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最后的硬骨头，在山东敌后扩军到15万，最终却黯然离场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着蒋介石登上离开西安的飞机前，匆忙写下几行字：“我去南京期间，东北军交给于学忠管理，所有行动听杨虎城指挥。”这张手令，彻底改变了东北军的命运。

张学良被软禁后，这支二十五万人的部队顿时乱了阵脚。虽然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的于学忠被指定来接替，可他是1927年才加入奉系的外来人，在特别讲究出身的东北军里很难服众。蒋介石这边看准机会，开始对东北军动手，先把一些将领调走，再把部队拆分到不同地方。

等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时，原来完整的东北军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内部年轻军官和老派将领为打不打仗吵得不可开交，还闹出了“二二事件”。这支曾经威风凛凛的队伍，不到半年就散了架。

1937年开春，于学忠带着第51军搬到江苏淮阴驻扎。这些东北军士兵心里憋着口气，既为不抵抗的骂名难受，又惦记着沦陷的老家。

卢沟桥的消息传来后，这支远离故乡的队伍被编进第三集团军，调往山东防守。在连云港的海边，士兵们用简陋的工具修建防御工事，整天提防着海上的日本军舰。这年十二月，韩复榘不战而退，把山东大门让给了日本人，于学忠只好硬着头皮接过山东的烂摊子。

第二年春天在淮河一带的战斗中，51军靠着河道水网跟日军周旋，一个连打下来常常只剩一半人。在台儿庄战役时他们成功拖住了日军侧翼。这些胜利都是东北子弟兵用命换来的，最让于学忠发愁的是，部队损失的人和枪一直得不到补充，武器越来越差。

1939年1月，一纸调令又改变了于学忠的命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成立鲁苏游击战区，让于学忠当总司令，指挥着51军、57军和89军，这个新战区的划分很有问题，黄河以北归了冀察战区，苏北、苏中虽然名义上归他管，但辖区里的89军韩德勤是顾祝同的亲信，根本不听他的。

于学忠接令之后把自己的司令部放在沂蒙山区的沂水县东里店，这里山连着山，进出都不方便，跟地图上画的大片防区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一次于学忠命令89军配合行动，韩德勤推脱说要“先请示第三战区”。于学忠真正能管得着的，只有鲁中南的几个山区县城和小村子。这种明升暗降的安排，明显是重庆方面收拾杂牌军的惯用手段。

虽然处境艰难，于学忠还是想出了办法。他派出手下得力军官深入敌后，收编各地自卫武装。在鲁中南一带，不少地方民团主动来投，被改编成游击纵队。

这些新收编的部队虽然装备差，但对本地地形了如指掌。于学忠在蒙阴办了干部训练班，统一训练这些部队。在费县建的简易兵工厂，每个月能修好两百多支步枪。

这段时间里，于学忠在鲁苏战区的敌后战场上控制的范围扩大到二十多个县，在敌后形成了一块比较稳固的游击区。老百姓经常看见这位东北军将领骑着马巡视防区，他的军装袖子已经磨得发白，但始终穿得整整齐齐。

1939年9月，在鲁中南一个小山村里，于学忠见到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意味着两支抗日队伍开始在敌后战场中合作。

这种合作建立在共同打鬼子的基础上，双方都很有诚意。115师罗荣桓的部队经常和51军配合作战，一起袭击日军据点。有次联合行动中，两支队伍配合破坏了胶济铁路的一段，让日军运输线断了十几天。

平时双方还互相通报情报，交换缴获的军用物资。这种合作在当时中国战场上很少见，毕竟国共两党的部队在其他地方经常闹摩擦。但在于学忠的坚持下，鲁苏战区和八路军一直保持着这种特殊合作关系，直到后来形势变化。

就在跟八路军合作的同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保安司令秦启荣这些人不断制造摩擦。于学忠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一直保持着克制。当沈鸿烈要求他配合清理辖区内的八路军时，他明确表示“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日军，咱们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态度客观上给八路军在山东的发展留出了空间。但也因为这个，他在重庆军事会议上挨了批评，还有人偷偷打小报告说他“通敌”。

1940年开春，日军改变了战略，把重点转到后方战场。驻山东的日军第十二军调集三万人马，发动“肃正作战”。

这次扫荡比预想来得更凶狠，日军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一步步压缩根据地空间。于学忠的部队因为建制完整、目标明显，成了日军重点攻击对象。

4月12日天刚亮，57军113师师部在蒙阴遭到突袭，参谋长张植孚组织掩护时连中数枪。这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军官，直到最后时刻还紧握着手枪。随后的几个月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鲁西游击司令朱世勤在单县战死，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在安丘突围时牺牲。这么多高级将领倒下，说明战况已经危急到了极点。

1940年9月22日深夜，57军军部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军长缪澄流偷偷联系日军准备投敌的事情败露，111师师长常恩多当机立断，带着部队发动“九二二锄奸”行动。

这场打了一整夜的内乱，虽然及时阻止了叛变，但也让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完全公开了。蒋介石知道这事后，不但没有表彰锄奸有功的官兵，反而趁机撤销了57军番号。

这个决定让于学忠的实际指挥权变得更小。更麻烦的是，划归战区直属的111师和112师，都跟于学忠的部队合不来。111师师长常恩多早就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112师内部也是各怀心思。

1942年8月3日，111师主力在常恩多重病期间，由万毅等人宣布起义。这件事发生在日军新一轮扫荡的空当，严重削弱了鲁苏战区的防御力量。

更糟的是，1943年春天，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带着部队投靠了日军，开了一个坏头。吴化文的部队熟悉当地情况，他们的倒戈让根据地防线出了个大漏洞。

七月，112师副师长荣子恒在他父亲荣臻的怂恿下，带着两个团叛变投敌。这位前奉系军阀的重要人物，如今成了日军的说客，不停地劝老部下投降。这一连串的叛变事件，让于学忠忙得焦头烂额。

1943年夏天，于学忠带着仅剩的指挥部人员和一千多士兵，悄悄离开了奋战四年的山东。这支队伍白天躲藏晚上赶路，绕过日军封锁线，花了半个月才到达皖北。

当他们最后一批人渡过淮河时，鲁苏战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部队被安置在大别山边上休整，但已经失去了战斗力。重庆军委会给了于学忠一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实际上收走了他的兵权。

1944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撤销鲁苏战区番号。剩下的部队分别编入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官兵被打散补充到其他部队。从张学良离开陕西到战区撤销，这支曾经威风八面的东北军部队，在各种内外压力下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