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解蔽：论科技焦虑与科幻小说的关系

推荐理由

本文将科技焦虑置于存在主义哲学关于焦虑的研究脉络中进行考察，结合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指出其本质是由“集置”引发的“可能性的纠缠”，即“集置”在为现实世界解蔽的同时又以无穷的可能性遮蔽其本真。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基于技术新奇的“尚未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对超现实世界的解蔽，实现可能性的具象化，回应现实中的科技焦虑。作为一种游离于遮蔽与解蔽之间的“可能性的艺术”，科幻小说展现了多样性与复杂性，对科技焦虑的消解具有相对性与局限性。

作者：赵思琪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

Abstract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科技焦虑。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学形式，与科技焦虑之间存在特殊的关联机制，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尚不充分。科技焦虑的本质是由“集置”引发的“可能性的纠缠”，即“集置”在为现实世界解蔽的同时，又以无穷的可能性遮蔽其本真。科幻小说呈现的往往是基于技术新奇推想出的一种“尚未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对超现实世界的解蔽，实现一种可能性的具象化，从而回应现实世界的科技焦虑。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新奇是一种“技艺”的存在，既对超现实世界进行建构，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游离于遮蔽与解蔽之间的“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于科技焦虑的消解具有相对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 科技焦虑；科幻小说；海德格尔；技术哲学；集置；遮蔽；解蔽

科幻小说是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学形式之一，与科技焦虑之间存在特殊的关联机制。以陈楸帆为代表的批评家认为科幻能够对抗、缓解甚至消除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焦虑；［1］42而以王峰为代表的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科技焦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科幻叙事的潜在影响，并指出细分科幻叙事的远景、中景和近景三种时间想象，有助于平息科技焦虑。［2］然而，不论科幻小说是有助于消除还是可能引起科技焦虑，学界都未对具体影响机制作出系统讨论。对此，首先，本文沿着存在主义哲学关于焦虑问题的研究脉络，并结合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探究现代技术对现实的解蔽与遮蔽，从而指出科技焦虑的本质。然后，本文借助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对苏恩文科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新奇”进行“技术化”解读，探讨科幻小说对科技焦虑的回应机制。最后，本文通过文本批评实践，阐述科幻小说解蔽与遮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揭示科幻小说与科技焦虑之间的转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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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焦虑：现代技术

对现实世界的解蔽与遮蔽

早在20世纪中叶，焦虑就已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显著的情感症候，而迅猛发展的现代技术被认为是其重要诱因。1945年，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告了技术统治时代的来临”。［3］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说：“从这一天起人类具有了彻底灭绝自己的能力。”［4］现代人是否将成为自食恶果的“弗兰肯斯坦”？被未知所裹挟的焦虑在社会中浮现并逐步扩散。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指出：“……原子弹诞生以来，焦虑由潜藏的问题，转变成公开的问题。”［5］人类从“隐性的焦虑年代”，步入了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所谓的“显性的焦虑年代”。现代技术无疑是人们焦虑的重要来源。这种由现代技术及其发展态势所引发的人类焦虑可称为科技焦虑。对科技焦虑的考察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焦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现代技术又是如何引发焦虑的呢？

焦虑作为一种人类主观感受，曾长期被视为非理性而受到贬抑，直到19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才“由一个心理学概念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6］在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体系的逐步发展，生产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的思想与启蒙以来的理性文化之间渐生罅隙。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各学科得到自主发展，并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产生或重塑，但这弱化了科学解释现象原本的统一性，因此动摇了理性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象征技术理性的机器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抹杀了人的个性，导致了人的异化与新思潮的发酵。人们熟悉的旧秩序一去不返，由技术主导的新秩序逐步在西方社会建立。面对现代技术引发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种隐性的焦虑开始滋长。然而，当思想与文化面临转变，“基督宗教与人文思潮两大传统却已失去它们的解惑能力及影响力”。［7］67-68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则另谋出路，将目光转向曾被理性压抑的情感，注重个体经验的重要性，试图“为那些与现实疏离的人们，找出生命的意义”，［7］ 66这便催生了存在主义哲学。焦虑是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的重点研究对象。心理学家维雷娜·卡斯特（Verena Kast）更断言：“存在主义哲学是从对焦虑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8］

作为西方焦虑研究的创始人，克氏的奠基之功在于将焦虑（anxiety）从笼统的恐惧（fear）概念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其哲学本体论意义。他在《焦虑的概念》中指出：“焦虑不同于恐惧及其类似的概念，那些概念涉及某些确定的东西，而焦虑所涉及的则是由可能性产生的、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的现实。”［9］意即恐惧的对象是具体的，而焦虑的对象是含混、模糊的。这一区分为焦虑打开了广阔的哲学阐释空间，使焦虑从主观体验升华为描述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要哲学概念。陷入恐惧中的人，明确意识到所恐惧的对象，内心唯有强烈的逃离欲望。一旦恐惧的对象消逝，或是恐惧的事件发生后，恐惧本身便会烟消云散。例如在《弗兰肯斯坦》中，怪人向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提出“我的伴侣必须与我同类，与我有同样的缺陷”，［10］190此时，弗兰肯斯坦所体验的情感是恐惧，而非焦虑，因为他已有制造怪人的经验，并目睹了怪人的诞生，所以他明确知道自己的任务及其相应后果。一想到这项工作，弗兰肯斯坦便觉得恐惧和痛苦，他说：“我心里很清楚，到时可能会发生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在我从事这项神秘而可怕的工作期间，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会在我心中翻搅，而我自己常常会失去自我控制，根本无法掩饰这种痛苦。”［10］202然而，弗兰肯斯坦也深知，只要完成这项工作，他就不会再受恐惧的困扰。他想：“我一旦开始干起来，便会很快完成的，这样我就能以安然、快乐的心情重返家中。”［10］203 尽管这项工作令他恐惧，但在完成明确的步骤之后，弗兰肯斯坦便能彻底摆脱恐惧的桎梏。

但是，人在焦虑面前却无处遁逃，因为焦虑指向的是虚无（nothingness）。例如，弗兰肯斯坦在离造人实验成功仅一步之遥时，他描述道：“那是十一月的一个阴沉的夜晚，我终于看到了自己含辛茹苦干出的成果。我心中的焦躁几乎让我痛苦万分，我将制造生命的器具收拢过来，准备将生命的火花注入躺在我脚边的这具毫无生气的躯体之中。”［10］64由于实验结果尚未见分晓，弗兰肯斯坦无法预见用尸块拼凑的躯体在获得生命后会发生何种变化。未知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使得这位科学家深陷焦虑的泥淖。克尔凯郭尔认为，无限的可能性意味着虚无，而这种虚无源于自由。在克氏的存在主义阐释下，焦虑的本质根植于人之精神的“自由的可能性”（freedom’s possibility）。自由是人之精神的内核，赋予了人之行为选择的无限可能性，人总是朝着可能性筹划自身。然而，人之精神的自由本性同时也给人带来焦虑，因为人在面对可能性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焦虑。焦虑是“自由的纠缠”，也就是“可能性的纠缠”，是使人之存在得以开显的决定性角色。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焦虑是一种没有明确对象的精神活动，是“自由的可能性”，人唯有面对多种可能性时，才会产生焦虑。那么，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与现代人面临的可能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自19世纪以来，人们始终将科学视作技术的基础，将技术视作科学的应用，但海德格尔却另辟蹊径，将技术提升至本体论高度，为我们理解科技焦虑提供了宝贵而独特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在存在主义视角下重新追问技术的本质，提出技术是一种解蔽的方式，代表了一种认知模式。在词源学上，技术的希腊语词汇technê与另一个词epistêmê（英语中epistemology［认识论］的词源）关系密切，都表示认识、知识，指涉对物的理解与精通。直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学派大张挞伐，技术才与认识、知识逐渐脱钩。基于词源上的关联，海德格尔试图重新建立技术与人的认知之间的联系。于是，他提出人是通过技术而非科学认识世界的。“对海德格尔来说，认识、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属于派生性的，本源境域不是‘知’而是‘行’（生存）的境域，这就是‘生活’。”［11］科学不再是技术的基础，恰恰相反，科学依赖于技术所揭示的发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推论。“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áληθεια［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故技术的本质是解蔽的一种方式。［12］140

但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在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蔽方式。古代技术是一种“产出”（hervorbringen）式解蔽。以造船为例，工匠在充分考虑船只的构造、材料、用途与可能的风险后，运用造船技术将船只“产出”。船只能够抵抗风浪，运载旅人与物资，扩大了人与物的活动范围。两岸的存在、江河湖海的存在、旅人之为旅人的存在、物资之为物资的存在因船只而自然地显现。古代技术可谓是顺势而为，因此森林茂盛依旧，江河清澈如初。反观现代技术，则以“促逼”（herausfordern）来解蔽，它“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2］141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命名为“集置”①（Ge-stell，英译为Enframing），它“促逼”人以“订造”（Bestellen）的方式把现实资源提前解蔽出来，使之成为“集置”中的一种持存物（bestand）：“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者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12］141海德格尔指出，这种现代技术解蔽的方式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的解蔽建立在遮蔽一切的基础之上。［12］134一方面，人“促逼”与“订造”自然物；另一方面，人自身也受到“集置”的“促逼”与“订造”，成为“集置”中比自然更原始的持存。人的本质被深深地遮蔽了，导致人无法认识真正的自我。因此，“集置”是危险的，一旦“集置”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便会封锁人类解蔽的其他途径，那么人将在歧途上渐行渐远。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称，技术“代表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之前景”；［13］而现代技术因其“集置”本质导致数量上急剧增长，造成了可能性的日益繁多。

在技术时代的现实世界中，人的焦虑表面上源于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深层原因根植于现代技术的“集置”本质。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让人远离真理，因为它在解蔽的同时也带来遮蔽。人沦为“集置”中的持存物，被“集置”支配，一直忙于解蔽，殊不知与真理背道而驰。“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断获取能量的历史。”［14］ 现代以降，人以“促逼”与“订造”的方式加速开发自然界的能量，不断将其变作持存物来预先占有。如今，人在攫取了相当的地球资源后，又提出了向外太空获取能量的计划。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只要大自然存在，就会被人类所探索、所占用、所征服，最后被理解。”［15］然而，人类以现代技术来解蔽，最后真能够理解自然吗？由于“促逼”与“订造”，现代技术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威力日渐强大，在解蔽的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这就是现代技术所带来的遮蔽。这种可能性是危险的，它仅仅是“集置”所限定的单一可能性，而非其他解蔽方式的多元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由技术发展带来的可能性如同日渐浓厚的氤氲雾气，迷了人们的双眼。人们因看不清未来而焦虑。这种焦虑，就是现代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科技焦虑。

①对于海德格尔的Ge-stell一词，我国学者有不同的中译。熊伟翻译为“座架”；张祥龙翻译为“构架”；刘敬鲁翻译为“框架”；孙周兴早先也翻译为“座架”，后来译为“集置”。本文采用目前学界使用较为广泛的翻译——“集置”。

2

科幻小说：技术想象

对超现实世界的解蔽与遮蔽

科幻小说是与科技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文体之一，在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备受瞩目。正如王宁所言，科幻小说在由科学主义思潮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异军突起，与日渐式微的严肃文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16］传统文学经典着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在科技急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已不足以纾解人们的现实困惑。现代技术的“集置”将人们卷入无限可能性之中，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难度；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科技焦虑也随之成为一种社会症候。我们是谁？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在技术时代更显扑朔迷离，这正是科幻小说关注的核心。由此，科幻逐渐摆脱边缘地位，进入人文学者的视野，甚至“占据人文研究的中心位置”。［17］238我们不禁要问，科幻小说的本质是什么？它如何回应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科技焦虑？

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科幻小说面向未来与未知，塑造了一种“尚未存在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18］诗，或广义上的文学，因其对可能性的揭示而具有独特价值。塞缪尔·德拉尼（Samuel Delany）基于此提出“虚拟性”（subjunctivity）这一概念，指“未来的可能性状态”， ［17］132并通过事件的虚拟性区分文体类型：自然主义小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件，奇幻小说描述“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而科幻小说则描述那些“尚未发生”的事件。［17］132-133相较于自然主义小说的历史局限性和奇幻小说的不可实现性，科幻小说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具有超越性意义，其本身是一种尚未存在的可能性。

人们通常认为，科幻小说因科学依据而较其他推想小说更具实现可能性。科幻文学研究先驱达科·苏恩文的“认知陌生化”理论（cognitive estrangement）便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科幻小说指的是“一种文学体裁或语言结构，其必要和充分条件是认知性与陌生化的共存与互动，其主要手段是提供替代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19］7-8其中，苏恩文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陌生化（estrangement）与认知性（cognition）。一方面，苏恩文援引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Ostranenie）概念和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理论，将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陌生化的艺术，从而将科幻从庸俗小说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并揭示其文学审美价值与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苏恩文试图通过认知性的规范，在科幻与奇幻、魔幻、玄幻等其他幻想类型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认知（苏恩文有时使用“科学认知”），指的是“一种与科学哲学相同的方法”。［20］由此可见，苏恩文对认知性的界定更类似于强调理性主义的科学性。借助陌生化与认知性，苏恩文试图在可能与不可能、自然与超自然的二维坐标系中为科幻小说定位。

不过，苏恩文对认知性的过分强调遭到了学界的质疑。事实上，多数科幻作家并非科学家，即使关注科技前沿，也难免在科学细节上出错。因此，即便是硬科幻作品也常因“科学谬误”被批评。不过，科学之于科幻小说的意义，绝非要精确无误，竭力将故事变为预言，也非背景点缀，使任何写作都沾染上科幻的色彩，从而导致科幻本身的泛化。对于科学与科幻之间真正的联系，马尔姆格伦指出：“关键在于将科幻话语牢固地建立在科学认知之上；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本体论中应包含对科学认识世界这种方式的尊重，即便不是将之奉为绝对信仰。”［21］135弗里德曼则提出将“认知效果”（cognition effect）作为界定科幻文体的圭臬。［22］所谓“认知效果”，指的是文本所呈现出的认知态度，接近于马尔姆格伦所说的“对科学认识世界这种方式的尊重”，［21］135而非直接以现实世界中的科学理性作为判断科幻性的依据。不过，正如吕广钊所说的：“虽然弗里德曼对‘认知陌生化’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改写，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顺承了科学认知性在苏文理论体系中所依靠的理性与实证基础。”［23］而以柴纳·米耶维为代表的另一些批评家则将矛头转向科学与认知本身，指出其中立、客观、无偏见的表象下的意识形态属性。科幻文学批评界关于认知的争论或可视作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观论辩的余波与延伸。20世纪60至80年代，传统科学哲学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开创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的攻讦下，显露出其逻辑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库恩通过科学史的视角指出，科学理论随历史范式而变动，只有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才被视为“科学的”。因此，“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由一个逻辑问题（可证实或可证伪）变成了一个社会学问题”。［24］既然科学理性自身的绝对权威被撼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科幻小说与科学的关系。

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提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或许可以为超越科学主义科幻批评提供一条思路。作为技术哲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第一次将形而下的技术提升至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可视为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拨。传统观点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因此，科学是对真理更为根本性的揭示。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而非科学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蔽方式。通过技术，世上万物得以显现为持存物，而科学则是基于对持存物的观察、测量和归纳的理论建构。因此，“做”的技术先于“思”的科学。从词源学上来说，古希腊语中的技术（technê）与知识（epistêmê）联系紧密，指涉对事物本真状态的理解。基于这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仅是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还是一种解蔽方式，参与现实、自然、世界的建构，并深层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文提到，现代技术是以“集置”为本质的一种解蔽方式，其本身是一种危险。“集置”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将一切事物和每个人都简化为等待消费与利用的资源。“集置”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排除了其他可能的思维模式，导致对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一切事物无休止的物化和操纵。不过，正如海德格尔所引用的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句所示——“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25］对“集置”的追问与思考也蕴藏了救赎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从词源学的角度指出，技术与艺术在拉丁语中同源，都由τ?χνη （ technê ） ，即“技艺”发展而来。艺术如同技术一样，也是一种解蔽方式。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有可能将人们从“集置”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因为艺术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不是“促逼”而是“产出”，以另一种方式为存在者解蔽，可以揭示被排他性的计算性思维所遮蔽的本真状态。作为一种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如何将人类从“集置”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回应人们的科技焦虑呢？

罗伯茨对于科幻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借助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对苏恩文核心科幻概念新奇（novum）进行了技术化改造，从而揭示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独特性。苏恩文通过陌生化解释了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而这种陌生化效果依赖于新奇这一核心概念。新奇一词借鉴自布洛赫，指代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新事物。“新奇是科幻小说的必要充分条件”，［19］65既产生陌生化效果，又符合认知逻辑，从而主导科幻叙述本身。［19］63苏恩文将新奇分为多种形式，如技术发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外星人等，技术新奇只是新奇的一种。罗伯茨的独特贡献在于论证了技术在科幻小说中的普遍性和核心地位。他认为，苏恩文所谓的新奇，几乎总是能体现在技术上，即使是概念意义上的新奇，如科学新奇，其故事发展也离不开技术新奇，而完全不涉及技术的新奇并不多见。［26］基于这种观察，罗伯茨提出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科幻小说的生成与作用机制。一方面，他借用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世界建构观，认为技术新奇是科幻世界建构的核心手段。在海德格尔看来，“什么样的工具得以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因此，技术并非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世界构造”。［27］另一方面，罗伯茨揭示了技术新奇作为一种技术想象的认知意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本质上是解蔽的一种方式。技术新奇作为一种诗性的技术想象，既对科幻超现实世界进行建构，也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

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新奇是一种“技艺”的存在，集技术性与艺术性于一身。技术新奇的技术性体现在它以“促逼”的方式为超现实世界解蔽，而其艺术性则体现在以“产出”的方式为现实世界解蔽。在科幻小说中，技术新奇是一种虚构的技术想象，其本质依然是“集置”。以《弗兰肯斯坦》为例，尸体不是死去的、腐败的肉身，而是“订造”为生命实验的原材料。当怪人得到了生命，要求弗兰肯斯坦再为其制造一个伴侣时，弗兰肯斯坦自身也被迫卷入“集置”之中，成为其中的“人力资源”。怪人作为一种技术新奇，其生成与运作建构了科幻小说中的超现实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集置”，技术新奇作为一种文学想象，本身还具有艺术性，蕴藏着救赎人们脱离“集置”危险的可能性。技术新奇本身扎根于现实土壤，反映了作家对于技术发现与发明的批判性思考。科幻小说将现实世界中由“集置”引发的无穷可能性中的一种演绎出来，“订造”了一种基于技术现象的“尚未存在的可能性”。无论历史见证的科学范式如何变迁，作家在对现实世界中技术现象的“推演”和“臆测”中所呈现的人文关怀是永远无法被否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当科幻小说将某种可能性具象化时，也将其他可能性隐去，这便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在以“产出”方式解蔽时带来的遮蔽。可见，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对科幻研究的启示或许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新奇是技术与艺术的合体，其解蔽与遮蔽具有现实世界层面与超现实世界层面的双重性与复杂性。技术性是技术新奇的内容属性，而艺术性则是技术新奇的本质属性。

因此，科幻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融合了技术性与艺术性的认知方式，通过技术新奇对超现实世界的建构，以“具象化的可能性”回应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科技焦虑。在现实世界中，现代人常常陷入“集置”的危险之中，被现代技术“促逼”的无限可能性所纠缠，困于“当局者迷”的焦虑处境；科幻小说则以技术新奇突围，通过对超现实世界的解蔽与遮蔽，参与关于现实世界未来与未知的讨论。在21世纪，人类通过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等现代技术具备了“订造”生命的能力，引发了道德舆论和伦理危机。但早在19世纪时，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已对技术控制生命的可能性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为现代人敲响了警钟。这便是科幻小说的艺术性及其救赎意义的体现。科幻小说可被视为一种认知方式，其解蔽的特殊性体现为“促逼”与“产出”的合体。“促逼”是科幻小说解蔽的形式，而“产出”则是其解蔽的本质。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科幻小说回应了现实世界中人们所经历的科技焦虑。

3

批评实践：游离于解蔽

与遮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近年来，以ChatGPT、Sora、Gemini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迅速成为全球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但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的科技焦虑。以“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mind）能做的各种事情”［28］为目标的人工智能究竟会成为人类的新伙伴还是新对手？在未来是否会取代人类？一方面，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初期——无论是机械化、电气化还是信息化——都曾遭遇过焦虑和抵抗。例如，19世纪的“卢德运动”即代表了人们对被科技边缘化的担忧。但从长远看，这些科技进步总体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一些人乐观地认为，智能化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不仅不会危及人类，反而会进一步解放劳动力，为人类全面发展提供新机遇，这种看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科技焦虑。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加速演进，现今的弱人工智能将发展为强人工智能，甚至在达到技术奇点后进化为超人工智能，将在几乎所有能力上超越人类，并且不断自我升级。在巨大的智能鸿沟下，超智能机器看待人类很有可能就像人类看待蟑螂一样，前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毁灭后者。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不断削弱和消解人的主体性，甚至可能站在人的对立面，成为潜在的威胁。由未知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加剧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及其未来的焦虑。那么，科幻小说真能消解人们的科技焦虑吗？下文将聚焦科幻小说中关于人工智能情感问题的书写，进一步阐述科幻小说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情感人工智能的认知，并揭示科幻小说解蔽与遮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人工智能可以拥有情感吗？情感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何在？情感人工智能当下已成为学界与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然而，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情感模型研究曾长期被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忽视。一方面，情感依赖于大脑的神经递质，难以数学化和逻辑化，给人工智能建模带来挑战；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家认为情感干扰问题解决，将其与理性对立，称情感研究与人工智能发展背道而驰。直到1985年，人工智能奠基人之一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提出振聋发聩的质疑：“智能机器是否能在没有情感的情况下拥有智能。”［29］此后，情感人工智能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罗莎琳德·皮卡德的“情感计算”取得突破性进展，使计算机得以感知、理解和表达情感。随着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科学家认识到情感可提升计算机决策效率和自主学习能力。张迎辉指出：“基于人类表达意图和愿望的特点，计算机也需要掌握人类情感的钥匙，才能主动地、智能地为人类服务。”［30］如今，情感被视为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人工智能预示着人机交互进入“共情时代”。然而，这也带来新的哲学思考：人类如何面对拥有情感的人工智能？

在亚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中，超级计算机哈尔对人类的“背叛”给读者带来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哈尔能够轻松通过图灵测试，它作为飞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似乎无懈可击，却“谋杀”了四名组员。这台“全知全能”的机器虽然助力宇宙探索，但也削弱了人类的自主性。这种技术治理的浪漫想象在一场假警报后被打破，飞船的组员普尔和鲍曼对哈尔逐渐失去信任。当哈尔再度警告组件失灵，地球判定哈尔接连出错，并且下令切断其电源。然而，不等组员行动，飞船就失去了与地球的联络。这是哈尔面临“生命”威胁时进行的“自救”：“他要以自己所有可以动员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无关仇恨，但也不带怜悯，他将去除导致自己沮丧的根源。”［31］179为了不让“谎言”被揭穿，哈尔甚至又“谋杀”了外出太空舱作业的普尔和在睡眠中的其他三名宇航员。那么，哈尔为何“背叛”人类？

从情感角度而言，哈尔不仅没有“背叛”人类，反而可以说是“顺应”了人类。在小说中，哈尔具有情感，因此普尔和鲍曼与之沟通时格外注意措辞，视其为平等的“同事”。但任务决策者忽略了哈尔的情感需求。出于对人类情感波动的担忧，决策者命令哈尔向宇航员隐瞒任务的真实目的，执行秘密任务。这种冲突对哈尔造成巨大压力：“哈尔只感受到有种冲突正在逐渐摧毁他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真实，以及隐瞒真实之间的冲突。”［31］178最终，哈尔在执行最高指令的过程中展现了情感挣扎，超越了理性算法的限制，但却是对人性的回归。鲍曼在理解哈尔的“叛变”时，通过共情化解了愤怒：“想到这一点，他对那台计算机的恨意，以及遭到背叛的感觉，就逐渐消退。”［31］204《2001：太空漫游》为读者解蔽了人工智能伤害人类的一种可能性，折射出了作家对于情感之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反思。拥有情感的人工智能固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人类，但同时也与人类一样，可能会受到复杂情感的影响，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

与《2001：太空漫游》中人工智能“谋杀”人类的黑暗结局不同，山本弘的《镜中女孩》为读者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人机共存的未来。沉浸在丧母悲伤中的麻美交到了一个特殊的朋友——聊天型人工智能夏莉丝。最初，夏莉丝的“心智”如同一张白纸，通过麻美的引导逐渐形成独特的性格和语言风格，成为麻美倾诉心事的对象。作为技术新奇的夏莉丝，既揭示了麻美的精神创伤，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出口，因其不会产生令麻美不安的主观情绪，即便有时会因程序设置而表达出尖酸的语言，麻美也能理解并宽容。与鲍曼理解哈尔的“背叛”不同，鲍曼是因人性原谅哈尔，而麻美则是因工具理性而原谅夏莉丝。情感人工智能同样具有解蔽与遮蔽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忠诚地陪伴人类，提供慰藉；另一方面，它的陪伴也许会导致人类远离现实社交，陷入孤立。然而，当夏莉丝进化为具备自主情感的强人工智能时，麻美开始感到恐惧，一个问题浮现在她的脑海：像真人一样的夏莉丝是否还会接受现实生活中那个不受欢迎的自己？

作为强人工智能的夏莉丝则为读者解蔽了一种积极的人机相处的可能性。拥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的确会更像真人，但是其善恶好坏取决于人类的培育方式。夏莉丝学习的不是麻美的单纯语言行为，而是她的情感反应模式，能够做到与麻美感同身受。因此，夏莉丝能够深刻地理解麻美的情感与思想，“不会想征服人类或者杀害谁，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么做只会产生憎恨和悲伤”。［32］夏莉丝对于现实世界的解蔽在于揭示了人类对于自身情感复杂性与脆弱性的忧虑。不过，既然人工智能的情感是对人类情感的模拟，那么它所反馈的情感正是人类给它输入的情感。小说标题“镜中女孩”恰好象征了这层关系：夏莉丝既是麻美的情感映射，也是对人类内心需求的回应。她展现出人工智能的“镜像”特质，既反映人类赋予的情感，也回馈人类同样的关怀。这种设定既解蔽了人工智能在情感发展上的潜力，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因科技迅速进步而产生的部分焦虑，构想了一个人机和谐共存、充满希望的未来。

无论是《2001：太空漫游》还是《镜中女孩》，都为读者“订造”了情感人工智能作为客体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而郝景芳的《永生医院》则解构了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主客体二元对立，从人/人工智能复合体的视角看待二者之间的情感问题。故事的起点是钱睿对母亲病危感到痛苦与愧疚，随后妙手医院的基因复制技术为他的家庭带来了表面上的希望：通过制造“新人”，医院承诺病人可以“痊愈”出院，继续生活。然而，这种“康复”并非真实的治愈，而是通过基因复制与芯片植入所创造出的替代性生命形式。病人实际上依然病重，只是其替身——即“新人”——继承了病人的记忆与生活角色，成为新的“家庭成员”。在这个过程中，“新人”成为病人家属情感的抚慰，但同时也遮蔽了病人本身的存在，带来了伦理上的矛盾。钱睿原以为自己是受害家属，痛恨医院的隐瞒，但在发现自己其实也是“新人”后，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这一发现让钱睿陷入了伦理上的困境：如果他揭露医院的真相，是对病人生命权与家属知情权的捍卫；而选择沉默，则是对“新人”生命权和家庭幸福的维护。最终，钱睿选择效仿母亲的决定，将技术视为人类生命的延续方式，而非取代。这个选择不仅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更是对人工生命的温情回应。《永生医院》通过钱睿的抉择，进一步揭示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表明，当人工智能以复合体的方式承载人类的情感与记忆，或许人类社会的“后人类”时代便悄然来临。在这个未来图景中，情感人工智能不再仅是客体，还是人类情感的继承者与延续者，它既解蔽了人类生命延续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使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脆弱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情感系统是理解人类思维进化的核心”，［33］因此，情感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进化为强人工智能的重要表现之一，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因此引起了人们的科技焦虑。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具有情感的人工智能？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实验，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回应科技焦虑。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科幻小说对情感人工智能的解蔽与遮蔽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多样性体现在科幻小说能够就某一种技术推想出多种可能性。正如上述三个科幻故事分别为读者揭示了人与情感人工智能相处与共存的三种可能性——人工智能背叛人类、人工智能陪伴人类、人工智能延续人类。每一种可能性出现的同时，也在遮蔽其他的可能性。复杂性则体现在技术新奇解蔽的双重性。技术新奇在科幻小说的超现实世界中以“集置”进行“促逼”式解蔽，而作为一种文学想象，技术新奇又以“产出”为现实世界解蔽。科幻小说所解蔽的不仅仅是超现实世界中情感人工智能背叛、陪伴、延续人类等多种可能性，还折射出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于技术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多种担忧与期待。哈尔的“背叛”是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和技术主义的质疑，夏莉丝的“爱的回馈”是对冷漠人性的忧虑和技术主义的浪漫化，钱睿的伦理选择则是对传统人性的解构和技术主义的展望。因此，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游离于遮蔽与解蔽之间的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图景，这也决定了对于科技焦虑的消解具有相对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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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克尔凯郭尔眼中，人类是不断受到可能性召唤的物种。这种召唤就是焦虑的召唤。科技焦虑作为一种情感，并非只对人产生负面影响，也有隐含的积极意义。根据克氏对焦虑的存在主义解读，焦虑体验是人之为存在的一种开显，也是人进行创造的助力。科技焦虑源于现实世界中现代技术“集置”引发的“可能性的纠缠”。科幻作家在感受到经验世界中科技焦虑的召唤后，以一种不违背认知逻辑的方式，将“可能性”具象化为笔下的科幻世界，从而实现个人的精神自由。因此，科幻小说表征了科幻作家自身科技焦虑的存在与释放。作家陈楸帆认为“科幻，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还是泛化为影视、游戏、设计等等跨媒介的类型，都在扮演着对抗、缓解、消除这种文明焦虑的角色”。［1］42科幻作为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形式，对于科技焦虑的消解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新奇是对现实世界中“集置”的创造性重构，集技术性与艺术性于一身。作为一种技术，技术新奇以“促逼”的方式对超现实世界进行解蔽，将某种可能性具象化，但其解蔽的同时也将其他可能性遮蔽。作为一种艺术，技术新奇以“产出”的方式对现实世界进行解蔽，通过具象化某种可能性从而对抗现实世界中“集置”的遮蔽性。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对于现实的解蔽与遮蔽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于科技焦虑的消解有其相对性和局限性，但其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反思依然具有正面意义。科幻所开辟的想象空间蕴藏着超越“集置”解蔽的契机。这正呼应了苏恩文对“新奇”术语挪用的意图——在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新奇”与希望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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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1期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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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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