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总,这二十万,我还清了。从今天起,我陈驰,不再是您的人了。
说出这句话时,我将一张银行卡轻轻推过红木办公桌的桌面,动作稳得像一块石头。
二十六年。从199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算起,整整二十六年。她那句“今晚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像一句咒语,也像一道护身符,跟了我小半辈子。它把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单位里人人敬重的陈主任;也把我从一个挺直了腰杆的男人,变成了一个总觉得欠着什么的、微微佝偻着背的人。
这笔债,无形无影,却又重如泰山。我一直以为是还不清的,直到我儿子为了孙子的学区房焦头烂额,我才猛然惊醒,原来这笔人情债,也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
可思绪拉扯,最终还是回到了那个闷热、潮湿,混杂着酒精和汗味的夏天。一切,都是从1992年那场酒局开始的。
第1章 一杯酒,一句话
1992年的夏天,空气里都飘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整个城市像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是尘土和机会。我,陈驰,一个从鲁西南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刚满一年,在市外贸公司当个小小的业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单、填表,还有泡茶倒水。
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是我爹用烟杆敲着我的脑门灌输给我的:少说话,多做事,眼要活,手要快。
那天晚上的酒局,就是我们部门为招待南方来的一个大客户设的。对方一行五人,个个都是膀大腰圆,酒量深不见底的“梁山好汉”。而我们这边,领头的是我们部门的主任,林蔓。
林蔓在我们公司是个传奇。三十出头的年纪,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部门主任。她人长得漂亮,不是那种柔弱的美,而是一种带着英气的、明亮的漂亮。平时在单位,她总是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裙,走路带风,说话干脆利落,眼神像淬了火的钢,没人敢跟她嬉皮笑脸。但那天在酒桌上,她那身钢盔铁甲,似乎被酒精一点点地腐蚀了。
酒桌文化在那个年代,就是生产力。生意能不能谈成,不看你的产品有多好,就看你的酒喝得够不够到位。对方的黄总,一个腆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从开席起,目光就没离开过林蔓。他的劝酒词一套接一套,从“巾帼不该让须眉”,到“林主任喝一杯,我们合同签一堆”,话里话外都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油腻和压迫。
林蔓那天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衫,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浸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她酒量其实不错,但架不住对方车轮战似的敬酒。几轮下来,她端着酒杯的手已经有些微微发抖,脸色也从最开始的红润变成了不正常的潮红。
我坐在桌子的最末尾,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我的任务就是看茶水,添酒,保证领导们的杯子永远是满的。我看着林蔓一次次举杯,一次次将辛辣的白酒咽下喉咙,眉头皱得越来越紧。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坚韧,也看到了那份坚韧背后,一闪而过的疲惫和厌恶。
黄总又一次端着酒杯站了起来,这次他的目标更明确:“林主任,这杯酒,你必须喝!这是我们合作的诚意。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黄某人!”
满桌的人都在起哄,我们这边几个男同事,有的低头假装夹菜,有的眼神躲闪,没一个敢站出来。在那个环境里,为女领导挡酒,是件很需要勇气的事,你不知道会不会得罪客户,更不知道会不会让领导觉得你多事。
林蔓深吸一口气,刚准备端起酒杯,我不知道哪来的一股邪火,噌地一下就站了起来。
“黄总!”我端起自己面前的分酒器,里面是满满一斤白酒,“我们林主任今天身体确实不舒服,这杯酒,我替她喝了。不,您这杯,还有后面所有的酒,我都替她喝了。我干了,您随意。”
整个包厢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黄总的脸拉了下来,眯着眼睛打量我:“你算哪根葱?”
我心里也发怵,腿肚子有点转筋,但我知道,这个时候退缩,不仅我丢人,林蔓更下不来台。我梗着脖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些:“黄总,我是外贸公司的小陈。我们主任是女同志,您总跟她喝,传出去,人家不说您仗义,只会说您欺负女人。我年轻,皮糙肉厚,陪您喝,您喝得尽兴,我们也能显示出我们的诚意。这叫两全其美。”
我这番话说得半文半白,但意思很明白。黄总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有意思,有意思!行,今天我就看看你这个小伙子有多大的量!”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喝了多少。只记得一杯接一杯的白酒灌进喉咙,像刀子一样,火辣辣地从食道烧到胃里。我吐了两次,每次都是跑到洗手间,用凉水胡乱冲把脸,回来继续喝。到最后,我的世界只剩下酒杯碰撞的叮当声,和脑子里嗡嗡的轰鸣声。
生意谈没谈成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最后散场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站不稳了,像一摊烂泥。是林蔓扶着我,她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淡淡的香味,混杂着酒气,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安。
在酒店门口等车的时候,晚风吹过,我稍微清醒了一点。我靠在路边的白杨树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林蔓就站在我身边,她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洒在她脸上,我第一次发现,她那双总是很锐利的眼睛,此刻竟然很柔和,像一汪深潭。
“难受吗?”她轻声问。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舌头都大了:“还……还行。”
她忽然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得那么轻松,嘴角弯弯的,像月牙儿。“傻小子。”她骂了一句,语气里却没有丝毫责备。
出租车来了,她把我塞进后座,自己也跟着坐了进来。报了我住的单身宿舍地址后,车里又陷入了沉默。我靠在车窗上,胃里翻江倒海,头疼得像要炸开。
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感觉到一只微凉的手,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胳膊上。
我一个激灵,睁开了眼。
黑暗中,林蔓的脸离我很近,她的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她扶着我,身体微微前倾,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耳畔。
她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悄声说:“今晚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
那句话很轻,却像一颗钉子,瞬间钉进了我混沌的脑子里,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
我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我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坐直了身体,淡淡地对司机说:“师傅,麻烦快一点。”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胃里烧得难受,脑子里却一直在回响着那句话。我一遍遍地琢磨,猜测着其中的含义。是欣赏?是承诺?还是一种……我不敢深想的可能?
第二天上班,我在走廊里碰到林蔓。她已经恢复了平日里那个干练的女主任模样,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套裙,步履生风。看到我,她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眼神平静无波,仿佛昨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我心里有些失落,又有些庆幸。或许,那只是她酒后的一句醉话吧。我一个刚出校门的穷小子,她一个前途无量的部门主任,我们之间隔着天与地的距离。
我这样安慰自己,决定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继续当我的小透明。
但很快,我就发现,一切都不同了。
第2章 无形的庇护
那场酒局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埋头整理一堆积压的报关单。这些单子繁琐又枯燥,错了任何一个数字都可能造成大麻烦,是部门里谁都不愿意碰的烫手山芋。
正当我被一堆数字搞得头昏脑胀时,林蔓从她的独立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她径直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整个大办公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瞬间聚集了过来。
“陈驰,”她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这份南非的单子,你跟一下。”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有些手足无措。南非的单子,那是我们部门最大的一笔业务,一直都是副主任王建在负责。王建是公司的老油条,资历比林蔓还老,仗着自己手里有几个大客户,平时在部门里说话都横着走,对林蔓这个“女上司”也是阳奉阴违。
我结结巴巴地说:“林主任,这个……这个是王副主任在跟的吧?我怕我做不好。”
“他手里的事情太多了,”林蔓的语气不容置喙,“这份单子流程有点新问题,需要个细心的人。我看你整理报关单就不错,很仔细。就你了,有什么问题,直接来问我。”
说完,她把文件夹“啪”地一声放在我的桌上,转身就回了办公室。
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我能感觉到,十几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有惊讶,有嫉妒,但更多的是探究。尤其是坐在我对面的王建,他的脸色比锅底还黑,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来。
我捧着那份沉甸甸的文件夹,手心直冒汗。我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信号。林蔓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陈驰,是她看重的人。
那句话,不是醉话。
从那天起,我在公司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蔓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我,把一些重要但又没那么棘手的项目交给我,让我一点点熟悉业务核心。她会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讲解国际贸易的规则,分析客户的心理,甚至连商务谈判中的一些潜规则和话术,她都倾囊相授。
她对我要求很严,我的任何一份报告,她都会逐字逐句地看,标点符号错了都会被她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但同时,她又给了我极大的保护。
有一次,王建故意在给我的数据里做了个手脚,导致我给客户的报价出了个小差错。客户那边虽然没追究,但在部门会议上,王建却借题发挥,阴阳怪气地说:“年轻人嘛,有冲劲是好事,但做事不能太毛糙。这也就是碰上老客户,要是新客户,几百万的单子可能就这么飞了。林主任,您说是不是?用人还是要看经验啊。”
所有人都看着林蔓,等她表态。我当时脸涨得通红,攥着拳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林蔓却只是淡淡地扫了王建一眼,然后转向我,语气平静地问:“陈驰,报价单是你一个人做的吗?”
我咬着牙,正准备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林蔓却又说:“我记得数据的初稿,是王副主任给你的吧?”
王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林蔓没再看他,而是对着所有人说:“这次的失误,责任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最终的审核。陈驰是新人,我们做前辈的,有责任帮他把好关。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要搞株连。散会。”
一场针对我的风波,就这么被她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从那以后,部门里再没人敢明着给我使绊子。他们都看明白了,我陈驰的背后,站着林蔓。
我成了林蔓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她去哪儿谈生意,都带着我。她一个眼神,我就知道该递茶还是该挡酒;她一个咳嗽,我就明白是该继续谈还是该找借口结束。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默契。
私下里,我们接触并不多,仅限于工作。但偶尔,她也会流露出工作之外的一面。有一次加班到深夜,我们一起在楼下吃馄饨。她忽然问我:“陈驰,你家里是哪儿的?”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她点点头,看着碗里飘着的葱花,轻声说:“我小时候,也吃过这种柴火烧出来的馄饨,味道一模一样。”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柔软和怀念。那一刻,她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林主任,而是一个和我一样,会想家的普通人。
我也渐渐了解到,林蔓的丈夫在部队,常年驻扎在外地,两人聚少离多。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在单位里打拼,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开始理解,她为什么那么看重忠诚和信任。在那个男性主导的商业世界里,她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自己人”,来帮她分担压力,冲锋陷阵。
而我,就是她选中的那个人。
我对她充满了感激,甚至是一种近乎愚忠的崇拜。我觉得,我的这条命,我的前途,都是她给的。为了她,我愿意做任何事。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从一个小业务员,做到了业务骨干,再到后来的副主任。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妻子方惠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在一家国营棉纺厂上班。她知道林蔓是我的贵人,每次单位发了什么福利,她总会让我挑最好的给林蔓送去。
林蔓也对我家很照顾。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她亲自到医院探望,送了一个厚厚的红包。我儿子上小学,她一个电话就帮忙解决了学区的问题。我们两家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更像是一种……古代大户人家的主君和家臣。
我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一切,并以“林蔓的人”这个身份为荣。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直到2015年,我儿子陈硕要结婚了,亲家提了一个要求:必须在市中心买一套婚房。
这个要求,像一块巨石,猝不及防地砸在了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头上。
第3章 裂缝的开始
2015年的房价,已经不是我们这些拿死工资的工薪阶层能够轻易负担的了。我和妻子方惠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翻了出来,存折、国债、甚至床底下藏着的私房钱,全都加在一起,也才勉强凑够了三十万。可儿子看中的那套学区房,光是首付,就要五十万。
整整二十万的缺口。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格外压抑。儿子和准儿媳天天为了房子的事吵架,方惠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我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愁得整晚整晚睡不着。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可大家的日子都不宽裕,东拼西凑也才借到三万多,还是杯水车薪。
一个周末的晚上,方惠在厨房里炖汤,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电视发呆。电视里正放着一个情感调解节目,讲的是兄弟俩因为父母的遗产闹矛盾。我看着看着,心里一阵烦躁。
方惠端着一碗汤走了出来,放到我面前,在我身边坐下。她犹豫了半天,才开口说:“陈驰,要不……你跟林总说说?”
我捏着遥控器的手,猛地一僵。
“跟她说什么?”我下意识地反问,声音有些干涩。
“借钱啊。”方惠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你们那么多年的交情了,她又那么器重你。我们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再说,我们是借,又不是不还。等儿子结了婚,我们俩省吃俭用,慢慢还就是了。”
我沉默了。
说实话,这个念头不是没在我脑子里闪过,但每次一冒出来,就被我立刻掐灭了。为什么?我说不清楚。在我心里,我和林蔓之间的关系,是神圣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她对我的知遇之恩,栽培之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我怎么能主动开口,把这份情义,变成一笔冷冰冰的借贷关系呢?
这感觉,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跑去跟神像讨价还价。
“不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事不能找她。”
“为什么不行?”方惠的语气也有些急了,“陈驰,我知道你这人重情义,讲面子。可现在是面子重要,还是儿子的婚事重要?亲家那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再凑不齐首付,这婚事就得黄!你忍心看着儿子这样?”
方惠的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是啊,一边是维系了二十多年的、自以为是的“情义”,一边是儿子一辈子的幸福。我该怎么选?
那一晚,我跟方惠吵了结婚以来的第一场大架。她哭着说我不懂得变通,死脑筋,说我把领导当神仙供着,却不管家里人的死活。我则涨红了脸,反复说着“你不懂”、“这不一样”。
可到底哪里不懂,哪里不一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冷战了两天,我最终还是妥协了。现实的压力,像一座大山,把我那些可笑的清高和坚持,压得粉碎。
我决定去找林蔓。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一整天都坐立不安。我反复在心里演练着该怎么开口,是开门见山,还是委婉铺垫?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还是用沉重严肃的口吻?我想了无数个版本,但每一个都觉得不妥。
那感觉,比我第一次去谈几百万美金的合同时还要紧张。
第二天下午,我算着林蔓不忙的时间点,泡了一杯她最喜欢的龙井,端着杯子,敲响了她办公室的门。那时候,她已经升任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办公室也换到了视野最好的楼层。
“请进。”她的声音和二十年前一样,清脆,有力。
我推门进去,看到她正戴着老花镜,审阅一份文件。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她鬓角已经有了些许白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那股子干练凌厉的气场,却丝毫未减。
“林总。”我把茶杯轻轻放在她桌上。
她抬起头,看到是我,笑了笑,摘下眼镜:“陈驰啊,坐。有什么事吗?”
我拉开她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双手紧张地放在膝盖上,指节都捏白了。“林总,我……我有点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我的声音有些发紧,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
林蔓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眼神平静地看着我:“说吧,跟我还有什么不能直接说的。”
她的这句话,给了我一点勇气。我深吸一口气,把家里的情况,儿子的婚事,房子的首付,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说到最后,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头也越来越低,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
“……所以,林总,我想……我想跟您借二十万周转一下。您放心,我给您打借条,利息按银行的算。等我儿子他们稳定下来,我们两口子马上就还。”
我说完了,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低着头,等待着她的宣判。我想象过很多种可能。她或许会爽朗地一笑,说“多大点事儿,跟我还客气什么”,然后大笔一挥,让我去找财务。或许,她会语重心长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这些,都符合我心中那个“你是我的人”的剧本。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
“二十万,不是个小数目啊。”
她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但就是这句平淡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让我从里到外,凉了个透。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她。
她正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我预期的温和与体谅,而是一种……审视。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在谈判桌上评估合作伙伴实力和风险时,才会出现的眼神。
我的心,在那一刻,沉了下去。
第4章 一张借条的重量
林蔓见我脸色不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生硬。她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语气缓和了一些:“陈驰,你看,你跟我二十多年了,不是外人。你的困难,我肯定是要帮的。”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刚刚熄灭的火苗,又“腾”地一下燃起了一丝希望。
“但是,”她话锋一转,“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个人……也有我个人的原则。这笔钱,我可以借给你。不过,亲兄弟明算账,我们还是走个正规手续比较好。”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A4纸和一支笔,推到我面前。
“你写一张借条吧。借款人,事由,金额,还款期限,都写清楚。利息就不用了,咱们之间不讲这个。不过,还款日期得写明确,你看……两年内还清,可以吗?”
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张白纸。
那张纸,在午后的阳光下,白得刺眼。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心里所有关于“情义”、“信任”、“自己人”的幻想,全都吸了进去,碾得粉碎。
我没有动。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我不是不愿意写借条,借钱写借条,天经地义。让我感到彻骨冰冷的,是她的态度。那种公事公办的、冷静到近乎冷漠的态度。
我原以为,我会得到一句“拿着,不够再说”的豪爽;我原以为,我们会像一家人一样,坐下来商量怎么解决问题。我甚至都想好了,这笔钱,我以后要怎么加倍地从工作中,从忠诚里,报答回去。
可我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张需要我亲手填满的、冰冷的借条。
“怎么了?”林蔓见我迟迟不动,微微蹙起了眉头,“有什么困难吗?两年时间不够?”
我抬起头,看着她。我努力想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丝一毫的玩笑或者试探的痕迹,但是我没有找到。她很认真,眼神清澈而坦然,仿佛她正在处理的,只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普通借贷业务。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在我心里,她是我的恩主,是我的家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超越金钱的。
而在她心里,我或许只是她最得力、最忠诚的下属。我们的关系,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没有写进合同的、长达二十多年的雇佣关系。她欣赏我,提拔我,保护我,是因为我能为她创造价值,能让她在公司的权力斗争中多一个可靠的筹码。
“你是我的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或许只是“你是我这个团队里的人”,而不是“你是我这个家里的人”。
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了二十多年。
一股巨大的失落和委屈,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又干又涩。我拿起笔,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开始写,手抖得厉害。
“今借到林蔓同志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心上划了一刀。我写得很慢,因为我的眼睛有点模糊,眼前的白纸在晃动。我不敢让眼泪掉下来,那太丢人了。我只能拼命地眨眼,把那股酸涩逼回去。
写完,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下手印,双手递给她。
林蔓接过去,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小心地将借条对折,放进了抽屉里。整个过程,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好了,”她站起身,“你等一下,我让司机去银行取钱。”
我木然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她雷厉风行地打着电话,安排着一切。她还是那个高效、果断的林总,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半个小时后,司机提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走了进来。林蔓把包递给我:“你点一点。”
我摇了摇头:“不用了,林总,我信您。”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无比讽刺。
我提着那个装了二十万现金的包,走出了林蔓的办公室。那包很重,压得我的肩膀往下沉,更压得我的心,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方惠看到钱,激动得眼圈都红了。她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我就知道,林总肯定会帮你的!她真是个好人,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看着她兴奋的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从包里,把那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拿出来,码在桌子上。
方惠还在絮絮叨叨地规划着怎么还钱,说我们俩以后每个月要存多少,要怎么省吃俭用。
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我写了借条。”
方惠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写……写借条?应该的,应该的。那……林总怎么说?”
“她说,两年内还清。”
方惠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她不傻,她听出了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意味。我们沉默地对视着,家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从那天起,某种东西,在我心里彻底变了。
我对林蔓,依旧毕恭毕敬,工作上甚至比以前更加卖力。我不想让人觉得,我陈驰借了钱,就懈怠了。但那份发自内心的、不计回报的亲近和热忱,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窗户纸,被一张借条,彻底捅破了。剩下的,只有清晰的、赤裸裸的债权和债务关系。
我开始疯狂地存钱。我和方惠把生活开销降到了最低,戒了烟,停了所有的娱乐活动。每个月一发工资,我就立刻把大部分钱存进一个专门的账户。看着那个账户里的数字一点点上涨,我心里没有喜悦,只有一种急于摆脱枷D锁的焦灼。
那张借条,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陈驰,欠着林蔓的。不仅欠钱,更欠了二十多年的自作多情。
第5章 无声的战场
借钱事件之后,我和林蔓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微妙而尴尬的阶段。
在公开场合,我们依然是配合默契的上下级。她一个眼神,我还是能心领神会;我递上的一份报告,她还是能迅速抓住核心。外人看不出任何异样,甚至连王建那样的老油条,也只是觉得我和林总之间,似乎比以前更“职业”了。
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层曾经温情脉脉的薄纱被扯下后,露出的,是坚硬而冰冷的内核。
她不再会在加班的深夜,跟我聊起她小时候吃过的馄饨;我也不会在出差回来时,特意给她带一些她老家口味的土特产。我们之间的话题,仅限于工作。精准、高效,却毫无温度。
有一次,公司组织去黄山团建。晚上大家在酒店吃饭,气氛很热烈。有人提议玩游戏,输了的罚酒。林蔓那天心情似乎不错,也参与了进来。几轮下来,她手气不好,连输了好几次。
按照以前的惯例,这种时候,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替她把酒喝了。这是我们之间二十多年形成的默契,也是我在团队里“第一心腹”身份的体现。
同事们也都习惯性地看向我,等着我“护驾”。
可那一次,我迟疑了。
我端着自己的茶杯,看着她面前那杯满满的黄山米酒,心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说:“陈驰,你快上啊!这是你的本分,是你的义气!”另一个小人却冷冷地说:“上什么?你凭什么上?你是她的人吗?你不过是个欠了她二十万的债务人罢了。替她挡酒,她会记你的情吗?还是觉得这是你还债的一种方式?”
就在我犹豫的这几秒钟里,一个刚来公司不久的年轻小伙子,机灵地站了起来,满脸笑容地端起酒杯:“林总,我来替您喝!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可不能喝多了!”
林蔓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了点头:“好,那今天就让小张当我的护花使者。”
她说完,还意有所指地瞥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有惊讶,有不解,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我的心,被那一眼刺得生疼。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正在用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反抗。我在反抗她对我们关系的定义,也在反抗我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愚忠”。
这种反抗,让我感到一种病态的快感,也让我备受煎熬。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方惠。方惠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陈驰,你这是何苦呢?你心里不痛快,我理解。但你这样,不是在为难她,是在为难你自己啊。不管怎么说,她对我们家有恩,这份恩情,不能因为一张借条就全抹了。”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我不是要抹了这份恩情,我只是……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陈驰,不是一个可以被她用钱来衡量的下属。我们的情分,不该是那个样子的。”
“可你这样做,她能明白你的意思吗?”方惠一针见血地问,“她只会觉得,你陈驰借了钱,心就远了,人也变了。”
方惠的话,让我哑口无言。
是啊,我这种幼稚的、别扭的“报复”,除了让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又有什么用呢?
从那以后,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试图回到过去那种自然的状态。但越是刻意,就越是别扭。就像一面摔碎了的镜子,即使再怎么努力地拼凑,裂痕也永远都在。
我们的战场,从酒桌转移到了会议室。
有一次,讨论一个新项目的开发方案。我根据市场调研,提出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A,而林蔓则更倾向于一个风险高但回报也大的方案B。
在过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多半会在私下里跟她沟通,陈述我的理由,但最终,我一定会尊重并执行她的决定。这是我的原则。
但那天,在部门所有核心成员都在的会议上,我第一次,公开地、坚决地,反驳了她的意见。
“林总,我不同意方案B。”我站了起来,拿着手里的数据报告,“方案B的潜在风险太高,市场前景并不明朗。一旦失败,我们部门今年所有的利润,可能都要赔进去。我坚持认为,方案A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样。
林蔓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她扶了扶眼镜,眼神锐利如刀,直直地射向我:“陈驰,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判断?”
“我不是质疑您,我是在对项目负责,对公司负责。”我迎着她的目光,毫不退缩。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跟她争论一个方案,而是在争一口气。一口积压了很久很久的,不被理解、不被尊重、不被平等对待的怨气。
那场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我和林蔓在会议上公开对峙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公司。各种版本的猜测和流言四起。有人说我陈驰翅膀硬了,要自立门户了。也有人说,林总这是“狡兔死,走狗烹”,准备扶持新人,打压我这个老臣了。
王建更是幸灾乐祸,见人就说:“我就说嘛,再铁的关系,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你看,这不就掰了?”
我成了公司里的一个“谜”。
而我和林蔓,也彻底陷入了冷战。我们在走廊里遇见,只是冷漠地点点头,擦肩而过。工作上的交接,全部通过邮件和第三方传达。那个曾经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默契而高效的沟通渠道,彻底断裂了。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疲惫。我赢得了那场争论(最终公司高层采纳了我的方案A),但我却输掉了更多。我失去了我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导师和战友,也失去了一个我曾经无比珍视的、如亲人般的存在。
我开始怀疑,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就在我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时,方惠拿出了一本存折,递到我面前。
“陈驰,钱,我们凑够了。”
我打开存折,看着上面那个“200000”的数字,愣住了。
第6章 还清,两清
“这么快?”我有些难以置信。距离借钱,才过去一年零八个月。按照我们的计划,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
方惠笑了笑,眼角带着一丝疲惫:“我把妈留给我的那个金镯子给当了。然后,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给人做钟点工,缝缝补补的,一个月也能多挣个千把块钱。”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又酸又疼。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比以前粗糙了很多,指关节上还有几个不显眼的烫伤疤痕。
“你……你怎么不跟我说?”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跟你说有什么用?让你跟着我一起着急吗?”方惠拍了拍我的手背,眼神温柔而坚定,“陈驰,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口气。这口气,让你难受,也让我看着心疼。咱们把钱还了,把这口气顺了,好不好?咱们不欠别人的,腰杆就能挺直。”
我看着妻子,看着她眼里的理解和支持,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是啊,这笔钱,已经不仅仅是钱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一个枷锁。只有解开它,我才能重新找回那个挺直了腰杆的陈驰。
第二天,我没有提前打招呼,直接去了银行,把存折里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转到了我的工资卡上。然后,我拿着那张卡,走进了林蔓的办公室。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林总,这二十万,我还清了。从今天起,我陈驰,不再是您的人了。”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释然。那根扎在我心里的刺,终于被拔了出来。
林蔓坐在办公桌后,没有去看那张银行卡。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惊讶,有失落,有伤感,甚至还有一丝……欣慰?
良久,她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陈驰,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怪我?”
我沉默了。
“怪我当初,让你写了那张借条,伤了你的心,是吗?”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你觉得,我把我们之间二十多年的情分,用二十万就给量化了,让你觉得屈辱,对不对?”
我没想到她会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我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点了点头。
“是。”我承认了。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陈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了解我吗?”她的声音从窗边悠悠传来,“我林蔓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情义,最怕的,也是被情义绑架。”
“当年你帮我挡酒,说实话,我心里很感动。一个刚出校门的小伙子,敢为了我得罪大客户,这份胆识和忠诚,我记了一辈子。我说‘你是我的人了’,那句话,是真心的。我把你当成我的亲弟弟,我的子侄辈来看待。”
“我提拔你,教你,护着你,都是心甘情愿的。我看着你从一个青涩的愣头青,一步步成长为公司的顶梁柱,我比谁都高兴。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是牢不可破的。”
她转过身,重新看向我,眼圈有些泛红。
“可当你开口跟我借钱的那一刻,我慌了。我怕,我真的怕。我怕这二十万,会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疙瘩。如果我当时很爽快地给了你,不让你打借条,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这是我应该的,你会心安理得吗?不,以你的性格,你不会。你会觉得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你会用下半辈子来还。你会更加小心翼翼,更加不敢对我说一个‘不’字。那样,我们之间就永远不可能平等了。我不想用钱,买断你的尊严和未来。”
“我让你写借条,就是要告诉你,陈驰,我们之间的情分是情分,钱是钱。我帮你,是情分。你借钱,是交易。我希望你堂堂正正地借,然后凭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地还。还清了,我们之间,还是过命的交情。而不是让你背着一个沉重的人情债,一辈子在我面前抬不起头。”
“我没想到,我的这种做法,反而让你误会了。你以为我是在羞辱你,是在跟你划清界限。你开始跟我赌气,跟我疏远,甚至在会议上公开顶撞我……你知道吗,那天在会议室,你站起来反驳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我愣住了,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也带着一丝释然。
“我高兴的是,我那个敢想敢说、有自己独立判断的陈驰,终于回来了。你不再是那个只会跟在我身后,我说什么你都点头的‘自己人’了。你成了一个真正的、能独当一面的男人。这说明,我当初让你写那张借条,做对了。”
“只是,这个过程,让你受委屈了。”
听完她的话,我呆立在原地,像被雷击中了一样。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纠结了近两年的心结,我自以为是的委屈和反抗,在她那里,竟然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解读。
是我,用我那狭隘、固执的“农民式义气”,去揣度她那份复杂而深沉的、希望我能真正独立的苦心。
我以为她在推开我,其实,她是在用一种最严厉的方式,把我扶正。
一股巨大的羞愧和感动,瞬间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的眼眶发热,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卡,你收回去吧。”林蔓走回办公桌,把那张银行卡推回到我面前,“这笔钱,就当我这个做姐姐的,给你侄子结婚的贺礼。当年你结婚,我也没能帮上什么大忙。”
我拼命地摇头,把卡又推了回去,声音带着哭腔:“不,林总……这钱,我必须还。您说得对,情分是情分,钱是钱。我要堂堂正正地还,堂堂正正地……再做您的人。”
林蔓看着我,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她点了点头,收起了那张卡。
“好,”她说,“那从今天起,你陈驰,又是我的人了。不过,这次,是我的战友,不是我的家臣。”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终于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一天,我走出林蔓的办公室,外面的阳光正好,温暖而不刺眼。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脚步轻快得像是要飞起来。
二十多年的情分,因为二十万,差点走向陌路。
幸好,我们最终都懂了。
第7章 落日余晖
还清钱后的第二年,林蔓退休了。
退休仪式办得很隆重,公司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她站在台上,穿着一身得体的旗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依旧是那么的优雅和从容。她讲了很多,感谢了很多人,唯独在提到我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她看着台下的我,笑着说:“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我的老战友,陈驰同志。我们共事了二十八年,吵过,闹过,红过脸,也拍过桌子。但他,永远是我最信任、最放心的伙伴。我退休了,但我的精神,希望他能继续传承下去。”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在掌声中站起来,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仪式结束后,公司里的人都散了,我留了下来,帮她收拾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她的东西不多,几本书,几盆绿植,还有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英俊男人,抱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这是我父亲。”林蔓拿起相框,用手指轻轻摩挲着,“他也是军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靠自己,不能轻易欠人情,尤其是男人的人情。因为人情债,最难还。”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了她性格中那份坚硬和独立的来源。
“所以,当初我帮你挡酒,你……”
“我很感激,但也很警惕。”她打断了我的话,坦诚地说,“我怕你和那些人一样,是带着目的来的。所以我用了很长时间来观察你,考验你。事实证明,你是个值得信任的好小伙子。”
她把相框放进纸箱,然后从抽屉的最底层,拿出了一样东西。
是那张我写的借条。
那张纸已经被她抚平,保存得很好,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
“这个,现在物归原主了。”她把借条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着上面自己当年写下的、带着几分屈辱和颤抖的字迹,百感交集。这张薄薄的纸,承载了我们之间最激烈的一次碰撞,也见证了我们关系的最终升华。
“林总……”我刚想说什么,她却摆了摆手。
“以后,别叫我林总了。”她笑着说,“叫我林姐吧。”
我鼻子一酸,重重地点了点头:“林姐。”
我们一起把箱子搬下楼,放进她的车里。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整个城市,也洒在我们身上。
“陈驰,”临上车前,她忽然叫住我,“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当年你顶撞我,坚持用方案A的那个项目,后来成了公司那几年利润最高的项目之一。年终评选的时候,我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给你申请了最高额度的项目奖金。”
我愣住了:“我……我怎么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年年底,我的年终奖确实比往年多了不少,但我以为是普调,并没多想。
林蔓笑了,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我让财务别说的。我就想看看,你这个傻小子,什么时候能自己想明白。结果你倒好,一门心思就想着还钱,跟我赌气到现在。”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发动汽车,缓缓离去。夕阳把她的背影拉得很长,车窗里,我仿佛看到她抬起手,擦了擦眼角。
我手里捏着那张已经没有了任何法律效力的借条,心里却觉得沉甸甸的。
原来,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她一直都在用她的方式,保护着我,成全着我。她成全了我的能力,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回到家,方惠正在厨房做饭。我走进去,从背后抱住她。
“怎么了今天?”方惠笑着问。
“没什么,”我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轻声说,“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一直都懂我。”
方惠关了火,转过身,帮我理了理衣领:“两口子,说什么谢。对了,林姐退休了,咱们找个时间,请她来家里吃顿饭吧。我给她做我最拿手的红烧肉。”
“好。”我笑着点头。
窗外,夜幕降临,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我看着厨房里妻子忙碌的身影,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是过客;有的人,是对手;而有的人,则会像一盏灯,一棵树,深刻地影响你的人生轨迹。
林蔓就是我生命里的那个人。她的一句话,曾让我背负了二十多年的枷锁;也是她,亲手帮我打碎了那副枷锁,让我成为了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人。
那张借条,我没有扔掉。我把它夹在了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里。
它时常提醒我,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那份超越了利益、能够彼此成就的情义。而最难得的,则是那份能够坦然面对、并最终跨越误解的沟通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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