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 | 当科幻照进现实：赛博格如何在三重张力中定义我们的身份？

技术的现实发展与其文化想象之间的鸿沟，不是需要被消除的障碍，而恰恰构成了推动思想发展的辩证动力。

原文 ：《在三重张力中理解赛博格当代文化意义》

作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讲师 耿弘明

图片 |网络

从冷战情绪到大众文化想象

一个机械身体的类人生物驰骋在现实世界，那些旧时代的枪械战士、坦克大炮、机枪堡垒都被杀得片甲不留……这种形象借科幻类影视和游戏等大众文化作品而传播，可以称为赛博格的第一图像。事实上，这也是军事意义或真实历史意义上的赛博格的起源。

赛博格这一概念诞生于冷战期间，与美苏之间的科技博弈有着密切关系。1960年，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莱恩（Nathan Kline）在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撰写的一篇有关人类在太空环境中的药物、生物化学和生理学适应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他们的构想源于一个实际问题：如何使人类适应外太空的极端环境。在其设想中，赛博格将是一种人机混合体，通过各种植入式设备和药物调节系统来维持生理机能。彼时，赛博格意味着在军事竞争中人类可以拓展人体潜力，让生物元素与机械元素结合起来，成为高阶战斗力，在未来对传统有机体形成能力上的迭代。

自此之后，冷战、核能、太空、计算机带来的时代情绪，使得赛博格概念开始在科幻文学和流行文化中广泛传播。20世纪60至90年代，从美国科幻作家安妮·麦卡弗里（Anne McCaffrey）的脑船系列小说，日本动画《铁臂阿童木》（Astro Boy），马丁·凯丁（Martin Caidin）小说《赛博格》（Cyborg），再到1989年的漫画《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这些纯粹的文化想象不仅预示了后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处理人机关系的文化框架，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理解和想象赛博格的方式。

然而，对赛博格的界定如同对其他重要文化概念的界定一样，一直以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分散在无数话语中的多重碎片，时而凝结，时而流动，时而重组。更值得细究的是，当某个学者提出对赛博格的不同界定时，在貌似独立、中正、客观的界定背后，他所经历的科技话语场是什么？这些如何影响了他对赛博格的理解？

哈拉维：超越二元对立

“赛博格文化”理论维度的发轫点是哈拉维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她开宗明义地写道：“赛博格是一种控制论性质的生物机体（cybernetic organsim），是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既是社会现实，也是虚构创造。”从实存层面，把赛博格界定为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从构词层面，让控制论与有机体两个语词联姻。自此以后，哈拉维对赛博格的界定获得了经典性。对哈拉维而言，赛博格最大的魅力在于它作为一种不受性别、种族和阶级等传统分类限制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而这种二元对立是在赛博格之前很难摆脱掉的。那么，赛博格为什么可以给摆脱二元对立提供了如此有效的思路呢？这一表述背后有两个关键维度，它们有助于理解哈拉维这一概念界定背后的隐藏话语场。

第一，在哈拉维刚刚提出赛博格相关思考的时候，她的诉求中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和伦理因素，强调了赛博格会将二元对立推向新局面。这篇宣言的副标题便是“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在当时，哈拉维更多着眼于赛博格的负面属性，古老的“人类物种”代表自然，新兴的机器则代表工业，而人与机器的这种联合使得人离工业越来越近，离自然越来越远。这种联合是男权、理性、机器、军事的极度扩张，是二元对立中占优势一方的极度扩张，是对自然价值与女性权益的高度威胁。哈拉维说，这种人机联合让“泰勒主义的噩梦变得如田园诗般美好”。这是女性主义哲学涉及人机关系时形成的一个思想版本。

第二，哈拉维对赛博格的理解呈现出鲜明的隐喻、科幻、非科学化的特征，其写作并不以科学原理层面探讨为目的。这一方面与技术限制有关，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哈拉维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晶体、结构和场：20世纪发育生物学中的有机体隐喻》一书中，她对隐喻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予以高度重视，类比和隐喻不再是原始思维的体现，也不只是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手法，而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之一。因为突出二元对立中的赛博格，突出赛博格的隐喻性，哈拉维为反自然、反女性、反直觉的科学、男权与抽象的批判找到了新的象征物。她写道：“赛博格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性叙事——这是一个终结性的讽刺，因为赛博格也是‘西方’的对抽象个体性不断升级的统治带来的可怕的末世终极灾变。”与此相反相成的是，这种通信、信息、数字、机械带来的挑战和改变，也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提供了机遇和新的可能，“通信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塑我们身体的关键工具。这些工具体现并加强了全世界妇女新的社会关系”。

沃维克：理论的赛博格与工程的赛博格

如果说和赛博格有关的影视、动漫、游戏等大众文化构成了赛博格的一条明线的话，那么散落在各个学科里进行的与之有关的科学实验则构成了一条暗线。

在科学研究领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见证了一系列与赛博格相关的重要实验。20世纪60年代中期，神经生理学家何塞·德尔加多（José Delgado）开发了一种“刺激器”（stimoceiver）的装置，进行了一系列大脑刺激实验。这些实验为人脑与机器直接接口的可能性提供了早期证据，是赛博格技术的重要先驱。60年代末70年代初，威廉·多贝尔（William Dobelle）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始了人工视觉系统研究，最终证明了通过电子设备直接与人脑交互来恢复或增强感官功能的可能性。在义肢技术方面，1968年，犹他大学的史蒂芬·雅各布森（Stephen Jacobson）开始了一项旨在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机械假肢的研究，后来被称为“犹他臂”。

出于这一背景，沃维克区分开了真实的科学、工程、技术进展情况与科幻、文学、艺术、哲学世界里的思考，以及诸多媒体炒作出的种种赛博格讨论，这种区分是他的核心目的。在为《科学与宗教百科》撰写此条时，沃维克谈道：“值得指出的是，这篇文字是关于真实的赛博格的。”“真实”两字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立场的分野。它指的是基于具体科学技术进展的赛博格，基于商业工程实践而已经发生的真实化赛博格，而非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文学化赛博格，或已经引发伦理危机、导致人类世界质变的媒体化赛博格。

沃维克认为，在日常语用中，我们可以将种种身体与机器的结合称为赛博格，但要意识到，将计算机和人类神经系统连接在一起才是赛博格更具标志性的事件，并且认为机器拥有独特的智能，而且这些智能具有人类思维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此可见，以沃维克为代表的诸多参与文化讨论的科学界与技术工程界从业者，对赛博格的看法是持保留态度的，是务实且关注技术细节的。在技术发展最为迅猛的时刻，科技工作者反而表现出最为保守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

海尔斯：“关系化的多生命体系统”

哈拉维和沃维克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特征——将赛博格视为某种实体，作为实体之一的人的主体与作为实体之二的机器的主体的结合。是将“主体”本身放置在理论的关键位置上，还是让主体退场、让关系凸显？这是一个古老的思想史问题。与赛博格相关的讨论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反思。海尔斯是其中的代表，她更为注重“关系”，注重赛博格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在海尔斯看来，网络意味着无数节点之间无穷无尽的连接，这些连接和它们构成的系统才是更重要的。机器并非客体，也并非主体，它如同无数节点一般，散布在那些正常的网络中，在网络因突变而变得反常时，开始进化时，它也随之构建出新的连接，激发出新的可能。在节点的增生和连接的重构中，系统获得新的性质，随之而来，主体也开始了新的价值认同与行为模式。海尔斯指出：“作为全球互联网络的居民，我们与智能机器以及与我们共享这个星球的其他生物物种加入了一个动态的共同进化螺旋。”

不过，海尔斯提及赛博格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一定程度上，海尔斯所描绘的与赛博格的发展是平行的两套理论体系，“实体赛博格”与“关系化的多生命体系统”会是长期共存的状态。以个体人为中心的认知模式以及生理机制，都经历了漫长的生物性演化与哲学性确认，很难在短期内转变。在赛博格概念集合里，关系属性会变得突出，但仍是以个体为中心关系，而非以关系为中心的个体。因此，海尔斯的讨论更多地构成了“赛博格+1”的一个类型，而非取代了“赛博格”。

依赖大众文化与科技进展的演化

总结起来，在大众文化场域中，赛博格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特性的集合，可能包括超人的力量、速度、敏捷性等特性，也可能包括高级的智能和认知能力。而关于赛博格的哲学思考可能会引出一个新的集合，包括关于人类身份、自我认知、人-机融合等问题，以及很多相关联想，例如控制论的、人工智能的、军事的、游戏的，都会加入其中，构成概念组合。这种模式可以看作一个大的集合，其中包含了多个元素。这种模式下，赛博格是一个“大”集合，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元素，因此被称为“赛博格+N”。

在理论讨论领域，则是“赛博格+1”的模式，即只包含赛博格本身以及一个特定的元素，比如，哈拉维加入了女性主义，沃维克加入了脑机结合，海尔斯否定式地加入了关系、网络与分布。

更常见的，大众传媒领域仍旧会是“赛博格+N”的情形，它的核心变量是大众文化。在理论讨论领域，仍会是无数个“赛博格+1”的不断出现，此消彼长，它的核心变量是最新的科技进展。例如，当人工智能语言处理的大模型流行起来，赛博格、机器身体与机器大脑（大模型）之间的互动，“赛博格（机器人）+大模型”已经引发了新一波的讨论。在未来语境中，赛博格概念如何演化，仍旧依赖大众文化与科技进展这两个变量的演化。

在这种张力中——工程师的务实、理论家的狂欢与大众的想象之间的三重对立统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赛博格对当代文化的意义。技术的现实发展与其文化想象之间的鸿沟，不是需要被消除的障碍，而恰恰构成了推动思想发展的辩证动力。赛博格文化的最深刻之处，正在于它同时存在于实验室的精确计算和文化理论的狂想之中。这种多重性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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