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推荐｜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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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中国哲学史专家、教育家 石峻

《新唯识论》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以纵贯旁通、辨析入微的系统结构来阐明推扩体验身心之学的奇书。——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著名学者 杜维明

熊氏的哲学，博大宏深，自成体系。他的哲学是深造于大乘佛教及易经哲学的结晶。他解悟佛学大乘之弊，乃反归于易道之生生思想。这有赖于宋明理学之承受佛道影响而归本于儒家易学。但他较诸宋明诸家更能正用佛释，吸收其精华，但在根源上却认同儒家，积极地开创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宗的哲学网络。——世界著名哲学家、美籍华人学者 成中英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熊十力（1885-1968）堪称一位独特而耀眼的人物。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也是新儒家代表性学者，更是一位富有宏大气魄和创新精神的狂儒式学者。今天，让我们跟随《熊十力传》一起走进这位哲学大师的精神世界。

《熊十力传》是全面展现熊十力先生人生道路、思想与学术体系的大家传记作品。从放牛娃到自学成才的著名哲学家，熊先生曲折的成长道路、为学的坚韧不拔，以及他宏大的学术气魄和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都给后辈学人以激励和启示。本书也是大众了解新儒家、了解当代哲学发展状况和脉络的极佳参考书。

作者宋志明，哲学博士，中国哲学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2004—2018）、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理事长等。宋志明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工作，对熊十力先生的精神风貌及其独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有精深研究，他的写作资料充实，持论公允，严谨的行文中透出传主之神采，他的作品堪为大家传记类佳作。

精彩抢先读：

《熊十力传》序言

熊十力先生，湖北黄冈人，早年投笔从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以后脱离政界，受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培育人才，研究理论学术。他刻苦自励，著作等身，是名扬海内外的哲人。

他早年曾经跟欧阳竟无大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过佛学，而且深有体会。但他并不一贯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后来他对佛学，特别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识一派做了系统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过去也有人说熊先生是正统儒家。细想起来，这话似乎也不全对，因为他不是在一切理论问题上都遵奉过去儒家的学说。总之，他无论是对于佛家还是对于儒家，都可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如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是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而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失败的方面则是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大众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此中更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并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热衷于争权夺利，生活也转而腐化堕落了，道德败坏得简直不成样子。

这个历史教训，对一向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熊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慨然脱离政界，想专门从研究学术思想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改变当时那种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学，虽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改造人心来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这本是过去戊戌变法时期激进派思想家谭嗣同乃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学者章太炎等人曾探索和走过的道路，熊先生也不自觉地跟着走下去，尽管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熊十力后来研究佛学久了，认识不断加深，终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他开始下定决心，要从佛学中走出来，在思想上酝酿着如何有所转变的问题。后来便大胆地创立“新唯识论”学说。这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断然与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说”“国粹论”与“全盘西化论”都不相同。我们真可以说他是“独辟蹊径”。他博采各家之长，重新全面地加以改造，构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对于儒家正统思想，该否定的东西，他也主张必须加以否定，决不盲目地跟古人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把熊先生简单地称为“醇儒”或所谓“儒家正宗”，看来也不妥当。

总之，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

熊先生学无常师，涉猎甚广。他一贯认为，有关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绝不是单靠书本就可以从字面上寻得的。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语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种对思想精神实质的体会。照他看来，一部书是真是伪，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印度人写的，都不能成为衡量是非与有无价值的标准。他曾一再讲过，目前像某些外国学者，虽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真的懂得佛学。简言之，字面上的了解，绝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他这种特别强调“得意”的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熊先生虽一向主张青年们要博览群书，但他又再三强调精读有恒，并且提倡用现代的、活的语言来讲明中国古代的哲学。看来这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应用。

熊先生虽极力提倡做学问应当放眼世界，但特别注意着眼于古代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和优良传统，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真不愧是一位爱国学者。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绝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不能详说。仅以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之争而论，熊先生比较接近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并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王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等，对熊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经》（包括《易传》）上一个“生”字来代替一个“灭”字，引证“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入世思想来改造印度佛教宣扬的涅槃寂静的出世思想，则应当看作他思想的核心。称实而论，他的所谓本体论证明的目的在于提高道德修养境界。

最后，可以肯定地说，熊先生是一位不断要求进步的爱国学者。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观思想意识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偏少。他经常有“知我者希”之叹，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苛求前人，而应当认真地总结近现代中国理论战线上的思维教训。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宋志明同志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对于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早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发表。现在，他在总结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不仅资料充实，论点亦属公允。其中有贡献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者，当无疑义。是为序。

石 峻

1993年元月于北京

编辑｜王蕾雅

复审｜李 鹏

终审｜张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