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北京律师仅通过一纸诉状，撤销一起rush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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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重大好消息！

本律师代理的两起案件，今天双双取得满意的结果，其中一件备受关注的行政诉讼案件，与rush相关。

这起案件自本律师介入以来，历时三个月，最终为委托人争取到了撤销处罚决定的满意结果。

这是一件少见且真实的 rush 行政处罚撤销案件，其间暴露出的程序违法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本案的结论，也为今后类似案件的维权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果也打破了长期以来“rush 处罚无法撤销”的固有认知与迷思，律师证明只要依法维权、合理举证，哪怕面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也依然可以让法律的天平回归公正的方向。

这类案件，关键不在材料、观点堆得多，而在于能否精准找到决定胜负的那处严重违法。打得准，比打得多更重要。在这起案件中，本律师介入后，仅凭一份诉状，被告就愿与原告达成调解。

在此之前，很多人刷短视频或小红书时，都会看到一些“专业人士”声称自己代理的rush 案成功撤销处罚，但鲜有人公开展示撤销文书，更少有人愿意分享具体的执法经过与庭审细节。本律师始终坚持以真实案件、真实结果为依据，力求让每一位读者都能看到最具参考价值的实务经验

因此，本律师郑重保证：文中展示的《撤销处罚决定书》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为博人眼球的虚构情节。

如果你也希望撤销rush 处罚，或希望了解更多维权途径，欢迎添加本律师微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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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从执法过程、诉讼经过，以及为何本案能够撤销而其他案件却不行三个层次，为大家深入解析，并回答大家最常咨询的问题。希望能为正遭遇类似困扰的朋友提供切实参考和帮助。

1.执法过程

我的委托人居住在某市（非北京）A区。

某日，B区派出所两名民警及一名男子突然上门检查，从委托人在A区的住所中搜查出三瓶rush。

没错——本案是有实物的。

经常阅读我文章的朋友应该清楚，在当前rush 相关执法实践中，若未查获实物，执法机关一般不会作出处罚决定，因为无法证明所涉物品中含有亚硝酸异丁酯成分。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后续执法程序——包括入户检查、询问、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拍照取证、证据保全、称量笔录与照片、以及检验报告——整体而言都较为完整、细致，程序上基本合法。

当然，这里的“细致”是相对于北京地区的执法水平而言。

正因如此，本案在实体与程序层面上的撤销难度，都明显高于我在10 月20 日发布的那起“rush行政诉讼”案件。

2.诉讼经过

在找到我之前，这名委托人已经做完了行政复议，很不幸，复议机关维持了处罚决定。在看到复议阶段，公安分局提供的答复材料后，发现了本案执法过程事实上存在以下问题：

（1）未获管辖，先行执法

本案处罚作于某月1日，然而，被申请人提交的一份《指定管辖审批表》落款日期却是2日。也就是说，在尚未取得指定管辖权之前，B区公安就已对居住及违法行为均发生在A区的委托人作出了行政处罚。

这意味着，B区公安在没有经过合法指定程序的情况下，先行实施了处罚，程序顺序明显颠倒。按照法律规定，指定管辖属于前置程序，只有在上级机关作出《指定管辖决定书》后，受指定机关才具备对案件进行调查、处理的权限。

另外需要注意，被申请人提供的仅为《审批表》，而非正式的《指定管辖决定书》。审批表只是单位内部流转使用的文件，性质上仅表示领导是否同意拟由该局管辖他区案件的意向；而最终是否批准，还应以正式印发的《指定管辖决定书》为准。

举个例子，我们日常看到的政府发布的通知，都是正式的文件，而不是政府内部会议纪要或部门意见。审批表与决定书的区别，就如部门意见之于正式通知，前者仅具内部参考效力，不能对外产生法律后果。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行政处罚没有依据或者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处罚无效。违反法定程序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处罚无效”。

因此，被申请人在不具备法定管辖权的前提下作出的行政调查与处罚决定，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认定为无效。

（2）检查未出示检查证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检查公民住所时，必须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而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当时民警入户检查时，并未出示检查证。虽然后续在答复材料中，被申请人补充提供了检查证，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依法出示。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也就是说，公安机关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现场确实出示了检查证。

在实践中，要证明这一点，通常需要依靠执法记录仪录像作为证据。然而，在此类案件中，执法机关往往无法提供或不愿提供完整的现场录像，这就使得其执法程序的合法性存在明显违法。

（3）其他违法

其他部分的违法情节由于较为敏感，暂不适合公开说明。

如果各位在rush 相关问题上遇到类似困扰，需要委托律师提起撤销处罚的行政诉讼，我可以在面谈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详细说明本案提供的诉讼经验与注意事项。

3.律师心得

在基本了解案件案件存在违法情况后，下一步就是律师为客户制定适合的诉讼策略。在与许多客户沟通时，我发现大家往往特别喜欢从主观动机上进行辩解，无论是事发当时做笔录，还是事后咨询律师，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就买了一次，也没影响别人，不是故意的……”

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办案的经验——这句话，我几乎跟无数客户都讲过：

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行政诉讼，主观心理都很难“独立”成为有效的辩解理由。

注意，是“独立”。

举个例子：一宗故意杀人案件，到底是“杀人故意”还是“伤人故意”？两者的量刑差距巨大，如果我是嫌疑人，为了自保，我一定坚持说自己只想伤人，从未想让对方死。

如果你是他的辩护人，你会选哪个理由为他的主观心理做辩护呢？

我？以上我一个也不选。

我有自己的方法论：一个人的客观行为，就是他主观心理最直接的映射。

我们可以看他打击的位置：如果攻击的是心脏、颈动脉、头部等一击可致命的部位，我们可以认定他具有杀人故意；如果只是扯头发、打胳膊、踢屁股——这些难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部位——那更可能是伤人故意。

这样的判断，是否比投票选项更有说服力呢？

在rush 类案件中也是如此。

违法人当然可以申辩“主观上没有恶意”——这是权利，但要让法院采信，必须有客观证据支撑。

比如常见的辩解：“我只是好奇，不知道那是什么”“别人说是香薰”“我没意识到违法”——这些理由既无法证明主观心理，也无法用客观证据印证。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这类否定式陈述，本身就缺乏可验证性。

因此，我在处理rush 行政诉讼时，从不寄希望于这种主观辩解。

我更倾向于选择客观、可见、有法可依的程序违法作为核心突破口，甚至“情节显著轻微”这样的理由，我都很少使用。

在这起案件中，我最终选择了最明显、最重要、由被申请人自己提供的证据——管辖权违法，作为撤销处罚的首要理由，提交给法院。

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正是这一法律策略，最终促使本案被告主动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

当然，这样说略显武断。

事实上，那些不便公开的敏感违法情节，我认为同样在这一结果的形成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因此，如果你也因为rush 被行政处罚，可以重点参考本案中关于管辖权的思路。

若处罚决定是由非本人居住地或事发地的执法机关作出，那么极有可能存在管辖不当的问题。此时，建议尽快联系本律师，提起行政诉讼，通过法院审查被告提交的证据，从而核实并质疑该处罚行为的管辖合法性。

4.为何本案能够撤销而其他案件却不行

其实，我好像一直没有跟各位透露过——今年夏天，北京某区就曾有一起涉rush 行政处罚案件，在复议阶段被撤销，原因十分典型，也极其严重。

简单来说，就是鉴定程序存在重大违法，如果细节公开，恐怕会引发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波。

我可以透露的结论是：收缴物并未按照法律规定保存30 天即被销毁，导致后续无法重新鉴定，无法确认收缴物品究竟是什么。

不过，这起案件的结局并不适合公开宣传。当时，我的委托人与被申请人达成了私下和解，也向对方承诺，不对外发布相关内容。

皆大欢喜吧——委托人当时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近两个月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在没有新的鉴定报告的情况下，该派出所竟然再次传唤我的委托人，连续询问十余小时后，重新作出了一份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你没看错，是“新的”。

原有的鉴定报告因严重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又没有新的鉴定结果，但被告机关仍执意作出处罚。

因为委托人此前已经被执行过拘留，此次处罚未再执行。

他拿到新的文书后，立刻联系我。

我当时还打趣道：

“让你早点申请国家赔偿，你不去，放他们一马，结果现在反被咬一口。”

而今天分享的这起案件，也有着类似的戏剧性。

我们最终并非通过法院判决胜诉，而是在法院主持与见证下，由原告先撤诉，被告出具撤销处罚决定的方式，实现了和平解决。

在签字前，我特意向被告确认了一句：“不会像北京那起案子那样，又来一新的吧？”

对方笑着回答：“那是北京，我们不会那么胡来。”

得到明确保证并经法院确认后，我才让原告在撤诉申请上签字，事实证明，这次对方确实信守了承诺。

我始终认为，地方执法机关的诚信与法治意识，也是影响此类案件能否依法、公正处理的关键因素。

很多案件，其实都存在足以撤销处罚的严重程序违法，而每当我指出这一点时，委托人无一例外都会问我一句：“律师，能撤销吗？”

我的回答永远只有：“如果依法判的话。”

没错，今天这起诉讼中，被告意识到了自己在执法过程中的问题，主动与我们联系，商量出一个多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我认为——这才是政府机关应有的态度。

不是死咬不放、推诿责任，更不是通过各种方式去影响复议或诉讼的结果。

知错就改。

这四个字看似简单，但在现实中，却常常难于上青天。

我始终觉得，我们的很多执法机关，其实配不上这么善良、讲理的公民。就像那起北京的案件——为了不给执法机关添麻烦，委托人放弃申请国家赔偿，结果又被罚了一次；今天这起案件，被告机关主动提出合理方案，原告也愿意退一步，最终和平解决。多好的复议申请人，多好的原告啊。

所以，一地的法治意识与执法作风，是不是才是真正影响案件结果的关键因素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观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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