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宣传不是教育

本文转自：再建巴别塔

潘光旦（1899年—1967年）

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来自江南教育网

宣传不是教育

寒假期内（民国二十九年），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到四乡去做了些兵役的宣传，又举行过不止一次的兵役宣传讨论会，在讨论会的布告上用大字写着：“宣传也是一种教育”，意思是深怕人家瞧不起宣传，因而不高兴参加关于宣传的讨论会，或是不热心担当宣传的工作。

我在这篇文字里，准备向热心从事宣传的人进一解：宣传实在不是教育，不宜与教育混为一谈，教育工作是越多越好，宣传工作是越少越好，一件用一张嘴或一支笔来做的工作，要真有教育的价值，真值得向大家提倡，那就不客气的叫它做教育就是了，大可不必袭用宣传的名称。兵役的教育就是一例。

那些瞧不起宣传的人，对宣传工作取怀疑态度以至于厌恶态度的人，是很有他们的理由的。

左起:叶企孙,潘光旦,张奚若,张子高,陈毅,周培源,吴晗

宣传与教育都是一种提倡智识的工作，这一点是双方相同的。但双方相同的只限于这一点，不相同之点可就多了。

教育与宣传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样。

因为假定不一样，于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别。教育假定人有内在的智慧，有用智慧来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力量。

教育不预备替人应付环境，解决问题，而是要使每个人，因了它的帮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想法应付，想法解决。

教育又承认人的智慧与其它心理的能力虽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个别与互异的地方，凡属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应大致相同，而互异的地方便须用到所谓个别的待遇。

根据这两层，近代比较最健全的教育理论认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启发，不是灌输，遇到个别的所在，还须个别的启发。

1937年清华社会学会,前排右3潘光旦,右4陈达

宣传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从方式的不同我们便不能不推论到假定的互异。

宣传用的方式显而易见是灌输，而不是启发。

它把宣传者所认为重要的见解理论，编成表面上很现成的，很简洁了当的一套说法，希望听众或读者全盘接受下来，不怀疑，不发问，不辩难，这不是灌输么？这种灌输的方式是说不上个别待遇的。

说法既然只有一套，或差不多的几套，又如何会顾到个别的不同呢？从这种提倡或施行的方式，我们便不由得不怀疑到从事于宣传工作的人多少得有如下的假定，否则他便不免气馁，而对于他的工作无从下手。

他得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专利的东西，只有这一部分人，比较很少数的人，才会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书立说，才有本领创造一派足以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其余大多数的人只配听取，只配接受，只配顺从；至少，这些人虽有智慧，那程度也只到此为止，说不上批评创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两句老话，民字，古人有训瞑的，有训盲的，有训泯然无知的，在民本与民治思想很发达的今日，我们不能承认这两句话和这一类民字的解释为合理，真正从事于教育的人也不承认，但我们替宣传家设想，却真有几分为难了。

教育与宣传的其它不同之点，可以就来历、动机、狭义的方法、内容、与结果等简单的说一说，这几点虽没有上文那一点的重要，但也可以教我们辨别一篇文字或一个讲演的教育价值或宣传价值。

宣传原是一个由来甚远的提倡的方法，社会学家也一向把它认为社会制裁的一个方式，不过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看待，把它判断为近代社会病态的一种，却是欧洲第一次大战以后的事。

十余年来，欧美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尤其是社会心理学者，在这题目上已经下过不少的功夫。我们在下文要说的话，大部分便是他们所已得的一些结论。

一篇宣传性质的稿件往往会引起来历的问题。

我们看到一种宣传品之后，时常要问这宣传品究属是谁的手笔。我们所能找到的答复，有时候是一个笼统的团体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个人的两个字的假名。有时候连这一点都找不到。约言之，宣传品是往往来历不明的，是没有一定的人负责的。

何以要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到两个原因，一是内在的而一是外来的。宣传的动机与内容也许有经不起盘驳的地方，所以作者不愿或不敢把名字公开出来，愿意藏身幕后。这是内在的原因。在思想与言论统制得很严密的社会里，顾忌太多，动辄得咎，在所谓“正统”中的人为了拥护正统而不能不有所宣传，固然可以大张晓谕的做去，甚至于组织了机关专司其事，但在所谓“异端”的少数人士就没有这种方便了。

他们除非是甘冒不韪而干法犯禁，便只有藏身幕后的一法。这是外铄的原因了。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接受宣传品的大众中间却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听信么？来历不明，为何轻易听信？不听信么？其间也许有些很有价值的见解或主张，轻易放过了，又岂不可惜？

大抵轻信的人最初是听信的，但若宣传的方面一多，甚至彼此互相抵触，轻信的人也终于不再置信；而多疑善虑的人，则因来历不明的缘故，始终不肯听信，甚至于还要怀疑到幕后必有恶势力的操纵指使等等。结果，在宣传盛行的社会里，究其极可以闹到一个谁都不信谁，谁都怀疑谁的地步。

宣传的所以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了。不用说，这来历不明的问题，在教育一方面是很难想象的。

毛泽东与潘光旦交谈

教育也没有动机或用意的问题。要有的话，根据上文启发智能的一段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促进受教者的利益，而不是施教者自己的利益。

受教者终究是主，而施教者是宾。在宣传一方面，这主客的地位却往往是颠倒的。一个卖某种货品的商人，在广告里说了一大堆价廉物美的话，好像是专替顾客设想，其实最后的用意总不脱“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一个教门送宣教的人出去，为的是要人改邪归正，去祸就福，甚至于出死入生，从他们那种摩顶放踵的生活看来，他们的动机不能说不纯正，用意不能说不良善，但从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看来，他们依然是主，而接受的人是宾。他们笃信天下只有一派真理，只有这派真理可以挽回人类的劫运，不惜苦口婆心的向人劝导。

从这方面看，他和那卖货的商人根本没有分别，同样的名为无我，其实有我。

一个宣传一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或主义的人，所处的地位正复和宣教师的相似，他费上无限量的笔墨与口舌的功夫，为的是要人群集体的生活进入一个更高明的境界，不错，但我们不要忘记，他费上了这许多功夫，也为的是要成全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的“他”字上照例要加上一个密圈。

顾毓琇(中),闻一多(左),潘光旦(右)

不过从接受宣传的人的立场看，商人、牧师的努力总见得太过于一相情愿。

同时有别家的出品、别派的信仰，他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家的而不接受那家的呢？他也许根本不需要这商品，也许正期待着科学家给他一个比较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而无须乎一派特殊的宗教与社会理想来撑他的腰。

这种物欲少的人，与不做白日梦的人，社会上并不太少，只是广告家与宣传家太过“心切于求，目眩于视”，看不见他们罢了。

自从广告术与宣传术盛行，这种人也确有日渐减少的趋势，宣传的所以成为社会问题，这也是方面之一了。

潘光旦(右二)

教育与宣传又各有其狭义的方法。我说狭义的，因为广义的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启发与灌输的分别。

在宣传方面，所谓狭义的方法事实上只配叫做伎俩。这种伎俩有属于机械性质的，有属于艺术性质的，例如交通工具的利用，又如公务机关会客室里琳琅满壁、五光杂色的统计图表等等；但这些还是伎俩之小者，我们搁过不提。最关重要的是属于逻辑性质的一些不二法门。

研究这题目的人普通把这种伎俩分做四种。

一是隐匿，就是把全部分或一部分的事实压下来，不让接受宣传的人知道。

二是改头换面，大的说小，小的说大。

三是转移视线，就是，把大众的注意从一个重要的甲题目上移到比较不重要而比较有趣的乙题目上。

四是凭空虚构。

这四种伎俩都是无须解释的，大凡不修边幅一点的宣传家，包括一部分的新闻事业与广告事业的人在内，大都很擅长，而在稍微有一点眼光的接受宣传的大众，也大都看得出来，决不会每次上当，不过，就一般的社会影响而论，结果一定是很坏的。

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固然靠人的智慧，一方面也靠比较准确的事实的供给，如果负一部分供给责任的人可以任意播弄，指黑为白，甚至于无中生有的捏造，其势必至于增加问题的复杂性而永远得不到解决的途径。至于教育一方面，无论近年来研究教学法的人怎样的设法花样翻新，这一类的弊病是没有的。

1940年夏,潘光旦全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其次说到内容。这和上文所提的方法或伎俩很难分开。它和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内容的价值如何，当然要看动机纯正到什么程度与伎俩巧妙到什么程度了。大抵动机纯正的程度，与伎俩巧妙的程度成一个反比例。不过我们即就动机比较纯正的宣传说，它多少也得用些伎俩，而这种伎俩势必至于影响到内容的价值。这种宣传家总喜欢把一个问题看得特别的简单，而提出一个同样简单的解决方案来。把问题看得简单，也许故意的看得简单，是伎俩，而这伎俩是近乎上文所提的改头换面的一种。把方案提得简单，便是内容了。

举一两个浅近的例子看。有的宗教把人世的痛苦都归到初元的罪孽上去，是何等简单的一个问题的认识与问题的诊断？只要大家能忏悔，以前的孽债就可以一笔勾销，而新生命可以开始，又是何等简单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孟子是中国古代很有力量的一位社会改造家。

改造家照例不能不用宣传，而宣传家照例得有一套关于问题诊断与问题解决的说法，即，照例得有标语与口号一类的东西，照例得有一个幌子。

孟子的幌子只有十来个字：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

他的诊断和一部分宗教家的恰好相反，而简单的程度，则彼此如出一辙。

人性是何等复杂的问题，以孔子之圣，还不免讳莫如深，而孟子信手拈来，便下一个“本善”的妙谛，不是很奇怪的么？不过我们只要把孟子的宣传家的身份（他的身份不用说不止一个）认识清楚以后，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当代社会问题一天比一天复杂，像孟子一般蒿目时艰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像“性善”一类非十分十二分单纯不足以广招徕的说法也一天比一天的滋长繁荣起来，读者自己应“能近取譬”，无须我举什么例子了。

孟子自称知言，又提到他能辨别四种辞，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而知道每种的病源所在。

我们看了孟子的性善论，觉得应该再加一种辞，不妨叫做“易辞”，而其病源便在太切心于求得一种结果，初不论这结果是商品畅销，或天下太平；因为过于热中，就不免把问题看得过于容易，把解决的方法说得过于容易。

目前宣传家的大患，正坐内容中“易辞”的成分太多。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宣传的结果和教育的结果，不能相提并论。

宣传在来历上、动机上、方法上、内容上既有这种种可能的弊病，则在接受的人会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可以受蒙蔽，受欺骗，受利用，即或所接受的是一派未可厚非的信仰或理论，其动机决不在利用，在欺蒙，其影响的恶劣还是一样，也许更严重。受骗是一时的，上过一次当的人也许可以不上第二次，但一种偏见一经培养成功，要设法纠正，往往是一件穷年累月而不见得有效果的事。

近年讲教育理论的人有所谓“重新教育”（reeducation）之说，也无非是想运用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就中过宣传的毒害的人身上，挽回一些造化罢了。

再论宣传不是教育

上一篇文字发表了一星期之后，昆明版的《中央日报》很快的来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教育家的大责重任》。从表面看，它是和我的文字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实际上却是针对着我的一个答复。

不过《中央日报》的社论虽则切心于答复我的文字以及近来教育界所发表的一切类似的议论，实际上它又没有能真正的答复。我说宣传不是教育，多少还说了一些为什么不是。那篇社论说宣传就是教育，却没有说为什么是。它只引了孔子、孟子、以及中山先生的说法作法，认为这就是宣传即教育的论证。在一向承认或误会宣传就是教育的人，这种的论证无疑的是足够了。

别的姑且不论，关于孔子，《论语·阳货》篇里有一段话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我们很多人相信，若说孔子是一个宣传家，我们看到了这一段话，就不能没有怀疑。

不过我向不喜欢作辩论的文字，这第二篇里的话也决不在和任何人辩难。前文说宣传不是教育，意有未尽，愿再就近时教育的实际情形加以申说。

前篇说过，教育一向有两种方式与意义，一是灌输，一是启发，而近代教育学者的见解，则以为唯有着重启发的意义而力行启发的方式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否则便是宣传。启发的原则原是从生物经验中得来的，自近代生物学的昌明，而这个原则的价值更见得彰明较著。从此我们知道教育，就本人说，就是生长，就是发展，就是功能的协调的分化。就从事教育的人说，就是培植，就是诱掖，就是启发，也就只应限于培植、诱掖、启发而止。

一个人种一棵花，他所应尽的人事，也就是所能尽的人事，是看水分足不足，阳光够不够，肥料充分不充分，有没有侵蚀它的病害虫害，至于这花长什么式样的叶子，开什么颜色的花朵，结什么香味的果实，他管得着么？他管不着。硬要管的话，他也就是孟子所称的一个揠苗助长的愚人。

根据上文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承认，旧日的所谓教育，大部分不是启发式的教育，而是灌输式的宣传。

上自经书的诵习，下至《圣谕广训》的听受，一个人自小至老所接受的几于全部是宣传;至于其间究竟有没有教育的成分，有多少成分，则一方面要看一个人自身聪明的程度，意志力的大小，与夫接受暗示的难易，而另一方面要看宣传家在揠苗助长的时候所下的工夫的强弱久暂了。

教育成分的大小，和一个人自身的能力成正比例，而和宣传家所下的功夫成反比例。不过世间智力特高、意志特强、不容易接受暗示的人毕竟为数不多，而个人的撑拒终究不容易胜过社会与时代的包围，所以"教育"的结果，终于造成了大批顽父的孝子、暴君的忠臣、庸夫的节妇，而找不到几个"天见其明，地见其光"的成人拰（nin）敎敎拪（qian）。

至于乡僻之地，则有为贪污土劣所鱼肉的安分良民，易代之际，更有受猾夏蛮夷所役使的顺孙孝子，其数量更不知纪极。这些，又何莫非以前所谓教育的重大收获？今日持宣传即教育之说的人似乎有不能不为旧时教育辩护的苦衷，试问清代的皇帝，在颁布《圣谕广训》的时候，何尝不以宣传当教育？更试问"九·一八"以来，敌人在东北的种种文化上的设施，也何尝不以宣传当教育？

持宣传即教育之说的人应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则对于宣传究竟是不是教育的一个问题，就可以思过半了。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中国旧时的教育始终并没有忘记启发的原则。

以前有人为了巩固政权，为了维持名教，为了收拾人心，为了挽救劫运等等，固然用过大量的宣传的功夫；但讲起真正的教育来，至少讲起教育的理论来，这启发而不灌输的原则是未尝不昭昭在人耳目的。

《易·蒙》卦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时候，教育便有儿童本位与儿童自动的意思。后世称初期的教育工作为启蒙工作，显而易见是托始于此。

孔子自述教育方法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间就包含启发二字。

颜渊赞叹孔子的教育方法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孔子真对弟子们宣传么？我读到了这几句话，便绝对的不能相信。

《学记》是中国古时教育学说的一个总汇，也说："君子之道，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喻字等于晓字，也是启明的意思。

以宣传当教育的人只知道做些"道而牵，强而抑，开而达"的工作，甚至于专做些牵抑的功夫；把自己所认为已"达"的东西硬送给人家，硬教人家"达"，并且是一模一样的"达"，结果自然是"不和、不易、不思"，而最伤心的是"不思"！西洋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不思岂不是等于自我抹杀，岂不是和教育的最大目的"个性发展"恰恰相反？

即如孟子，我们一面承认他是一个宣传家，但他不做宣传的时候，他始终维持他教育家的本来面目(前篇说过他的身份不止一个)。

他在《离娄》篇里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两字实在太好了。以宣传当教育的教育的大病，正坐不让受教的人有自得的机会。

一样用水做比喻，从宣传方法灌输进去的水量，和用教育方法开发出来的水量相比，一则其涸可立而待，一则取之左右逢源，岂不是有极大的分别？这话恰好和《中央日报》社论里所说"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话针锋相对。

孟子又论贤人政治，也引前人的话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也提到"自得"的原则。

先贤持政教合一之论，近世以宣传为教育的人也未尝不主政教合一，其所主者相同，而其所以主之者则大异，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前正实施着的教育。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而为一。

所谓社会教育，或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做宣传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

在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明争暗斗的大小局面，已经是数见不一见。学生的社团生活里，课余作物上，甚至于数仞的门墙之上，随在可以发见此种争斗的瘢痕！

我们真不知道这种宣传，和因所宣传的内容不同而引起的更多的宣传，究有几许教育的意义，几许学术的价值，更有几许作育人才的功效。唯一的效果是鼓励青年们入主出奴的情绪与行为罢了。

我们细察这种以宣传为教育的教育的内容，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新奇与卓越的地方。

以言政治，则这些内容在学校课程的政治学里也未尝不讲到。以言经济，则经济学的学程里也复不少，找不到什么特别的挂漏。

所不同的，而也许正是宣传家所认为不满的，是学程之中，事实多而理论少，经验多而理想少，细节目多而大原则少，各方面平均的议论多，而单独一方面的发挥少，铺叙已往与现在的多，而悬测未来的少，教人增加批评能力的努力多，而教人兴起信仰精神的努力少。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有一天，宣传借了政治的力量，完全把教育排挤出去，学校的环境完全变做宣传的场合，教师完全变做宣传家，这局面是无法改变的。

这种完全以宣传替代教育的试验，当代实地在做的国家也未尝没有，并且还不止一个，零星在那里做的为数更多。谁都不能禁止我们不邯郸学步，事实上我们中间想学的人也复不少，不过前途成败利钝的责任将由谁负，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相信以宣传当教育或想以宣传替代教育的人到此也不能没有一番犹豫。我们为他们着想，他们目前的地位也真困难，要把宣传完全替代教育，其亟切无从措手，既有如上述，要使宣传和学校教育并行，或把宣传的资料渗和在教育的资料里，则又似乎与一向揭橥的学术自由的宗旨相反，而学校的教师，自己既在这宗旨之下训练而来，对学生又不断的以这宗旨相诏示，对这种并行或渗和的办法，轻易也不会听命。结果他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学校教育之上，添一些额外的"教育"，不幸主持这额外的"教育"的人事实上又不止一家，于是上文所说宫墙上一类的瘢痕就势所难免了。

近代有两种教育表面上虽和宣传没有关系，实际上对宣传却有"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的功用。

一是偏重识字的平民教育.

二是偏重专门技术的人才教育。

识字所以读书，读书所以明理，向来是这样说的，不过事实并不如是其单纯。

记得有一位美国的生物学家说过一句话：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You can teach people how to read, but not what to read)。意思说，你教人粗识之无，是很容易的，要他知道选择有价值的书本或写作品来阅读，而真正得到读书的益处，那权力却不在你，而在识字者本人的眼光，眼光怕是教不来的。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功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

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之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必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的顾客。

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与宣传家了。

美国此风最盛，做宣传家的鱼与雀的民众也最多，因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最严重。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界独多关于宣传问题的研究，而对于宣传的危害认识得特别清楚，可见是不为无因的了。

我国近来宣传的发达，无疑的与识字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就宣传的立场看，这当然是一个成功，一桩进步。从教育的立场看，此种成功与进步果有几许价值，尚有待于从长论定。

潘光旦

专门技术的人才教育何以也会帮宣传家的忙，骤然看去是很不容易了解的。这种教育不就是理工教育么？理工教育不极重视所谓科学方法么？科学方法不教人怀疑，重实验，信证据，不轻下断语么？何以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也会做宣传家的鱼与雀呢？

这解释大概是这样的。专门教育固属重要，但专门教育必须建筑在良好的普通教育之上，才不至于发生流弊。

一个人的普通教育的底子没有打好，而贸然接受一种专科的训练，他对于这一项专科，也许因为年限较长，用心较久，可以有很多的贡献。在他的本行里面，无疑的他是一个极度谨严的人。他对于方法的运用，一定是一笔不苟。别人有新的学说或发明拿出来，他也决不轻易接受，他起初不免很诚恳的怀疑，接着总要把人家所发表的东西推敲一过，最后或许依样的实验一道，实验而信，这新学说或新发明才能算数。

不过他一出本行，一离开他的熟门熟路，这些法宝的效力就减低了，至于减低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在本行中专精的程度与夫对于别行及一般学术思想的不通的程度了。要知他虽是一个专家，同时也还是一个人，他虽有他的专业，他不能不和别的行业发生接触，亦即不能不于本行之外有些立场，出些主意。

他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能完全置身事外，默尔而息么？不能。不但不能，他还不免特地去寻找表示立场与意见的机会。我们知道这种人的生活往往是极辛苦的，他平时的天地极小，他的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不容许他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日工完或一个问题结束之后，他不免亟于要找一个远足的去处，一个智识的假期(an intellectual holiday)，而信步所至， 又很自然的会踏进人事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来。

这里，就是宣传家的机会了。专家到此，大抵拿不出什么高明的立场与意见来。他一些海阔天空的议论，往往一大部分是有意无意之间从宣传方面拾来的牙慧。据说在美国加入第一次欧洲大战的前夕，这一类从本行里出来散步的专家特别多，同时闹的笑话也特别多，研究宣传问题的人还很不客气的举过一些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