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章:同一片海洋,两种叙事
1492年10月12日拂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的瓜那哈尼岛(今华特林岛)登陆,掀开了欧洲“大航海时代”最具象征意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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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船队登陆美洲大陆
几乎在同一时刻,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大明帝国,正沉浸在由弘治皇帝朱祐樘主导的“弘治中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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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中兴
两种文明,因海洋而彼此隔绝,又因海洋而被后世的全球史叙事紧紧系在一起。
本文试图在时间与空间的经纬中,重构1492年前后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与社会图景,并回答一个常被简化的问题:当哥伦布船队探险美洲大陆的时候,中国的明朝在干什么?
二、弘治朝:内政为主的“文治”年代
1. 皇帝与中枢
1487年即位的明孝宗朱祐樘,被清代史家赞为“三代以下之贤主”。
他罢黜成化末年盘踞内廷的方士、僧官,起用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弘治三君子”,每日御文华殿议政,恢复了正统初年“票拟—批红”较为平衡的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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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三君子
中枢政令以“安静”为纲,减少土木徭役,裁汰锦衣卫冗员,史称“弘治君臣,恭俭有制”。
2. 财政与赋役
朝廷税粮收入常年维持在二千七百万石上下,虽无郑和时代的巨量支出,却因黄河、运河连年决口而捉襟见肘。
1492年,户部奏准《会计录》,首次将“里甲—均徭—驿传”三类徭役合并为“一条鞭”的前身—均徭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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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奏准会计录
此举虽未立即全国通行,却标志着赋役货币化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
同年,两淮盐课提举司因余盐壅积,奏准“开中改折”,商人以银代粮,盐引制度松动,间接助推了白银货币化的浪潮。
3. 军事与边疆
北部:1492年春,鞑靼达延汗遣使求互市,兵部议准于宣府、大同开市一月,缓和了沿边烽烟。
辽东都司则忙于修筑“辽东边墙”东段,从山海关至开原段烽墩相连,为后世“九边”防御体系奠定雏形。
西南:1492年二月,贵州都匀苗民起事,巡抚钱钺奏调湖广土兵三万,十月平定。
事后设“都匀府”,流官与土司并治,成为明代“改土归流”的早期案例。
海疆:自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罢置“下西洋”宝船厂后,东南沿海防务转向“备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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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置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
1492年,浙江备倭都指挥同知张庆奏请“以渔船编甲互保”,形成日后“保甲—水寨”联防体制。
三、海洋政策:从“海禁”到“弛禁”的灰色地带
1. 成宪与例外
《大明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依旧严苛,然自1487年起,广东市舶司获准对外国番舶“抽分”象牙、苏木,以充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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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违禁下海
弘治五年(1492),广东左布政使刘大夏奏请将暹罗、占城贡舶“于广州洋澳泊船”,不再远赴福州,实质放宽了贡期与停泊地点,民间商舶遂以“接济番货”为名出海。
2. 商舶与“倭寇”
1492年冬,福建漳州龙溪县人林秉祥“领照下海”,贩货至浡泥(今文莱),回航时以“遭风”为由泊于吕宋,实为规避抽分。
地方官以“通番”罪名逮治,却因“舶主输银三千两”获释。
此案表明,海禁虽在,但沿海卫所、府县已普遍以“罚赎”代替“剿捕”,形成官、军、商分利的灰色网络。
3. 技术停滞与造船业
郑和时代的二千料宝船船坞早已废置,南京龙江船厂改为“修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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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厂改为修船
现存《龙江船厂志》卷二记载,1492年承造“四百料遮洋船”四艘,专供漕粮海运,较之哥伦布旗舰“圣玛丽亚号”约120吨,吨位犹有过之;然而船型由福船转向沙船,减少龙骨与隔舱,远洋性能明显下降。
“四百料遮洋船” 是明代用于远洋航行的一种大型海船,主要服务于官方的海外贸易和朝贡往来。
- “四百料”:“料” 是古代船舶载重的计量单位(一料约合一石,约 120 斤),四百料表示该船载重约 48000 斤(约 24 吨),体现其较大的运载能力。
- “遮洋”:意为航行于远洋海域,说明其设计适用于远海航行,续航能力和抗风浪性能较强。
这类船在明代前期郑和下西洋等航海活动中可能被广泛使用,是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和海洋探索能力的体现。
四、经济与社会:白银、市镇与“士商合流”
1. 白银货币化
1492年,朝廷田赋、盐课、关税已有近三成折银。
民间大宗交易以“细丝纹银”为准,美洲银尚未流入,主要来源是日本石见银与云南大理、永昌银矿。
《明实录》弘治五年七月条记载:“云南银课岁额三万二千两,近因矿脉枯竭,议减三分之一。
”可见本土银供给已显不足,预示16世纪海外银输入的必然。
2. 市镇勃兴
太湖流域,松江、嘉定棉纺织业“以纺为田”,每日有“标布”数万匹经苏州浒墅关北销。
1492年,苏州府吴江县增设“平望镇税课局”,年征商税折银一千三百两,相当于一个下等县的田赋。
市镇居民“半日力穑,半日贸丝”,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雏形。
3. 文化下移与士商互动
弘治七年(1494)会试,首次出现“商籍”举人——徽州歙县盐商子弟汪玄锡中第。
此后,捐监、纳粟入监渐成惯例,士绅与商人通过“义庄”、“会馆”结合,推动地方公共工程。
1492年,徽商黄崇敬独资重修杭州吴山书院,获赐“养正”匾额,反映了科举网络与商业资本的深度互嵌。
五、思想与知识世界:理学、天文与“世界图式”
1. 官学体系
国子监祭酒丘濬于1487年进呈《大学衍义补》,弘治帝命刊刻颁行州县学宫,成为科举策论“经世”范本。
其书卷三十三“驭夷狄”条仍主张“厚往薄来”,与哥伦布之“以武力取金”形成鲜明对照。
2. 天文历法
钦天监沿用郭守敬《授时历》已二百余年,误差累积。
1492年,监正华湘奏请“以回回历参校”,获准设“回回科”,但仅限于宫内预推日月食。
民间通书《大统历注解》则因推算失准而屡遭江南士人诟病,表明天文知识与权力仍被朝廷垄断,未能像欧洲那样与航海需求直接互动。
3. 舆地知识
现存最早刻本《广舆图》由罗洪先于嘉靖年间增补,但其底图《舆地图》成于弘治朝,已绘出非洲之“三角”,却将大西洋标注为“西海诸国不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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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世界图式”将海洋视为天然屏障,而非通道,与哥伦布“向西而达东方”的想象南辕北辙。
六、比较视野:1492年的两条轨迹
1. 航海技术与组织
哥伦布船队三艘帆船、约90名船员,吨位、补给远逊于郑和;但其背后有西班牙王室“西印度贸易署”的合约机制,胜利后哥伦布获“副王”封赏,风险—收益模型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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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室支持的哥伦布舰队
反观明朝,官方远洋能力已废弛,民间商舶则因海禁而缺乏合法武装,无法形成跨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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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方远洋能力已废弛
2. 国家目标
西班牙的统一与“再征服”刚刚完成,王室需寻外部财源以偿还战争债务;
明朝则面临内部整合:黄河—运河水利、北边互市、西南改流。
一个外向索取,一个内向消化,由此分道扬镳。
3. 全球史后果
哥伦布的航行使美洲白银于16世纪流入中国,间接促成“一条鞭法”全面推行;
而明朝的“白银饥渴”又驱动了太平洋航线的开辟。
两条原本平行的轨迹,终在商品与货币的层面交汇,构成近代世界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七、尾声:历史的回声
1492年,哥伦布在瓜那哈尼岛竖起十字架;几乎同时,南京孝陵的松柏被弘治帝下令增植五千株,以彰“仁孝”。
两种仪式,一外向、一内敛,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同,却共同预示了16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动。
今日回望,明朝错过了通过大航海走向世界强国的最佳时期,而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成为西方列强不断强大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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