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陵的石刻保存得很完整,细节雕工也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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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这片陵区,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高墙,也不是墓冢,而是一条从朱雀门向北延伸的神道。神道有七百多米长,沿路摆着一排排石刻:有华表,有翼马、鸵鸟、仗马,最后是石人。走在这条路上,人会有节奏地一步步被拉回到当年的礼仪场面,像是能听见脚步回声在空旷里来回荡。朱雀门外南端还留着一对乳台,门外成双的石狮和阙台也在那儿,门檐上下还能看到当年的装饰痕迹,虽然风吹雨打,但轮廓没丢。
进了门,献殿的台基位置还能看得清清楚楚,围合陵园的夯土外墙像个粗糙的城垣,四面不规则展开,东墙最长,接近一千五百二十四米,西墙和南墙也都在一千米以上,北墙相对短一些。按照测算,整个陵园面积差不多十五万平方米。四面墙上都开着门,民间常说按四神来命名,门外都摆着成对的守护石像,给人一种规矩分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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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线拉回到那些石像,细看就能看出匠人下的功夫。神道上石刻之间保持着规律间隔,给人走路时的节奏感。离朱雀门向北大约二十八米,能看到一对翼马。每匹马身长大约二点四米,高二点四五米,风格既有动势又不乏稳重。和别处陵墓的石马比起来,这对翼马的羽毛末端带有卷云纹,刻得更细、更讲究,侧面看像要一跃而起,正面却又沉着端庄,像随时准备守护什么。
再往北三十二米,是一只鸵鸟石像,身体大约一米多,脖颈有个弯折的弧度,羽毛纹理像鳞片一样一层层刻出,头部略大,眼窝明显,尾部丰满。再向北三十二米,摆着仗马,身长近一米九,高约一米八。仗马的一个特别之处是颈下挂了个圆球状的铃铛,这种细节在同朝代其他陵墓里不是常见的,倒让人多看几眼。每匹马的前左侧,原本都有个牵马的石人,穿着武士的服装,但如今多半断裂残缺。再往北三十二米,是成对的石人像,南北相距约三十米,身高约二点五米多,站姿庄重,神态威严。从整体上看,这些雕像不仅仅是墓制的一部分,更像是中唐雕刻水平的实物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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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区的布局不复杂,但每一处都有讲究:主陵园、下宫和陪葬墓区分布明确,四隅还能看到角楼的基址,说明当年是有完整的保护体系。神道从南到北排列着雕像,每件作品之间留有固定距离,行进时会有一种节拍,这种排列并非随意,而是礼制的一部分。朱雀门内外的献殿台基和外围布置残迹仍可辨认,结构脉络还算完整,给考古和研究留下了不少线索。
说到陵主,这墓是为唐肃宗李亨合葬的。李亨是唐玄宗的第三子,庙号肃宗,谥号大圣大宣皇帝。安史之乱那会儿他在灵武登基,是史上首位在动乱中即位的皇帝。肃宗在位时间不长,约六年(七五六—七六二年),他上台后干的活主要是平乱、恢复朝政,政局并没有马上安定。和他合葬的还有章敬皇后吴氏和韦妃。陪葬的高官里,至今还能在陵区找到郭子仪的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实物证据少了,能直接对应到人物和陪葬关系的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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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这名字,历史书上提到得多。他在安史之乱里被多次重用,后来跨越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有“老将军”“朝廷重臣”的地位。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平定河中兵变后,他被封汾阳郡王。郭子仪的陪葬墓在建陵范围内被发现并确认,这为研究唐代陪葬制度、官员与皇室关系提供了一个实物依据。
把视角再放宽一点,唐代帝王的陵寝分布和形制也能说明问题。被认定为帝陵的共有二十座,其中十八座在陕西,另外两座在河南和山东。关中地区里尤其集中,十九位皇帝留下了十八座陵寝——之所以人数上看起来不一,是因为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咸阳和渭南两市各有九座陵墓,咸阳下面又分散在礼泉、乾、泾阳、三原等县,渭南主要分布在富平、蒲城等地。那二十座里,十四座是依山建的,六座是堆土成的。历史上大范围的盗掘也让人叹息:二十座里被盗的有十六座,只有四座基本保存完好,有一座被认为完全没有被盗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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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建陵逐渐被重视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又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现在的游客走进来,看到的既有残存的夯土墙、台基,也有那一排排还站着的石像。站在神道上,看着翼马、鸵鸟、仗马和石人,能直观感受到古代丧葬礼制的严谨与当年工匠的手艺。有人会想,这些石刻被风化了,眼下还能看出原貌么?其实仔细看,每一处刻痕、每一条纹样都还在,只不过表面褪了色,多了斑驳,但构型和表情没跑,像老照片里的面孔,时间给了它们一种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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