了书法的实用性，书法只能成为一门纯艺术，这就更为强调自我和独特。在这种大环境下，很多人为了追求个性和夸张的艺术展现力，都极力的在求险，而抛弃端正。

毕竟正显得太过普通，险更容易与众不同，不过这种选择让书法陷入了投机取巧的境地，很多人都在结构上大费脑筋，忽视了基本的笔法训练，这让当今书法充满了单薄的怪异，偏离了书法的初衷。

书法是从实用性书写中发现、总结和展现文字艺术美的创作，其本质应该基于实用性，要适于识读。然而当今书法艺术化的倾向让很多人将识读当成一种创作束缚，弃之不为，专注怪异。

这种书风虽然能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却陷于表面缺乏内涵，不耐品味，也很难流传千古。

《书谱》有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书法学习必然要经历平正——险绝——平正的过程，求险是书法学习的重要阶段，但是停留于险也只能陷入怪异另类的境地，复归平正才是最终的升华。

纵观古代先贤没有几个凭借奇险闻名的，大多是在平正中显露个性得以流传后世，书法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在端正中表达自我。

然而将普通的事做到极致显然更为困难，毕竟几千年的书法史上，能够达成如此成就的也就寥寥几人而已，更多的人都是在平正中平庸。

当代人比古人更为聪明务实，求险而得眼前利益，不去追求千古不朽的虚幻。但是这让当今书坛整体显得过于浮躁、功利。

张建会先生如果坚持端正的道路，虽然不一定能够扛鼎时代隶书，但是最起码会给当代隶书增添更为丰富的元素，不至于与张继先生隶书混同。

书法崇尚自我，作为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应该充分考虑时代风格的多元化，避免趋向单一。从这一点上来说张建会先生的隶书风格变化似乎有损其时代责任。

艺术家的一生本就是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历程。然而，当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领军人物身上，并与另一位旗鼓相当的领军者风格日益靠拢时，便不能仅仅从个体层面来审视了。

这背后，是个人艺术追求与整个时代审美风尚、展览机制、乃至市场导向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复杂图景。

当代展厅文化强调瞬间的视觉吸引力，在数以百计的作品中，如何“跳出来”成为创作者潜意识的追求。

在这种“视觉竞争”中，“平正”之作往往需要观者静心品读、慢慢玩味，其内在的韵味与张力在快速的浏览中不易即刻展现。

而“奇险”、“瘦劲”、“夸张”的形式感，则更容易在第一时间抓住眼球，形成强烈的视觉记忆点。张继先生的书风，以其奇肆劲健、融合简帛的生动意趣，恰好契合了这种展厅视觉效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无疑为书坛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有效的“样板”。

张建会先生作为深谙此道的大家，其风格的调整，很难说没有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潜移默化。他从《乙瑛碑》的庙堂气象中走出，转向对奇险与瘦劲的探索，或许正是一种试图与时代对话、寻求更广阔认可与共鸣的努力。

这并非简单的模仿，而可能是一种在新时代语境下对自身艺术语言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当这种改造的方向，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种已被验证成功的范式时，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风格趋同的忧虑。

这导致当今书坛出现大量为奇而奇、为险而险的作品，线条单薄浮滑，结构刻意摆布，充满了“怪异的躁动”，却丧失了书法最核心的笔力与韵味。

古人论书，“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所有的变化都应生于笔底，而非出于刻意设计的构图。当对结构的追求压倒了对笔法的锤炼，书法便容易滑向浅薄的视觉设计，其生命力必然难以长久。

张建会先生的书风原本内含着汉隶正大的气象，若能在此基础上沉潜往复，从容涵养，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成就一种这个时代的、具有庙堂之风的隶书新典范。

这种典范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人们，书法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外露的张扬，更在于内含的静气与力量。

然而，他的转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客观上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也让当代隶书在风格探索的图谱上，失去了一种宝贵的、倾向于“中庸”之美（并非平庸，而是恰到好处的和谐）的维度。

我们并非要求艺术家为了所谓的“责任”而固步自封，牺牲个人的艺术追求。但是，对于像张建会、张继先生这样身处中书协隶书委员会核心、执掌全国性书法展览评审权重的领军人物而言，他们的艺术选择，确实具有超越个人的风向标意义。

他们的审美偏好，会通过评审机制，直接影响到无数投稿者的风格取向。这是一种机制的、无形的力量，它比任何有意的倡导都更为有效地推动着风格的趋同。

因此，领军人物固然有追求自我艺术极致的权利，但也应当时刻葆有一份对书法生态多样性的文化自觉。

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书坛，理应百花齐放，既有张继式的奇肆，也应有张建会过去那种端庄，还应有清雅、朴拙、流丽等多种风格并存。不同的风格之间相互砥砺、相互映衬，才能共同构成一个时代丰富的书法景观。

从这一点看，张建会先生放弃自己已然成熟且独具面目的“端庄浑厚”一路，转而探索一条与张继先生有所重叠的“奇险瘦劲”之路，尽管在艺术上可能是其个人的一次涅槃，但从对整个隶书发展的格局来看，确实是一种遗憾，某种程度上收缩了风格多样性的边界。

张建会先生的转变，是其个人的自由，我们应予以尊重。但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思考，却关乎每一个书法从业者。

我们是否在追逐时代浪潮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更深沉、更永恒价值的坚守？我们的书坛，是否因为对“与众不同”的过度追求，反而陷入了一种新的、“怪异”的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