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与乡的边界上他眺望乡土的未来｜“周荣池散文创作研讨会”南京举行

如果给青年作家周荣池画像，他是具有烟火气与人文魂的江苏文脉的传承者这一定位应当是恰当的。从《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到近年新作《父恩》《灯火无边》，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资源，以细腻诗意的笔触、沉稳厚重的文风，构建起一个充满“江苏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散文世界。

10月31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江苏文学院承办的“周荣池散文创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父恩》《灯火无边》

南角墩是周荣池一再书写的地方，这个离江苏高邮主城区不远的村庄，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观察乡村和城市的原点。如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所言，周荣池善于捕捉里下河地区风物人情中那些细微而深刻的记忆，将水乡的日常劳作、民俗记忆与个体命运交织成篇。他笔下的乡村人物，既有面对时代洪流难以抵抗的困顿与挣扎，又保持着土地所赋予的隐忍与坚韧。在诗化的意象与描摹式的叙事背后，涌动着对消逝乡土的诗性的凝视与深切的悲悯。在写作手法上，周荣池将地方志书写与文学表达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更以坚定的文化守望和新乡土写作的实践，为江苏散文开启了新的美学维度。

从周荣池的写作中能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乡土记忆到时代思考”的创作脉络。在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看来，周荣池直面城乡变迁的时代命题，不回避发展中的矛盾与困惑，通过对乡土与城市关系的深度思考，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文学视角。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写作者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深刻思考与艺术探索。

作为一组对照概念，乡村与城市在周荣池的笔下有着不一样的表达。在评论家穆涛看来，周荣池的许多写作是以城乡之间的精神纠葛为线索的，新作《灯火无边》尤其如此，灯火、上街、奔波、流浪、面色、断桥、洞燃、星空、角落、酒场、归途、闹寿、造饭、孤村、鱼虾、亡虫 蜗居、楼上、租客、澡堂、短雨、夜食、票根、无边，这24个篇名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周荣池关于城乡思考的整体性结构和脉络。他以有意味的细节推动着散文的叙述，语词和细节彼此间构成一种结构，无边的思考与惆怅沉潜在其中。

如果深究周荣池观察城市的视角，评论家何平以“中层知识分子”来指称。“周荣池这种处在城乡之间的人，实际上处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中间层，既不属于中心城市，也不属于乡村，正因为此提供了对于乡村、对于城市、对于中国社会观察的另一个重要的角度。他处于中国城乡转型的变化中，对于乡村的思考也是在城乡之间的，他提供了一个中层知识分子关于城乡的思想性文本，是真正有见识有想法的中国叙述。”

研讨会现场

事实上，从《父恩》到《灯火无边》，周荣池的写作发生了内在变化。以评论家韩松刚的观察，这种变化主要是认知上的。“周荣池一直聚焦乡土，文本中有着强烈的生活意识，到了《灯火无边》，他建立起的是一种以乡土经验为底色的现代生存哲学，对现代生活有哲学性的思考。他笔下不管是农具还是作物，都不再是日常装饰性的东西，而成了拥有自身尊严的主体性存在，这种主体性恰恰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的反叛或者抵抗。周荣池用植根于乡土的坚韧，构建了一个他所理解的世界，一个把人、物还有自己的心灵连接起来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一种精神的补给。”

评论家丛治辰同样关注到周荣池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修辞方式，“周荣池的修辞是缓慢的，背后隐藏的是他的思考方式、认知方式，他以自觉的意识写出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如他所说的一种‘共生和互相安慰的城乡关系’。他具有一种透过城乡表层的差异看到本质的认知能力，认为乡村和城市不同的经济方式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表层差别，同时产生了微妙的内心世界的差异，这是他对于城乡的洞见。”

“周荣池所有的城乡书写其实都是在写一种关系，他把这种关系写得深刻、复杂、辩证，这种关系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简单的和谐，而是一种有摩擦、有张力的关系，他散文的文学性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摩擦与张力当中。”评论家饶翔进一步剖析周荣池的城乡写作，“他观察的位置或者说书写的位置也很特别，既在又外在于城与乡，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他都是贴近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他作为作家的自我意识，其实也是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生成的，他那种真诚的剖析反省，从情感到文字的内敛，其中又是有刺的，造成了文本深沉的气质。”

评论家徐晨亮将关系置换成另一个词“边界”，“周荣池实际上书写的是城乡的边界，在边界不断移动的过程中，我们对城乡关系的经验和表达也发生了变化，城乡差异变成了一种心理差异。他的写作与我们的精神处境有密切联系，变化的城乡关系带给我们内心矛盾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获得了一种前沿性，这种前沿性不仰赖于模仿和阅读，而是在自我经验长时期的熬煮当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经验。”

不得不提及周荣池的语言，评论家王彬彬很早就发现，周荣池始终对于语言的平庸化有一种警惕，始终想追求语言的不落俗套，拒绝公共性的语言，他用一种独特的语言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表达得具体而真切。评论家栾梅健同样认为，周荣池用独特的文学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到他对乡村的观察与描写当中，不是单一的冷峻而理性的语言，而是介于理性与情感，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古典之间的一种文字。

周荣池的写作之所以形成了这样的文学风格，在评论家汪政看来，是因为他在重塑乡土中国时将其与他的生活成长、工作劳作等结合在一起，他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深刻的在场，“这种在场是身体的在场，他的写作是具身写作，我们的文学就是要这样写出身体，写出在场，写出活的自己，周荣池的所有散文归结到底是他的一种‘躯体化反应’。”

“周荣池跟地方之间的这种紧密、坚实甚至执拗的联系。其实创造了他的文学世界。”评论家何同彬引用人类学者项飙的“附近”概念重申周荣池与地方紧密关系的重要性。“项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附近的世界，新的媒介时代最先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消失的就是附近的人，这种消失带来了非常多的社会变化和问题，因此我们要通过关注附近来重构生活，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在周荣池的文学世界里，他坚定地通过感知周边来建构具体经验并形成自己的个体，这种建构不是浪漫化的，他对于乡村的凝视，包含着独特的乡村文化属性、人性属性。”

这或许也是评论家翟业军认为周荣池的散文叙述“述”大于“叙”的原因所在，“他不只是在讲一个东西，更多的是得讲述出自己对它的判断和感受，要将自己的态度写进文本中去。”这也是评论家王燕所说的“真诚”，“周荣池写作一直保持一颗真诚的心，以真诚对待人生，用自己的语言写出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以正常人的情感正常地表达生活。”

无论如何写城乡，评论家徐可表示，周荣池没有止步，他一直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中思考乡村的现在和未来。也如评论家王尧所言，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重要话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乡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这是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在周荣池的散文里，城乡是互相定义和阐释的，这是现代化的修辞。”

回归到周荣池本人，他自陈作为一个“野蛮生长”的作家，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开始思考“中年变法”，他不再留恋于过去的乡土，而是承认已经发生的城乡变化，思考城乡既有边界又互相安慰的关系。“不知道我所说的中年变法有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收获，我自己说了不算，但我尽力了，我还能做的就是守好自己的角落，相信有文学的善意和时光的恩情，我会见到自己的灯火无边。”

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鲁敏主持，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薛印胜，扬州市、高邮市相关领导出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