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动态丨从“被监督者”到“监督者”，慈善信息公开进入“评议时代”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新修订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与之前的信息公开制度相比，《办法》明确，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在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对外公开对公开募捐合作方的评估和指导监督情况等信息，引发行业关注。

在监管逻辑上，这一条款意味着慈善组织将从“被监督者”转变为“监督者”，从“晒账本”迈向“评价合作伙伴”。

制度的初衷是补齐行业信任短板，但其执行过程也显露出慈善生态在资源、能力与边界上的新挑战。《办法》的意义在于让信任变成可验证的事实，如何在保持合作关系与履行评估责任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的边界上，既不“裸晒”，又不“失信”？

从“晒账本”到“评合作伙伴”

在《办法》众多条款中，合作方评估与指导监督成为业内热议焦点。

《办法》第七条规定，慈善组织与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公开合作方的有关信息。

“新规的界定需基于法律体系和慈善运作逻辑把握。”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院长黄浩明对记者表示，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机构合作时，前者需评估后者在组织管理、信息公开、项目执行等方面的情况，这是《办法》的核心要求。

他进一步举例说，慈善募捐链条中虽包含募捐方、捐赠方、募捐对象等多个主体，但法律责任的归属决定了监督的范围。“最后‘打板子’的对象是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主体机构，而非捐赠方或志愿者团队。”如某基金会的专项基金或志愿者团队出了问题，法律责任最终由基金会承担，这也是新规聚焦不具备公募资格合作方监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具备公募资质的机构体量庞大，慈善组织能否有效开展监督？

对此，黄浩明表示，在法律面前所有合作方一律平等，监督效力与机构规模无关，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他提出三种切实可行的评估模式，一是基金会设立内部内审机构，专门负责合作方评估；二是内部人员与外部专家联合评估，整合内部经验与外部专业视角；三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如高校科研院所或专业评估机构开展评估。

但黄浩明坦言，慈善领域的评估存在专业性不足、资金投入不够的问题。“评估是专业工作，需要全方位调研、数据采集与分析，如果评估投入偏低，评估将会流于形式。”

他同时强调，“评估的核心目的是‘以评促改、以评促升’，推动合作方合规运作，而非单纯的‘挑错’。”

“这一规定强化了慈善组织的合作管理责任。”北京加速基金会理事长李鹏对记者表示，“以前我们只披露自己的账，现在要对联合募捐的合作方负责。这要求机构建立合作方评估机制，相当于承担了‘信任过滤器’的角色。”

但在李鹏看来，很多中小基金会风控人员较少，更别提独立评估机制。他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评估指引或模板，让机构“有章可循”。

方向无疑正确，但执行层面的挑战仍然巨大。

金山软件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冉朝阳也认为，新规在理念上进步，但在操作上缺乏抓手。“评估必须有标准、有样本。否则易引发纠纷。”她建议，行业要制定统一的慈善合作方评估指南或合作白名单，让机构敢评、能评。

谁来分担合规成本？

《办法》还对公开的时间节点作出了详细规定：年报、财报须在每年5月31日前公开；突发事件募捐阶段，每5天更新一次善款信息；项目终止后，三个月内披露剩余财产处理；慈善信托须每年至少公开一次……

截至目前，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近1.6万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3324家；累计备案慈善信托2470单，信托财产合同规模95亿元。

上述高频率的披露要求极大提升了透明度，也让机构的行政负担和成本水涨船高。而与头部机构相比，中小机构的执行压力尤为突出。

“头部基金会有法务、财务、外联专员，可以标准化流程；但一些小机构只有三五个人兼职运作，连信息上传都要加班。”江苏徐州一家机构负责人坦言，“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在表格上，保证合规性。”

在李鹏看来，公开或许会给机构增加一定负担，但在阳光下重建信任，透明不是终点，而是信任的起点。《办法》既是挑战，也是倒逼行业自我升级的契机。未来，慈善组织的治理能力、专业化水平、数字化能力都将成为“能否透明”的关键指标。

“希望有更多的‘高质量公开’——公开该公开的，保护该保护的。”李鹏说，当信息公开成为自觉而非负担，中国慈善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仅信息汇总、上传、审核就要专岗。”冉朝阳说，“大型基金会还能承受，但县域机构人手只有三五个，几乎全年都在填表。监管应引入‘分级披露’机制，让中小机构有过渡期或简化流程。透明不是比谁晒得多，而是比谁晒得准、晒得明白。”

透明不等于“裸晒”

记者注意到，《办法》第29条提出“鼓励慈善组织主动公开办法规定以外的信息”，这也引发慈善组织是否应当“裸晒”的争论。

有从业者表示，慈善组织的透明是行业公信力的核心，但透明绝非无底线、无边界的“裸晒”。真正的慈善透明，是在“公开必要信息”与“保护敏感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通过阳光运作打消公众疑虑，又严守法律红线与伦理底线，避免因过度公开引发新的问题。

实际上，有很多信息是不应公开的，如捐赠人、受益人不愿公开的信息；合作项目中的涉密数据及商业机密，依法不得公开；再则，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流程、临时工作沟通记录、未确定的项目规划等，若与公众监督和资金使用无关，也无需公开。

可见，“裸晒式透明”是不必要的，透明的核心是“公开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关键信息”，而非“公开所有信息”。

黄浩明认为，“上位法明确规定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若捐赠人要求匿名，慈善组织不得强制公开其信息。”

“信息公开一定有边界。”李鹏认为，规定以外的信息应更多指机构文化、项目故事、战略规划等软性内容，而非无限制地披露财务明细。“信息越多不代表越透明，无效信息反而会稀释公众关注，消耗组织资源。”

“我们要区分‘高质量公开’和‘无底线公开’。”在他看来，慈善组织面向公众筹款，理应彻底透明，但非公募机构主要面向特定捐赠人，需要依法披露年报与项目情况。

“有的捐赠人要求匿名，如果强制公开，不合规又破坏信任。”李鹏说，“公众可以监督，但不能窥探。现在很多机构陷入‘被透明’的内耗中。公众要求全晒、监管要求全管、舆论要求实时反馈——但谁来保障这些人手与经费？”

冉朝阳则认为，捐赠方中有匿名人士，项目中涉及受助人隐私，有的还涉及企业商业信息。“无限公开会侵犯合法权益，这部分的侵权行为怎么维护？”

透明体系的“最后一米”

《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应在“慈善中国”（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开相关信息。一些业内人士反映，目前部分基金会在上传年报时仍需反复核对，存在系统卡顿、模板不兼容、信息更新延迟等情况。

“透明不是曝光，而是科学的信息治理。”信息安全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昭指出，数据披露既要真实，也要经过脱敏处理，特别是机构的敏感信息，必须加以保护。他建议，“慈善中国”平台引入AI敏感信息识别与区块链时间戳技术，实现既可查询又可保护。

“我们建议开发自动化披露模块，尝试用数字手段解决合规压力。”冉朝阳表示，“未来可通过AI系统自动生成评估报告、同步披露节点、校验文件格式，让慈善组织省心省力。”

“数字化是让制度真正落地的关键，靠人工监督1.6万家慈善组织不现实。要用技术让透明有抓手，更精准高效。”李鹏说。

本文来源于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