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他死战，他说“部队要休整”，转身潜逃香港

1976年4月，周嘉彬在一次心脏病复发中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余岁。那一刻，他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不过是个老病人，家里人知道他一生折腾得够多。

那几年他确实不像外面传的那样闲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的重心从军营彻底转到了水利电力那一摊子事上。水电部常常把他派到基层去，要他去现场把事情看个明白。天再热、路再烂，他也背着包、拎着图纸往外跑，和技术人员一起丈量、核对、把一个个技术问题掰开了说清楚。1975年在延安考察时，心脏病先前发过一次，抢救才算挺过去。病刚好一点，他又不安心待在办公室，还是拎着东西往外走，家里人劝他别那么折腾，他也只笑笑。到了1976年春天，病情再恶化，这次没再回来。

把时间倒回到他离开军队后的那段日子。1949年局势定了以后，周嘉彬先是到了香港，过了不到一年的隐姓埋名生活。他把名字改得低调，住在租来的小屋里，日子安静——看看书、在街上走走，不再掺和军政那摊子事。1950年，妻子张素我从国内来信催他回去，说家里需要他，他也就回国了。回到北京后，他进了水电部当参事，做起了技术与管理工作。工作之余，他有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小爱好，养鱼、种花，还学会了骑摩托车。有人说他把北京的交通规矩研究得跟手册似的，甚至把一些要点记成了十几页的笔记。后来他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参加会议都会把发言稿准备得很仔细，那种一丝不苟的劲儿，和他当年在军校里学东西的样子很像。

再往前看，他在1949年前后的选择并不简单。兰州战役一打响，西北的局面很快失控。那时他是国民党第120军军长，驻守甘肃高台、酒泉一带。局势紧张，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各自有打算：马步芳表面上嚷着要拼死保兰州，背地里却把钱财往外运；胡宗南早早撤到汉中，只敢在电话里命令“固守待援”。部队里人心惶惶，周围还有人打听他是否会带队起义，毕竟起义相比被俘有时待遇好一点。蒋介石甚至专门把他叫到重庆，要他拼死一战。周嘉彬当面却说部队要整顿，这话把蒋气得差点拍桌子，好在俞济时出面把气氛缓和了。结果在9月22日清早，他带着两箱书，从成都悄悄坐飞机离开。失去了主心骨的120军最终选择了投降。

再更早一点的战役，1947年打延安那会儿，情况也很难。胡宗南组织了几十个旅、二十多万兵力向延安发动攻势。周嘉彬那时是国民党第八十军的副军长，也跟着上阵。他当时以为自己在德国学到的打法、在军校练的规矩能奏效，结果一上战场就发现纸上谈兵不管用了。解放军机动灵活，打法出人意表，士气比国民党更旺；国民党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接着连番失利。一个多月时间，几个旅被歼灭，近两万人的伤亡让他震惊。那一段经历让他对以前那套“教材式”的判断大大打折，开始重新看问题。

看他怎么能走到那一步，并不是天上掉的。早年升迁靠的是学东西和人际关系并行。1930年他在部队里立了功，被推荐进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任区队长。进了军校后他把心思放在学上，理论课的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训练总比别人多练几遍，成绩在同期学生里靠前。张治中在南京负责陆军军官学校的事情时，看中了他的踏实，把他调到身边当少校副官，后来又促成他出国学习。

出国那几年改变了他的走向。张治中出资让他去德国深造，那时出国学军事不是常事。他在德国并没去凑热闹、应酬交际，而是把时间都投在警察学校和陆军大学的课堂、图书馆里。四年里他刻苦学习、练习，1938年夏天以优异成绩回国，被任命为军训部高级参谋，从此在军中站稳了脚跟。

他的私生活也有值得一说的节点。1940年，他在张治中的撮合下娶了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婚礼在重庆办得有排场，不少国民党要员到场，连宋美龄都特意让人送来贺礼和一幅亲笔写的“宜室宜家”红条子。婚后不久他回到西安赴任，张治中曾再三嘱咐他一句话：“咱们是军人，更是中国人，这辈子可不能做让仇人高兴、让自己人痛心的傻事。”这话他记在心里很久。

再往前追溯他的出身，周嘉彬生在1900年，出身农家，小时候在田间劳作，吃过不少苦。成年后家乡没什么出路，他走上了军旅生涯。起初没人罩着他，全靠自己往上爬：训练比别人卖力，任务从不挑，做起事来踏实，这种吃苦耐劳的性子在军中给了他机会。后来张治中一手提携，他才能进黄埔、出国、升职，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那些老事儿放在一块看，人和运气、学问和时机都掺在一起。周嘉彬从田埂到军营，再到政务岗位，最后回到比较安静的庭院生活，像是把不同角色一路揉在一起过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