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只道不寻常

1977年，卸去铁道部长的万里抵达合肥，出任安徽省第一书记。让万里没有想到的是，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各地反映逃荒要饭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他万里决定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安徽农业负责人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他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有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回到合肥后，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大别山的人民，为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十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问心有愧啊！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的；但是进了城，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安徽省委的《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