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过中国六代机造来何用？美军火巨头暴跌，美媒：F35随时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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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6日，中国第六代战斗机成功完成首次飞行测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在国际防务界激起强烈反响。对美国而言，这不仅是航空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进展，更直接撼动了其长期主导的高端军事工业格局。

作为美国空军及盟友空中力量核心支柱的F-35隐身战机，一夜之间从备受追捧的“明星装备”沦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其背后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随即遭遇资本市场剧烈抛售，股价应声下挫，市场信心明显动摇。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六代机仅进行了一次试飞，尚未公布任何性能参数或作战能力细节，为何竟能引发美国军工体系如此强烈的连锁反应？F-35是否真如部分美国媒体所言，正面临被提前淘汰的风险？

尽管中国未披露六代机的具体技术指标，但这次首飞本身已具备象征与实质双重意义——它以最直观的方式终结了美军在五代机时代建立起来的“代差优势”心理预期。

这种战略层面的冲击很快传导至金融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依赖F-35项目维持高利润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据美国《巴伦周刊》披露，德国最大金融机构、在全球资本市场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德意志银行，已正式将洛克希德马丁的股票评级由“买入”下调为“持有”，同时将其目标价从611美元大幅削减至523美元。

在金融市场中，此类权威机构的评级变动绝非轻率之举，往往基于对企业未来盈利前景的深度研判。此次调整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德意志银行认为洛克希德马丁的增长动能正在减弱，曾经稳定的收益模式或将难以为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做出这一关键判断的分析师正是多伊石勒，而他在2024年7月还曾发布报告，极力看好该公司发展前景，预测其盈利能力将持续增强，并上调估值预期，助推当时股价走强。

不到半年时间，同一分析师便彻底反转立场，公开推翻此前观点。这种罕见的“自我否定”，恰恰折射出中国六代机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已超出原有分析框架所能容纳的范围。

多伊石勒在最新报告中明确指出，F-35是洛克希德马丁营收的核心支柱，贡献了公司近半数利润。而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出现，使F-35在未来战场上的竞争力变得高度不确定，进而威胁到企业长期现金流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洛克希德马丁股价下滑与评级调降，并非源于内部经营问题，而是被一款尚未服役、甚至未完全公开的对手机型所震慑。一次试飞便足以动摇全球头号军工企业的市场地位，这种现象在现代国防工业史上极为罕见。

若要深入理解这场震动的本质，必须先厘清F-35在美国乃至全球军贸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洛克希德马丁与诺斯罗普·格鲁曼（B-2、B-21战略轰炸机研制方）、雷神技术公司（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商）、波音（F-15EX、F/A-18E/F研发主体）并列为美国军工产业的“四大巨头”。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凭借F-22和F-35两款第五代战斗机，长期占据行业顶端位置。

尤其是F-35项目，其订单总量已突破3000架，涵盖美国本土及数十个海外盟国客户，堪称当代战斗机出口史上的巅峰之作。这一规模在整个现代航空制造业中都堪称“空前”。

需要认识到，随着航空科技复杂度不断攀升，现代战斗机早已告别二战与冷战初期那种动辄生产上万架的大规模制造时代。

对于大多数先进战机而言，能实现千架级产量已是巨大成功。例如法国幻影2000系列总产量约600架，美国F-15系列约为1200架，俄罗斯米格-29家族累计交付约1600架。

即便是由苏-27发展而来的庞大“侧卫”系列（包括中国的歼-11、歼-15、歼-16等型号），全球总产量也仅接近2000架；唯有F-16凭借极高的通用性与出口适应性，产量突破4600架，成为真正的“空中出租车”。

同属第五代隐身战机，F-22因成本过高与战略调整，最终仅生产195架；俄罗斯苏-57受限于国防预算紧张，实际列装数量仍停留在百架以下。

即便中国的歼-20与歼-35持续推进列装，综合考虑技术迭代节奏与未来空中对抗需求，两者合计产量有望达到1000架以上，已属合理预估。毕竟中国已开启六代机时代，没有必要在五代平台上过度扩张产能。

相比之下，F-35高达3000架的订单体量，不仅确立了其作为“F-16接班人”的全球主力地位，更为洛克希德马丁锁定了未来十余年稳定且可观的收入来源。只要按计划交付，企业几乎可实现“稳赚不赔”的商业模式。

然而，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一看似牢不可破的利益链条。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期刊文直言：“继续推进F-35的大规模采购还有现实意义吗？”

文章尖锐指出，随着中国六代机亮相，原本代表世界顶尖水平的F-35已被迅速边缘化，沦为相对落后的平台。若继续投入巨额资金购置一种可能无法有效应对下一代空中威胁的武器系统，无异于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

更为关键的是，该文还系统对比了F-35与中国歼-20的实际作战能力：虽然两者在雷达隐身设计方面处于同一水准，但在最大飞行速度、机动灵活性、作战半径、雷达孔径尺寸以及远程空空导弹挂载数量等多项核心指标上，歼-20均展现出明显优势。

在过去，这些差距尚可通过软件升级、航电优化或新型弹药整合等方式逐步弥补。但中国六代机的提前问世，使得“渐进式改进”策略失去了战略价值——代际之间的鸿沟，无法通过局部技术修补来跨越。

因此，《军事观察》明确提出建议：美国应果断缩减F-35后续生产计划，将节省的资金集中投向本国下一代空中主宰项目（NAGD），或加快开发能够对抗高超音速目标与先进隐身战机的新型防空拦截系统。

尽管上述建议逻辑严密、方向明确，但在现实中实施难度极大。美国真的会轻易终止F-35项目吗？答案极有可能是否定的。首要障碍来自生产线背后的“沉没成本”。

F-35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已运行多年，覆盖美国本土数十个州及多个盟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与装配基地。一旦突然停产，将导致大量专用设备闲置报废，相关产业链工人失业，对地区经济造成显著冲击。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合同约束力”。F-35的采购大多基于长期跨国协议，涉及多个国家政府与军方的法律承诺。若美方单方面取消订单，所需支付的违约赔偿金额将极其庞大。

这一点可从美国海军“濒海战斗舰”项目的尴尬处境中得到印证：尽管该型舰艇实战表现不佳，存在诸多缺陷，美军仍不得不继续采购新建舰体，原因正是为了避免触发高额违约条款。

F-35作为比濒海战斗舰更为关键的战略资产，其合同绑定程度更深、牵涉利益更广。因此，即便美国空军对中国六代机心存忧虑，短期内也无法轻易削减订单。

反过来看，如果美军真决定砍单，洛克希德马丁反而可能通过索赔机制获得额外补偿。由此可见，中国六代机带来的真正挑战，并非立即摧毁F-35市场，而是对美国军工体系赖以维系的“技术领先神话”与“商业盈利逻辑”构成根本性质疑。

对洛克希德马丁而言，F-35的既有订单或许能在未来几年内保障基本利润，但从长远看，若美国自身六代机研发进度持续滞后于中国步伐，这家军工巨头的行业统治力终将受到侵蚀。

对美军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在“避免财政浪费”与“规避法律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同时加速推进NGAD项目进程，以尽快形成可匹敌中国新一代空优能力的战斗力。

而这一切变革的起点，仅仅是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一次试飞。它用最简洁却最具震撼力的方式宣告：在高端军事科技竞技场上，中国已不再是追随者，而是开始引领规则制定的新玩家。美国，必须学会在一个平等甚至略处下风的竞争环境中重新定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