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煎茶七类》：茶道即人道，味外有余韵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天池山人，是明代艺坛罕见的全才型人物。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领域皆有卓越建树，尤以泼墨大写意画风开一代新风，被后人推为大写意画的宗师。然而与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坎坷多舛的人生际遇——科场失意、幕府沉浮、牢狱之灾，乃至精神几近崩溃。正是这样一位“半生落魄已成翁”的文人，却在煎茶这一“微清小雅”之事中，寻得生命的片刻安宁与精神的回甘。

《煎茶七类》虽仅二百余字，却被视为明代茶事理念的典范之作。该文并不拘泥于煎茶程序或茶器选择的细节，而是将关注重心置于饮茶者的内在修养、品饮环境与交流对象，展现出鲜明的文人茶道特质。

《煎茶七类》将“人品”列为茶事第一要义，强调“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提高了茶事的文化门槛与精神维度。在具体实践层面，徐渭提出“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的择水观，并注重“活火”烹茶与冲泡时间的精准把握，反映出明代叶茶冲泡的审美追求。在品饮方式上，他主张“先涤漱，既乃徐啜”，以求充分感受茶汤的甘津与韵味，并提醒勿以他果杂香干扰茶之本味。

择水、取火仍沿用古法。不同于古时末茶，明代叶茶冲泡时间要把握得好。冲泡急了，味没有出来。时间过长，则不够鲜甘。品茶时，先涤漱口腔，唤醒味蕾。然后慢慢啜饮，让茶汤浸润口腔，充分感受茶的滋味。在滋味的回甘中，品悠长韵味。

此外，徐渭格外注重茶事的环境与人文氛围。他认为理想的品茶场所应是“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而茶侣则宜为“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之类超脱世俗之人。他将茶的功用提炼为“除烦雪滞，涤醒破疾”，在“谭渴书倦”之际饮茶，“策勋不减凌烟”，赋予茶事以精神慰藉与心灵超越的深意。

明 徐渭 墨葡萄图

《煎茶七类》虽非徐渭原创，他在文末注明“乃卢仝作也，旧编茶类似冗，稍改定之”，但经其精炼、润色并以书法写就，已成为融合文学、哲学与艺术表达的“艺文合璧”之作。文中对“人品”“茶宜”“茶侣”的强调，与徐渭晚年“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生命状态形成深刻呼应——尽管身处困顿，他依然在茶道中坚守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

明.徐渭《墨葡萄图》

徐渭在七十二岁高龄时所书的《煎茶七类》，笔墨老健潇洒，意蕴淡远雅致，完全不见其生命末路的潦倒与孤寂。正如他在《墨葡萄图》中的题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那些曾被时代忽视的“笔底明珠”，包括《煎茶七类》及其茶道思想，终在后世照亮了郑板桥、齐白石等一代代艺术家的心灵，成为文人精神的不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