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认识创新、竞争与增长的复杂性 解读24-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夏春系腾讯集团高级经济顾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10月13日，我受邀做客第一财经的直播间，对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进行预测，同时对于获奖者的学术成就在第一时间做出解读。当我看到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以下简称KAH）凭借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研究获奖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既不意外，又非常意外，而第二反应则是今年的获奖主题与中国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

我在直播间详细介绍了KAH的学术贡献，撰写此文的目标是不再重复介绍三人的成就（过去一周许多学者写出很多优质的科普文章），而是把重心放在KAH研究成果更多让人意外之处（大部分科普文章并没有覆盖的知识点），特别是当下全球人工智能（AI）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的技术创新与竞争的政策与实践，可以从KAH的研究发现中获得哪些借鉴。

意外之处：2024与2025年诺奖成果高度重合

不意外的原因是三人的获奖实至名归，我在2024年撰写的预测文章《感怀求学往事，展望经济诺奖》中就写出了阿吉翁与霍伊特的名字，也写出了当年的获奖者阿西莫格鲁的名字，这几位年年都是预测榜单上的常客。实际上，阿吉翁曾经是阿西莫格鲁博士求学期间的老师。

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一个趣事，就是三人曾经比赛，看谁能第一个写出目标读者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和同行的现代版的经济增长理论教科书（我在2001-2008年求学期间的宏观与增长教材都过时了）。结果阿吉翁和霍伊特的《增长经济学》在2008年12月18日出版，阿西莫格鲁的《现代经济增长导论》在2009年1月4日出版，晚了16天。但后者的篇幅远超前者，而且是独立著作。这么想来，作为学生的阿西莫格鲁率先（与长期合作者约翰逊，罗宾逊一道）获奖也不奇怪了。

做为经济史学家，莫基尔的知名度在国内相对小众，但近年来经济史研究大有复兴之势，因此他也常常进入预测榜单。我对三人的研究成果都非常熟悉，因此在直播间可以迅速做出解读，并且向观众强烈推荐莫基尔的著作《雅典娜的礼物》、《增长的文化》，以及阿吉翁与合作者撰写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而我意外的原因非常直接，虽然去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以下简称AJR）获奖的主要原因是解释了“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但三人长期合作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恰恰就是“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恰恰就是建立在KAH的基础之上。如果说AJR关于制度的研究仍然会引起争议（国内部分学者积极攻击AJR的观点，但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是简化通俗版书籍《国家为什么失败》，完整理解AJR的观点，需要阅读他们强调制度博弈复杂性的书籍《自由的窄廊》，更需要阅读他们的学术论文），那么他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研究则是获得了一致的赞誉，特别是阿西莫格鲁对技术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发现（例如人工智能对就业与收入的影响）。综合他们观点的书籍《权力与进步》在出版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去年我对AJR的解读也围绕这本书展开，原因同样在于其他学者对他们的获奖研究进行了广泛的科普，但对他们新研究的覆盖非常有限。

AJR与KAH的研究领域高度重合，从研究发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KAH先获奖，AJR后获奖是更加合理的做法。但这样连续两年获奖领域几乎是同一领域的现象，在经济学诺奖的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不仅这点让我非常意外，我同时也很意外诺奖委员会如此偏爱宏观和增长领域。2000年至今，这个领域的学者已经获奖7次（分别在2004、2006、2010、2011、2018、2024与2025年获奖，此外，2015年的迪顿和2022年的伯南克的研究也属于宏观），远远超过其他分支领域（微观与计量领域分别只有6次和3次）。例如过去30年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国际贸易与产业组织领域，只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各获奖一次，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在实践中都极具价值，我相信在未来2-3年就会获得桂冠。

持续增持如何从英国蔓延到欧洲？

以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工业革命为什么最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或者此前技术似乎更加领先的中国（“李约瑟之谜”），以及英国的成功很快传导到欧洲，可以称得上是整个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获得诺奖的索罗、诺斯、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罗默，特别是AJR和KAH都研究过这个问题，其他学科的专家更是不胜枚举（以人类学家戴蒙德和历史学家彭慕兰为代表）。

AJR主要发展了诺斯的制度优势观点，即认为英国在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包容性制度如法治和财产权为主要原因。这个观点广为流传，即为他们带来了诺奖桂冠，但也引来了学界批评，其中也包括莫基尔，他指出持续增长很快从英国扩展到整个西欧，这个现象很难用制度优势论来解释。

莫基尔获得诺奖的关键原因是他率先总结，只有当“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这两种有用的知识能够被充分创造、积累、传播并相互结合时，工业革命与持续增长才成为可能。英国与欧洲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例如启蒙运动带来的观念革新）更有利于两类知识形成良性循环（更详细的细节请阅读众多优秀的科普文章）。

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些攻击AJR制度优势论观点的专家，可能并不知道，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以下简称AJ）在2023年出版的《权力与进步》一书里（主要在第五章），反思甚至可以说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制度仅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原因在于：如果制度是万能钥匙，为什么荷兰（制度更包容）、法国（对地主和商人的产权保护与英国类似）或威尼斯（早熟商业共和国）未率先工业化？AJ自我革命地指出在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制度往往是结果而非原因。

AJ融合了莫基尔以及其他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整合了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更加全面，更加动态的解释框架，强调新兴社会阶级的崛起与“新愿景”的形成。这一转变反映了AJ对技术进步与社会权力的互动的更细致理解：工业革命并非制度“自动”催生的结果，而是特定社会力量推动下的产物。

（1）地理与资源优势：英国纽卡斯尔煤矿区丰富的煤炭资源提供了廉价能源，推动蒸汽机和纺织机械的创新。英国高劳动力成本和低煤炭价格激励了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如瓦特的蒸汽机改进），而非劳动力密集型路径。这与法国或荷兰的能源短缺形成对比，后者难以复制类似动力转型。与莫基尔的看法一致，AJ认为煤炭不仅仅是物质基础，还催生了煤矿工程的实用知识积累，如地下轨道系统，为铁路奠基。

（2）文化与“投机精神”：AJ引用笛福把18世纪英国形容为投机时代的观点（Projecting Age），认为当时英国社会鼓励大胆创新的实用主义文化是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农业、交通、制造和金融领域出现了同步创新浪潮。而实用主义文化源于中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而非精英科学家的抽象理论。AJ把莫基尔的“知识启蒙”的观点修正为：英国的创新更多源于“自学发明家”的经验主义，而非大学式的科学革命。

（3）人口与经济前提：AJ也吸纳了克拉克的“中产生存优势”理论，也就是英格兰的土地继承法和黑死病后劳动力短缺，提升了“中产”人口比例，推动了识字率和技能积累。当英国从依赖土地的有机经济向煤炭主导的矿物经济转变后，英国人均GDP在1500-1700年翻倍，并在1820-1913年加速至年均1%增长，领先欧洲。

（4）贸易与帝国因素：大西洋贸易和殖民地（如棉花供应）提供了市场和原材料，刺激纺织业机械化。英国的海军霸权和议会财政体系间接支持了基础设施投资，辅助新兴阶级的商业扩张。

AJ回顾了这些主要解释之后，指出英国的先发优势并非依靠任何单一叙事（实际上述每个解释都可以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国找到反例），而是来自于多重因素的拼图与互动。

AJ特别强调了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这在当时的欧洲和亚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反过来塑造了制度，而这一观点主要受到麦克洛斯基的影响。简单来说，工业革命其实本质是“中产革命”，由中北部英格兰的“新贵”企业家驱动。这些人并非贵族后裔，但却在发展企业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启蒙思想赋予中产阶级道德合法性，推动“进步愿景”。通过这些整合，AJ构建了一个“权力导向”的解释：工业革命源于中产阶级对“有用知识”扩张的集体愿景，他们的“投机精神”驱动了从局部发明到系统创新的跃迁。这不同于中世纪的“自上而下”技术，而是“自下而上”的共享愿景雏形。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现代进步的开端，其成功源于社会重组，而非制度“宿命”。

用AJ的原话总结：“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一群出身相对普通的新人所具备的创业与创新精神。……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必须善于解决问题、又一心努力发家致富，而且社会还不能横加阻挡。也正是由于英国封建社会没落，让这些人开始能够怀抱梦想，而且这些梦想无比远大。”

当代社会都应该学习这一经验：实现持续创新，引导技术方向需平衡权力，确保创新惠及大众，而非仅放大精英优势。

如果以上的论述让读者觉得过于简化或者抽象，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工业化革命的成功，就会发现中国的崛起与当年英国的崛起本质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后发优势，但学习并不容易，全球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当有限），在制度并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观念的革新（“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为钱正名”等）相比其他物质因素，可能是更强大和更有效的驱动力量。

麦克洛斯基的资产阶级时代三部曲

这里顺带介绍一下麦克洛斯基的三部曲《资产阶级美德》、《资产阶级尊严》、《资产阶级平等》，其核心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源于物质资源（如煤炭、贸易或殖民掠夺）、资本积累或制度变革等传统解释，而是根本上源于伦理和修辞的转变，即“资产阶级再评价”。这一转变使商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从社会耻辱转为受尊重的“美德”，从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浪潮。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洛斯基在《资产阶级平等》中明确指出，明清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1400-1600年间具备技术、人口和资源优势，本是工业革命的热门候选，却未能实现持续增长。她认为这是因为明清中国受儒家精英文化影响，强调科举与国家垄断，导致创新被压制（如海外贸易禁令）；奥斯曼则因国家干预（如印刷禁令）扼杀新想法，都最终陷入到马尔萨斯陷阱。

在政策主张上，麦克洛斯基强调创新源于修辞解放，而非政府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因此反对物质主义干预（如国家补贴、保护主义），主张“资产阶级协议”：给予创新者平等许可，包括言论自由、学术开放和商业自治，让人们试错并保留收益，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创造性破坏”。客观来说，麦克洛斯基的观点在学界并非主流，对AJ产生显著影响是让我意外的，也说明这些观点值得重视。

创新与科技进步能否带来共享繁荣？

用“创造性破坏”来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文字描述，始于熊彼特，但经济学思想只有在数学化之后，才能进行不断扩展并且产生文字无法想象，但又符合事实的结果。当阿吉翁与霍伊特（以下简称AH）用数学模式完成熊彼特的思想之后，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既让人意外又不那么意外的结果：适度的竞争激发创新和科技进步，而过度的竞争则会抑制创新（可以参考其他科普文章了解原因）。当人们用“内卷”来描述行业竞争时，恰恰指的就是后者。

经济持续增长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褒义词，但经济学家同时关心微观层面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增长能否带来共同享有的繁荣。AJ对过去一千年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深入考察，在《权力与进步》里详细描绘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创新的好处几乎都被强势的资本和权力阶层拿走，而弱势劳动阶层迎接的往往是大面积失业，或者更低的收入，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恶劣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毫无平等可言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资本阶层除了暴力控制，更是借助了教会的“说服”力（对底层民众的洗脑控制），而教会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我们熟悉的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带来劳工阶层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实在历史上占有的时间并不多见。这往往对应着疫情或者战争造成的劳动人口大幅减少，或者因为工会的崛起赋予了劳工与资本的谈判力量。幸运的是，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见证了这样的美好时代。

即使在美国这个技术进步引领经济增长最明显的国家，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来说，美好时代在1970年之后就结束了，由于收入分配更多导向了具有大学文凭的高技术阶层，这些普通劳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扣除通胀）长期停滞，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然而，美国选择的解决路径是赋予大企业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力，弗里德曼的名言“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更多的钱”，与“里根经济学”结合的后果，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梦”越来越遥不可及（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成年后90%的收入可以超越父母，到了1985年出生的一代人，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0%）。

与阿特曼、马斯克、盖茨等这些AI发展乐观派不同的是，历史回溯使得AJ对AI能否带来共享繁荣表示出明显的怀疑，他们号召大家行动起来，认真对待AI造成的潜在冲击，提前防止糟糕结果的发生。

创新与科技进步能否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2023年以来，中国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AH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也展示了科技创新的复杂一面。

TFP指的是各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不同的测算发现各国TFP在历史上呈现明显的上下起伏的波动态势，但在1960年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TFP持续下降的趋势，美国的TFP更是从194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虽然在1980-2000年出现回升，但2000年之后再次掉头往下。

TFP下降的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赫德在2020年发表了一个研究指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年平均增速中，TFP的贡献基本稳定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2000-2009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有形资本投资的贡献。2010-2019年，中国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和前十年相比基本是相同的，这十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TFP从前十年的3.1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1个百分点。

很显然，全球TFP的持续下降非常违背大家的直觉，因为过去这些年，以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和实际使用等数据来看，伟大的科技创新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果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革命能够在1980-2000年提高TFP，那么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什么反而造成了TFP在2000年之后的下降呢？比这个问题更难回答的是，在美国，被广泛认为创新程度最多的信息技术密集型和生产型行业，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反而比其他行业更多！

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菲利庞在其著作《大逆转》中发现，无论是美国现在最大的20家企业，还是每个行业最大的4家超级明星企业，他们招聘的人，进行的投资，销售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其实都远远小于过去历史上面的前20大企业或者是每个行业的前4大企业（例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美孚石油、沃尔玛、AT&T，IBM等）。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大企业，他们对实体经济，对上下游其它企业的贡献其实是越来越少了。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显示，其实超级明星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它们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TFP的贡献却在减小。

特别是，这些企业里劳动力的收入占比越来越低，资本收入的占比越来越高。菲利庞把这个现象称为“大逆转”。他认为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过去20年，美国反垄断的力度弱化，这造成头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减少，垄断程度增加。而产业的集中度越高，就会导致商业活力就越低，特别是反映在新企业的创立越来越难。

阿吉翁带领研究团队，拓展了菲利庞的观察，进一步研究了超级明星企业在加大自身创新的同时，阻碍追赶者创新的行为，发现这才是理解TFP伴随创新增加而下降的关键原因。他们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扩展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加了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的数量，在1980-2000年提升了TFP。但由于超级明星企业的效率比其他企业更高，它们从经营范围扩展中获得的利润增幅也超过其他企业。

长期来看，超级明星企业的业务扩展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损失。超级明星企业一旦掌握某个产品线，其他企业对此就不会再有创新动力，原因是为击败超级明星企业，普通企业将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租金。

所以，随着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普通企业将日益缺乏创新激励。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普通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信息技术革命造成超级明星企业掌握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却随之受损（Aghion, Bergeaud, Boppart, Klenow, Li，2023）。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等人在找到这个新解释之前，先排除了其他一些关于TFP下降的流行的解释，例如现有的统计方法无法准确完整捕捉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智能手机的创造价值的许多功能难以被统计纳入）。他们发现即使采用更合理的统计方法，也没有办法改变TFP下降的趋势。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现在的超级明星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

这就好比百米冲刺时落后的人放慢脚步，遥遥领先的也放慢速度。由于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追赶者，他们的“躺平”导致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下降。

加上新企业进入越来越难，这就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活力都显著降低。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看似创新最多的行业，反而生产率下降更多；还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集中体现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里。（Akcigit and Ates，2023）

作为对比，在1980-2000年代，领先企业即使市场份额占优，但并不阻止追赶企业竞争，反而可以刺激两者都跑得更快，体现在TFP的增长上。

而企业在不同年代的行为变化，同样有着复杂的背景，深刻体现出企业微观行为和宏观经济的互动上。1980-2000年，虽然利率持续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利率的影响，没有发展到极端竞争的程度。

但随着利率走低，头部企业发债扩张的成本也越来越低，而他们赚到的钱超过支出，于是选择或者回购股票，或者不断储蓄，把利率压得越来越低，这对大企业和他们的股债投资者都是大利好。这就是企业行为产生的宏观结果。

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宏观利率降低到更低的程度后，成为领先企业的现值越来越高，这提高了企业扩大对其他企业的技术优势的现有收益。于是，利率下跌促使各个产业的领先企业为巩固其地位而更多开展创新，给普通企业的创新造成打击。产业集中度随之提高，总创新和总增长率却因此下降（Liu, Mian and Sufi, 2022）。

这些不同研究团队独立的发现，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讨论非常有意义。中国希望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三者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对标的显然就是美国的超级明星企业。但如果换来的是同样的结果，恐怕就事与愿违了。

如何借鉴诺奖成果，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最新研究成果。过去流行的建议，例如有选择性地鼓励创新，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加大优惠扶持政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留意负面结果，鼓励创新的传统做法并不一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例如加大对领先企业的政策扶持或者税收优惠，会进一步拉大领先者和追赶者的差距，更多的企业选择躺平。过度竞争与内卷带来的恶果已经有目共睹。现在，反内卷在中国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

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提高新质生产力，带动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

当我在第一财经的直播间看到今年的诺奖颁发给KAH，立刻联想到的是去年获奖的AJR，想到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与《技术与进步》传递出的经验与教训。在全球热议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之际，我相信诺奖委员会连续两年极其罕见地奖励在相同领域做出非凡成果的六位学者，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与本文希望传递的信息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