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戴笠收到一份批捕申请，上写：李时雨有通共之嫌

1943年，戴笠收到一份批捕申请，上写：李时雨有通共之嫌，请批准逮捕。戴笠盯着 “李时雨”三个字，突然笑了声，批复：这人我亲自考察过，绝不可能通共。沈处长要是有疑虑，把证据送过来，再做决定。
李时雨的名字，想让军统头子戴笠皱眉，那得有点“分量”，可这天批捕申请刚送到案头，戴笠却轻轻点头，嘴角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让身边的秘书都看不懂。

一份送来的密报，像是把针插进了水面，没有泛起什么波澜，反倒让戴笠显得格外从容，他在批件上写下几句，语气里透着一种“你们还嫩点”的味道，仿佛李时雨是他亲自挑选过的棋子，绝不会轻易出局。
李时雨的履历说起来并不复杂，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在北平读书，身边不少同窗后来都成了风云人物，1931年，东北沦陷，校园里的气氛像是被点燃的硫磺，连平时温文尔雅的李时雨都眉宇间多了几分冷意。
到了1936年，李时雨仿佛换了一个人，悄悄利用同学关系混进了“剿总”当办事员，刚开始没人注意，后来有人觉得这位年轻人办事利落，性格低调，甚至连领导都乐意把麻烦事交给他。
1939年，正值汪伪政权忙着拉拢人心，李时雨带着一份“国民党代表”的假身份，出现在他们的大会上，他的法学底子和冷静作风，让汪伪高层觉得捡到了宝，不到两年就让他管起了军法和保安，甚至被授予少将军衔。
可惜就算是坐上了高位，他依旧让人看不清底细，偶尔夜里独自抽烟，目光总会落在窗外的黑影里，仿佛随时准备应对什么突如其来的危险。
天津那会儿，他和日军特务机关打起了太极，凭着一张派司和一辆公务车，硬是把电台部件一点点运过了法国桥，每次过关都像踩钢丝，路过哨兵时还能闲聊两句，没人怀疑过他的真正身份。
有一年，党内一位同志冯骥被捕，卷宗落到李时雨手里，他翻了几眼后，深夜把卷宗烧了个干净，第二天日军轰炸引发混乱，他淡定说卷宗都丢了，最后冯骥居然真被判了无罪。
等到日本投降，李时雨和范纪曼联手搞了场双簧，范冒充国民党少将，李时雨在一边配合，两人硬是把抗日志士杨树田从提篮桥监狱骗了出来，这场戏后来成了地下圈子里的传奇。
可人红是非多，李时雨的身份被人盯上了，军统内部的沈维翰递了举报材料，说他有通共嫌疑，这份材料送到戴笠手里，就是那天案头上的那一摞纸。
戴笠没有着急，反倒对下属说了句：“要真有问题，把证据摆出来再说。”他显然不信李时雨会出问题，更不信沈维翰的判断比自己还准。
没等戴笠摸清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反倒在飞机上丧了命，而李时雨之后准备撤离，没想到却被特务给抓了起来，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沈维翰还是觉得他有猫腻。

军统的刑讯手段出了名的狠，压杠子、灌凉水，李时雨那时候已经瘦得脱了形，嘴唇干裂却什么都不松口，哪怕是夜深人静时，牢房里传来的脚步声也无法让他眨一下眼。
证据一直拿不出来，最后只能以“汉奸罪”判了七年半，判决书落款那天，审讯人员脸上的表情比他还复杂，仿佛在审判一场难以言说的荒诞剧。
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省钱搞了次“清狱”，李时雨被提前放出来，没过多久，他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抬头挺胸，身边人都觉得他像是换了个人，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走了十五年，才终于能走到阳光底下。
退休后，他和妻子把大部分积蓄捐给了家乡的奖学金，说是“给孩子们一条路”，身边的朋友问他后悔吗，他只是摇摇头，仿佛这些年所有的惊险和委屈都不值得一提。
有人说李时雨这一生像是一把藏在鞘里的刀，锋利却又不露锋芒，可只有经历过那种“前后都是墙”的日子，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隐忍和智慧。
李时雨的故事从来没有跌宕起伏的英雄式高潮，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更多的是在风雨中咬牙坚持，不让任何一个细节露出破绽，哪怕身边所有人都开始怀疑，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信仰。
他的一生，像极了那个年代无数潜伏者的缩影，隐身暗处，却始终没有被黑暗吞没，等到尘埃落定，才有人开始慢慢拼凑出他的轮廓。
或许，真正的英雄从不需要高声呐喊，而是在黑暗中悄然守护着一抹光，直到黎明来临。
参考信源：李时雨：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我党潜入汪伪核心的“窃听器”河北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