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病毒灭绝中国人，瓜分中国土地？美国人在100年前就想这么做了

翻阅1910年出版的美国文学期刊，你会惊愕地发现一则骇人听闻的“未来图景”：一架飞机飞越中国上空，播撒致命病菌，引发席卷全国的瘟疫，亿万中国人在痛苦中倒下，最终西方列强瓜分这片破碎的土地。

这并非出自某位精神失常者的呓语，而是由一位在美国备受尊敬的作家所构想。那么，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究竟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冷酷而扭曲的想象？

美国排斥华工

这一切的根源，深植于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对中国劳工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1860年代，美国内战刚刚结束，国家全力推进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建设。西段工程穿越险峻山脉，劳动力严重短缺。与此同时，中国南方因战乱与贫困，大量来自广东、福建的民众踏上远洋轮船，在颠簸中横渡太平洋，前往美洲谋生。

这些华人劳工每日凌晨即起，挥动铁镐开山凿石，手臂肿胀酸痛仍不停歇；中午仅以干硬面包果腹，连一口热汤都成奢望。他们的薪资不足白人工人的半数，栖身于漏雨透风的木屋之中，却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艰巨任务。雇主因此更倾向雇佣华人，这一现实激起了白人工人群体的强烈怨恨，认为华人抢夺了本属于他们的饭碗。每逢经济萧条，排华情绪便如野火般蔓延。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铁路工地，白人曾将华人的工具尽数抛入深谷，撕毁他们遮风挡雨的帆布帐篷；地方报纸大肆渲染华人居住环境“肮脏不堪”，称其为“异教徒族群”；街头常见白人朝华人吐口水，孩童则投掷石块取乐。

1871年，洛杉矶爆发一场血腥屠杀。起因仅为一名华人商人与白人店主的小摩擦，当晚一群暴徒闯入唐人街，纵火抢劫，枪杀砍伤十九名无辜华人，幸存者被迫藏身下水道才得以逃生。

1885年，在怀俄明州岩泉镇，数百名武装白人突袭华人矿工营地，造成二十八人惨死，其余华人被驱逐出境，流落荒野，靠采摘野果勉强维生。

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排华法案》，明令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在美华人不得归化为公民，购置房产亦需白人作保。该法案多次延期，持续压制华人近六十年，直至1943年才被废止。

对华人的敌意早已超越政策限制和暴力冲突，演变为系统性的种族污名化。这种偏见迅速与欧洲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交融，催生出影响深远的“黄祸论”意识形态。

黄祸论兴起

“黄祸论”最早于1890年代在欧洲广泛传播。西方主流观念认为，随着东亚人口增长与国力上升，黄种人终将威胁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人绘制《欧洲诸民族，保卫你们的圣物！》——画中欧洲武士立于高山之巅，剑指东方涌来的黄色阴影。他将此画寄送各国君主，宣称亚洲力量正在“入侵”文明世界。

此举背后是甲午战争（1894–1895）的结果：日本击败清朝，令威廉二世震惊于黄种国家竟能战胜传统强国。

俄国学者雅克・诺维科夫于1897年撰文警告，远东势力扩张将危及欧洲安全。讽刺的是，当时正是欧洲列强在全球疯狂掠夺殖民地，却反过来恐惧被殖民者的反扑。

当“黄祸论”传入美国后，立即与本土强烈的排华情绪合流。白人声称华人数量庞大，迟早会“淹没”西方文化；教科书将华人描绘成眯眼、穿长袍的落后形象；教师灌输学生“华人低等”的观念；媒体渲染华人洗衣店污染水源、饮食不洁；教会牧师甚至宣称华人灵魂危险，必须警惕其“道德侵蚀”。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震动西方世界。许多欧美人难以接受黄种国家击败白人强国的事实，“黄祸论”的叙事由此升级——从担忧移民问题，转向国家安全层面的集体恐慌。

政客们在公开演讲中反复强调：“我们必须防范中国与日本的联合扩张”，声称他们会夺取美国的土地与资源。这类言论煽动了大众恐惧，进一步加深了对华人群体的敌视。

此时，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正迎合着这股社会浪潮。1904年，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满洲采访日俄战争，亲眼目睹华人劳工协助运输军火，也见到无数平民因战火流离失所，蜷缩路边露宿街头。

回国后，他撰写短文《黄祸》，发表于旧金山报刊。文中描述华人聚居区房屋低矮破败，居民沉默寡言、衣衫褴褛，并断言华人人口过多，必将导致白人文明的衰落。

文章一经刊出，引起广泛共鸣，多家报社争相转载，发行量屡创新高。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刻意区分中国人与日本人，称前者为“黄祸”，后者为“棕祸”，虽认为日本略显“开化”，但仍将其视为潜在威胁。

这篇短文使杰克・伦敦在排华氛围浓厚的美国声名鹊起。六年后，他将此类思想扩展为一部完整小说——《空前绝后的入侵》，并在《麦考利杂志》连载发布。

从文学想象到现实暴行

小说设定在1971年，虚构中国因人口过剩开始对外扩张，先征服日本，继而进军欧洲。西方各国陷入恐慌，美国科学家提出极端对策：研制致命病毒，用飞机大规模空投至中国境内。

小说描绘病毒扩散后的情景：城市街头尸横遍野，家庭整户灭绝无人收殓，社会彻底崩溃。最终中国人口锐减九成，西方列强趁机出兵，像当年瓜分非洲一样分割中国领土，攫取矿产、农田与森林资源。

尽管情节荒诞，但在当时却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合理设想”，甚至带来心理满足感。后来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在其著作中提及类似“清除劣等种族”的理念，显示出此类极端思想的跨国传播与共振。

更令人唏嘘的是，小说中设想的细菌战竟在现实中上演。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建立秘密基地，专门研发生物武器。他们将中国人、朝鲜人及苏联俘虏关入密闭房间，注射鼠疫、炭疽等病菌，记录发病过程直至死亡；还向人体泼洒腐蚀性化学物质，观察皮肤溃烂情况。

从1936年至1945年，731部队在部分村庄投放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引发大规模疫情。有人清晨尚能劳作，中午即高烧咯血，尸体必须焚烧以防扩散。

不仅如此，杰克・伦敦当年宣扬的“黄祸”观点，也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加以利用。他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宣称要团结亚洲民族对抗西方压迫。然而所谓“共荣”，实则是借“黄祸论”的逻辑反转，为其侵略行径披上“解放者”的外衣。

杰克・伦敦此后未再涉足中国题材创作，年仅40岁便去世，或许至死未曾反思自己文字中的偏执与毒害。如今回看《空前绝后的入侵》，世人普遍视其为种族主义的典型文本，主流出版社极少再版，偶有提及也仅作为历史警示案例。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正式就《排华法案》道歉，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违背自由平等原则的重大错误”。但迟来的道歉无法复活那些逝去的生命，也无法弥补百年前无数家庭破碎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