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泄露“炮击金门”计划，因何中央不追究责任：他是爱国人士

1972年7月23日深夜，澳门镜湖医院的楼道里灯光暗淡。七十二岁的曹聚仁喘息急促，他拉着妻子李璧如的手，只留下一句含糊的话：“要是能再见主席就好了……”旁人或许不知道，这位写了大半生专栏的记者，十四年前亲手把解放军“炮击金门”时间表提前印上了新加坡《南洋商报》。泄露如此机密，按常理早该问罪，却偏偏无人追究，他还先后五次获毛泽东、周恩来的单独接见。这桩看似矛盾的往事，要从1956年夏天说起。

1956年7月中旬，曹聚仁携带一本剪得稀烂的采访手册，经罗湖桥进入广州。彼时，他已是《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常年往返香港、东南亚，和台北方面也保持联络。中联部安排他北上，北京的气温超过三十度，可颐和园昆明湖畔却风凉水阔。16日晚，周恩来设宴招待曹聚仁、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曹聚仁爽直发问：“总理，和平解放真有这么大把握？”周恩来微笑答道：“票面与实值相当，第三次国共合作绝非空谈。”一句话点明统战方向。这场谈话第二天被曹聚仁写成通讯稿，通过香港办事处发往新加坡。文章里的“第三次合作”一语，很快在海内外掀起波澜。

短短三周后，他再度奉召抵京。毛泽东正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客，印度尼西亚总统来访的欢迎仪式便由刘少奇主持。曹聚仁与毛泽东对坐近三小时，具体内容无人旁听，事后老记者只向家人透露一句：“主席让我把《蒋经国论》寄过去。”此时，国共两边都需要可靠的民间信使，他的双重人脉恰恰符合要求。

时间来到1958年7月，黎巴嫩、伊拉克革命的烽烟吸引了美国大批兵力，台湾上空却出现了蒋军频繁侦察机。17日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紧急会议，定下“用重炮敲打金门、马祖，牵制美军”的策略。次日，电报飞往福州军区，点名叶飞担任前线总指挥。炮兵测绘忙得脚不沾地，连夜校炮。军事命令封存于绝密档，福州与北戴河之间靠专线加密电话联络，外界几乎无从知晓。

就在前线一片紧张时，北京另一个饭局悄然进行。8月上旬，周恩来邀曹聚仁共进晚餐。席间，客人谈起上海影坛逸闻，东道主听得轻松，忽然问道：“行人写新闻，若抢先几天见报，可有顾虑？”曹聚仁摇头：“早一天露出去，读者爱看。”这句对话后来被他添进专稿，似是随口，实为暗号。北京没有明说禁令，又默认他可将若干“分寸之内”的信息传往海外。

8月22日晚，香港电报局收到一份加急电文，落款“郭宗羲”。内容很简短：厦门对岸炮兵已调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行动。23日中午十二时整，十余个火炮营同时开火，金门顿成火海。新加坡人翻开《南洋商报》，惊讶地发现凌晨版早已印出“解放军或对金门实施惩戒性炮击”的报道。六小时后，爆炸声证实了报纸的预言。

更离奇的是，十月六日国防部宣布“暂停七日炮击、准许无美舰护航的补给船进出”。同一条消息，两天前就已出现在《南洋商报》香港版。署名仍是“郭宗羲”。事后有人追查，香港分社并无此人，只有一位负责收稿的郭旭。郭旭回忆：“稿件是曹先生递来的，我只是代为拍电。”由此，泄密者呼之欲出。

依照军法，提前暴露作战方案，无论有意无意，皆属重责。可中央始终未提追究。原因何在？

第一，战略目标不同。炮击金门旨在政治示警，而非登陆作战。时间与强度适当外泄，可令蒋介石误判我方只打岛不打本土，降低敌方进一步冒险的可能。

第二，需要对台保留沟通渠道。曹聚仁与蒋经国非但有师友情分，还共享对大陆形势的最新观察。通过他放出有限情报，相当于对蒋氏当面提醒：美国不能倚重，两岸迟早要谈。

第三，舆论操作空间。彼时东南亚华文报纸影响力巨大，《南洋商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量领先。让“第三地”首先披露，可把炮击解释为内政范畴，既示强又不致激怒中间国家。

毛泽东对这位浙籍老记者的态度，可从一封1958年10月写给周恩来的便函窥见端倪：“曹聚仁到，冷他几天，再议是否相见。”这一“冷”，并非惩罚，而是让外界看不出彼此默契。十三日，他依旧在周恩来陪同下获邀到中南海叙谈，场面和平如常。若真定性泄密，绝无此等待遇。

1960年代后，曹聚仁虽未再北上，却持续充当两岸间的民间信使。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浪骤起，他因此谨慎收声，但与周恩来办公室的联系没有完全断绝。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多次代其传递口信，内容仍围绕如何促成岛内转圜。

1972年7月，重病缠身的曹聚仁写不动字，仍示意家人将病情电告北京。周恩来指示驻港机构成立治丧委员会，并亲批墓碑刻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消息传出后，港澳报纸纷纷以黑框报道，台北《中央日报》也罕见以整版回忆这位“始终关怀国家命运的老朋友”。一句“爱国人士”，揭示了他在中央眼中的定位：统战桥梁，而非泄密者。

从记者角度看，曹聚仁抢发“炮击金门”一稿，是职业本能；从政治角度看，这份“泄密”正巧成了点到为止的讯号。中央选择不追责，既维护了自身战略，也保住了一条对台秘密渠道。至于外界的种种猜测，随着老人病榻含笑而逝，答案已无须再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