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人晚死三年，刘备不可能入蜀，三分天下当有刘璋一份

刘备夷陵之战大败以后，诸葛亮喟然长叹道：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刘备的一次冲动与任性，葬送了蜀汉的精锐战力及无数人才，在他忧愦而死之后，给诸葛亮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好不容易夺下的蜀中基业，也险些步入了刘璋的后尘。

从后来的三国的军事格局来看，诸葛亮、姜维的北伐虽然难如登天，可如果想要在蜀中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个几十年，并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在蜀汉遭受了两次重创之后，即便是面临着人才凋敝的处境，后主刘禅还是在四川关门做了四十多年的安逸皇帝。

换句话说，以蜀中人才之盛、军备粮草之富足，刘璋脑子只要稍微正常一点，肯听从手下忠臣黄权、王累、严颜等人的建议，不要引狼入室，守好自己的门户，说不定日后在蜀中称帝的就是刘璋了。

到那时，三分天下的格局可能依旧，可蜀地的皇帝不是刘备而是刘璋，刘璋自守门户，东连孙吴，北据曹魏，也不失为做一个刘禅。

可刘璋的脑子却好像让门给挤了，对他好的人他偏偏不信，憋着要害他的人却又倚为心腹，结果把两代人的基业拱手送给了刘备。

刘璋虽然“暗弱”，可他好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是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漩涡里趟过来的人，总不至于会傻到这个程度吧？

事实上，刘璋此时的处境，就跟后来执意发动对吴战争的刘备有些相似。刘璋最为相信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对于刘璋来说，这个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刘备眼中的法正。

一

出于政治和史书体例等原因，这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被史书给忽略了，由于他是汉末刘焉、刘璋父子割据政权下的属官，他没能在《后汉书》当中留下传记。又因为他死的太早，没能参与到三国的风云变幻当中，不属于三国时期的人物，所以也没能被写入到《三国志》当中。

可在当时的社会中，给予了他非常高的评价。比如，以臧否人物而著称的许靖，就曾评价他说：

“如果他生活在中原地区，则即便是王朗也不能超过他。”

王朗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一流名士和学者，在魏国官至司徒，是曹魏帝国最顶级的人才之一。而王朗的才能更侧重于名声和学术，如果是论谋略和治理国家的才能，此人比王朗要强得多。

对于如此牛的人物，虽然《后汉书》、《三国志》中没有传记，可专门记录蜀地名人的《华阳国志》却必然不能遗漏。

这个人就是益州广汉郡郪县人王商。

王商的家族是益州的一流豪族，他的曾祖王堂在《后汉书》中有传。王堂字敬伯，官至汝南太守，是一位文武全才，既能领兵打仗，又能治理地方。因为为官正直，屡屡拒绝宦官和权臣的索贿而被打压，最后被罢官归田。

然而，他的名声却并不因为罢官而衰减，《后汉书•循吏列传》称赞道：“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执事自理”，把他视作东汉大臣中举贤任能的标志性人物。汉桓帝时期的顶级名士陈蕃，最早就是由王堂慧眼识珠发掘出来的。

王堂的幼子王稚，字叔起，是蜀地著名的隐士，他屡拒孝廉，朝廷三公十五次征辟他，皇帝派公车接他到朝廷做官，先后授以两千石、太常，都被他给拒绝了。

王堂的长子王博，王博之子王遵，都曾经出仕，具体官职不详。而王商就是王遵的儿子，字文表。

二

史书对于王商的事迹履历记载多有矛盾之处，比如，《后汉书·王堂传》说：“益州牧刘焉以为蜀郡太守”，而裴注《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引《益州耆旧传》却说“刘璋辟为治中从事”，后来迁为蜀郡太守。

再比如，刘焉死后，《华阳国志》说：“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而《三国志•刘二牧传》只说：“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没有点明王商的拥立之功。

围绕着这两处矛盾，对于王商的履历事迹就产生了很多疑问，如：王商是被谁选拔起来的，又是被谁任命为蜀郡太守，是否因为刘璋的“温仁”而参与拥立？

关于刘焉的身后之事，史书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但种种迹象表明，这里面隐藏着一个血腥的权力更替的故事。

刘焉赴任益州牧之时，已经心存了割据蜀中的异心，却只将第三子刘瑁带在了身边，其他三个儿子都在长安做人质。可见他对于三子刘瑁是另眼看待的，刘瑁被任命为别部司马，掌管赖以控制益州的部分兵权，刘焉又为他娶了吴懿的妹妹为妻，可知是把他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

而且，所谓“知子莫若父”，对于刘璋“温仁”的个性，刘焉是不会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将权力暗流涌动的益州交给刘璋。

所以，刘瑁“狂疾物故”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却又并不新鲜的秘密。州大吏贪图刘璋懦弱无能，从而将他扶持上台，以求更好的窃取益州的权力，这是符合赵韪等人的利益的。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王商是否是诸多心怀叵测的“州大吏”之一？这事关对于王商的人品评价，以及对他与刘璋之间关系的判断。

三

从种种迹象来看，王商不会是诸多别有用心的“州大吏”之一。换句话说，他与赵韪之流不是一伙儿的。

赵韪是刘焉的心腹，本身又是益州豪族，而且又被刘焉任命为司马。他之所以能扶持刘璋上位，凭借的是他所掌握的益州兵马。权力更迭的变革虽然充斥着暴力和阴谋，但其过程却是短暂的，以至于像王商这样的文吏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所以，纵然王商也是“州大吏”，同样被动的参与了对刘璋的拥立，但他的动机和赵韪是完全不同的。赵韪的目的是为了篡权，而且后来险些就真的篡权成功了，幸亏东州兵奋起反抗，这才让刘璋绝处逢生，顺势除掉了赵韪这个巨大的威胁。

在除掉赵韪的过程当中，王商应该是出了力的。

王商的蜀郡太守应该是刘璋任命的，王商死后，蜀郡太守由许靖接任，时年是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耆旧传》说王商“在郡十载，卒于官，许靖代之”，而刘璋接位是在兴平元年（194年），中间有十七年的跨度。

如果王商担任蜀郡太守十年的话，那么他上任的时间就应该是建安六年（201年）前后。而据《资治通鉴》的时间叙事，建安五年（200年）的年底，正好发生了赵韪作乱的事情，“蜀郡、广汉、犍为皆应之”。

由此可知，益州治所所在的蜀郡太守也是赵韪的党羽，可见刘璋当时所面临的处境是多么凶险。

而赵韪兵败以后，蜀郡太守也跟着倒台，刘璋自然要把这个位置换上自己最信任的人，王商在这个时候接任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那么，王商为什么成为刘璋最信任的人呢？

四

首先，家族的底蕴、家风和名气是公认的，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而王商品格，和他的曾祖王堂非常相像。

早在兴平元年（194年），马腾暗中联系刘焉攻打李傕，时任治中从事的王商就极力劝谏，结果刘焉不听。最后马腾兵败，刘焉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双双被杀，刘焉也因忧愤交加而死。

刘璋在身边诸多的恶意中上位后，赵韪等刘焉时期的实权派都在虎视眈眈，只有身为治中从事的王商尽心辅佐。在王商的治理之下，发掘并提拔了诸多益州本土的士族，一改刘焉时期益州本土士族对刘氏的敌视态度。

所以，我们看《三国志》中刘备后来招揽的益州本土官员，大部分都是在刘璋时期被发掘启用的，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王商的功劳。

在王商的努力之下， 益州从多年的战乱残破之中，渐渐地发展成了物阜民殷的沃野之地，让他东边的刘备和孙权垂涎欲滴。

所以，在阴谋恶意中一路走来的刘璋，对身边所有的人都缺乏信任，却唯独对于王商是绝对信任且依赖的。

据《益州耆旧传》记载，“璋懦弱多疑，不能觉信大臣，商奏记谏璋，璋颇感悟”，马超曾经想要联合刘璋对抗曹操，而正是在王商的劝谏之下，刘璋才拒绝了这个要求。

王商的理由很简单，马超是狼，狼是要吃人的，坚决不能引狼入室。这与后来刘备入蜀之时大臣们的劝谏之词大同小异，但是，别人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听，王商只要一说他就听。

然而， 这一切的美好到建安十六年就戛然而止。这一年，王商去世，作为外来户的许靖接替了他蜀郡太守的职务。

五

许靖在益州缺乏根基，也不具备王商那样的政治手腕，所以在王商死后，在君臣双方的猜忌之下，潜藏已久的恶意又渐渐地浮现出来。武将如庞羲、李异，文臣如张松、法正，总想着把刘璋卖了换点钱。

在这种情况之下，更是加剧了刘璋对于大臣的不信任。

在曹操南征荆州的时候，蜀地自刘璋以下，大臣们普遍都想着向曹操纳降，刘璋也三次向曹魏派遣使者，并且接受了曹魏的封爵。

然而，越是在这种声音一致的情况下，刘璋反倒觉得身边的人都是在害他。

所以，后来张松出使曹操，因为曹操对他不礼貌，便联系法正、孟达等不得志的人密谋投靠刘备，一起鼓动刘璋迎刘备入川。

这恰好迎合了刘璋的叛逆心理，他坚定的认为身边的人都在害他，只有张松、法正这几个少数派才是真心为他着想。

所以，不管黄权、王累如何拼命的死谏，反倒更加刺激了他的叛逆心理，让他更加迫切的希望刘备来拯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