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底层男人丁尚彪，在日本打15年的黑工，把女儿培养成美国医生

2014年，上海底层男人丁尚彪，在日本打了15年的黑工，把女儿培养成了美国妇产科医生，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他在日本的工资相当于他在上海工资的100倍！
2014年，一则媒体报道在网络悄然流传：一个名叫丁尚彪的上海男人，在日本打黑工整整15年，把女儿送成了美国妇产科医生。
他的故事没人听说过，直到女儿在纽约接受了一次医学人物专访，说出那句让美国记者也安静下来的话：
“我爸在日本做了15年的黑工，供我读书。他说，‘你要不成功，我这15年就白死了’。”
整个90年代，上海工资一个月不过300人民币，而日本工厂的月薪是30万日元，汇率换回来，是30000人民币，足足100倍的差距。
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来说，去日本打工，是一场带着命运下注的冒险。
丁尚彪35岁，国企电机厂的钳工。
改革开放开始后，厂里有了技术革新，年轻工人能进修、能出国，像他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中年工人，只能等着被边缘化。
那年冬天，他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赴日留学实录》，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彩页广告：
北海道阿寒町招收中国留学生，包住宿、包学费，毕业后可就业，月薪不低于20万日元。
丁尚彪心动了，借遍亲戚朋友，凑了42万日元的中介费，相当于他15年的工资。
陈忻星，他的妻子，没哭也没闹，只说了一句，“你要是去了，丁琳就靠你了。”
现实跟广告完全不同，那是一个快要废弃的农业小镇，所谓“学校”是个仓库改的语言教室，学生们白天在农场摘苹果、晚上在流水线上装箱，工资低得可怜，还要扣住宿费、管理费。
没人敢反抗，签证挂在学校手里，谁抗议谁就被遣返。
三个月后，一个夜晚，丁尚彪带着一个旅行袋逃出了宿舍，他跳上去东京的夜行列车，从此失去了合法身份，成为“黑户”。
那一刻，他知道，回不去了，也不能失败。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黑工需求不减反增，工厂、餐馆、清洁公司、搬家公司都需要“便宜、听话、不吭声”的劳动力。
他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六点出门，夜里十二点收工，最多的时候曾连续工作72小时。
吃的是便利店退货饭团，住在涩谷一栋非法群租的破楼里，六个人挤一间。
“我不敢生病，不敢休息，连牙齿掉了都不去看医生，怕被查。”
他每月寄回去25万日元，除去兑换损耗，也有两三千美元，陈忻星把这些钱存在香港的一个亲戚账户里，为的是将来让女儿出国读书。
别人都想着攒钱买房，他说：“我买不起日本的房子，也回不去上海的单位，我唯一能投的，就是我女儿。”
他妻子也很清楚这个逻辑，她在上海靠给人缝纫、卖旧衣服过日子，吃烂米糊、捡别人扔掉的青菜，从不动用丈夫寄来的钱。
1997年，18岁的丁琳拿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他们家庭计划的第一步成功，她靠托福、靠父亲的积蓄、靠母亲的坚持，拿到了留学签证，走进了纽约的校园。
她不知道的是，那年她出国前，父亲差点被警察查身份，是同宿舍的越南工人帮他顶了身份，才让他逃过一劫。
那次之后，他考了五本技术资格证，包括锅炉工、设备维修员、清扫师傅。
“我不能只靠体力，我得有点值钱的证书，哪怕是假的。”
这就是他的“工具箱思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只是为了不被踢出去。
他们父女之间的联系，全靠信件和寄照片，信里全是学习成绩、生活琐事，没一句抱怨。
他从不告诉女儿自己住在哪、吃什么、有没有被打过工钱。
2005年，丁琳成为妇产科实习医生。
她那一年在纽约长岛医院值班72小时，累到睡在走廊的长椅上。
2008年，她正式成为注册妇产科医生，她第一笔工资，买了一张飞往东京的机票，在羽田机场，她等了七个小时，才见到父亲。
“你成功了，我可以退休了。”
但他没退休，他跟着女儿去了纽约，在一家酒店后厨打工，擦地板、修吊灯、做饭。
他自制一个挂钩，让厨房的工具更好用，被评为“年度员工”，那年他61岁。
2012年，丁尚彪开始学英语，加入社区文学社。
他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想出书，他的房产投资也没闲着。
陈忻星用他寄回的钱，在上海买了两套老房子，后来房价暴涨，如今价值上千万。
他对成功的定义，从来不是买车买房，他说：“我就是个钳工，但我知道我女儿在美国接生一个孩子，救了一条命。这就够了。”
后来，他开始环游世界，带着女儿送的旧单反，在每个国家拍一张照片。
他没读过哈佛，也没创业暴富，但他用15年的黑工生涯，圆了女儿的梦想，成就了女儿的未来。
这个世界对底层从不公平，但他用一个父亲的极限，撕开了一条缝，不是每个人都该去做黑工，不是每个家庭都要靠牺牲才能前进。但在那个年代，那个背景下，他的选择，值得尊重。
他没赢在起跑线上，也没走捷径，他只是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他不算成功，但他赢了。
信源：中国侨网——愿每个在海外打拼的人都能活成丁尚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