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兴号”到蜊壳窗，海内外资深学者分享海洋文明研究新发现

海洋，孕育生命的摇篮。郑和下西洋之后，西方文明开启大规模的全球远洋探索，让海洋逐渐成为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纽带。日前，“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文明融合：十六世纪以来环太平洋世界的海上贸易与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西班牙、墨西哥以及中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吉林等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海洋文明的融合内涵及其双向、多元、开放的特质。

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大量商人等随马尼拉大帆船漂洋过海来到亚洲，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先驱。研讨会上，远道而来的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主任陆昊安介绍，早在1519年至1522年，由西班牙王国资助的麦哲伦、埃尔卡诺便已完成环球航行，但从亚洲经太平洋返回美洲的航线始终未能开辟。西班牙人不得不经由葡萄牙控制的“印度—非洲航线”返航。探明航线以及建立亚洲据点，成为西班牙船队的首要任务。

“1574年，西班牙王国协助明代把总（明代陆军基层军官名）王望高歼灭逃亡至吕宋的海盗，由此得以派人进入中国并在福建沿海逗留数日。”陆昊安表示，相关人员不仅将这次航行经历编纂成书，并首次明确指出“契丹”与“中国”是同一国家，还从中国带走了大量书籍。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以1999年5月打捞出水的“泰兴号”为切入点，展示了19世纪初期中国与南洋海上贸易的历史细节。“泰兴号”于1822年1月由厦门出发驶向巴达维亚，船长名叫游涛蔻。此前，他已多次往返该条航线。1822年2月初，为躲避海盗，游涛蔻被迫改变航线，不幸于2月5日晚遭遇飓风触礁沉没。在这场海难中，仅198人获救，死难者却超过1800人。同时，约100万件瓷器、漆器、茶叶、生丝和竹制家具、墨、纸、朱砂等货物、器械沉入海底。

此前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自郑和下西洋后，中西经贸文化交流逐渐由西方主导。面对西方的冲击，古代中国仅是被动地“回应”。李伯重则提出，中国海商尤其是闽粤海商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始终扮演重要且主动的角色。当时“泰兴号”上所携带的大量瓷器，由居住在南洋的中国、日本、英国、瑞典和法国商人所订购。这些瓷器与由唐至明沉船出土瓷器一起呈现出规模化外销趋势，反映中国海上贸易逐渐从“海上丝绸之路”转向“瓷茶贸易网络”。

不仅如此，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后，南洋地处三大洋枢纽的地位愈发凸显。17世纪末东南亚贸易模式转型后，大量中国商民私自出洋。19世纪中后期，闽粤两地更是掀起“下南洋”高潮，“泰兴号”上的劳工缩影，颠覆清代“一口通商”的传统认知，反映出中国沿海商民积极投身跨洋贸易以及文化交融的历史轨迹。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研究员金国平注意到，中国沿海居民在借由海洋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之时，也不断利用海洋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他以江南建筑中的特色构件——蜊壳窗，论证了海洋文明与中国东南沿海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度交融景象。

“早在宋代，部分沿海先民便将贝类外壳作为窗屏材料。随着社会需求不断加大、加工技术不断成熟，至明清两朝，蜊壳窗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广泛应用。”金国平分析，蜊壳窗具备良好的透光性和独有的美学价值，加之加工技艺极其精细、复杂，因而尤为受到江南士绅的青睐。

金国平表示，鉴于蜊壳窗的濒危现状，建议加强系统性保护与传承，构建古今对话创新路径，实现文化生命力的可持续延续。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复旦大学西葡语国家研究中心、上海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协办。这是上海师范大学海洋史研究团队自2015年以来举办的第11届“海洋文明”学术年会，也是首度与西语学界开展较大规模中外海洋史研究交流合作的学术盛会。

原标题：《从“泰兴号”到蜊壳窗，海内外资深学者分享海洋文明研究新发现》

栏目主编：王珍 图片来源：主办方 提供

来源：作者：闫昊宣 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