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国志”两巨头 皆是四川人‖汪毅

“国志”两巨头 皆是四川人

汪 毅

西晋陈寿著《三国志》

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

陈寿与常璩同是四川人。一个是西晋的,一个是东晋的;一个被尊为“一代良史之才”,一个被尊为“求真求是百代师”;一个著有《三国志》而名扬史界,一个撰有《华阳国志》而名满志坛;一个被誉为三国文化的鼻祖,一个被誉为中国方志的初祖。

二人史志同辉、珠联璧合,产生了“光焰万丈长”的史(志)学影响,宛如中国史(志)学界星空的双子座。

三国文化源头

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公元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在南充度过。他少时勤奋好学,对历史著作尤其是《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郁的兴趣。特别是他受教于恩师谯周时,更是坚定了执着著史的信念。因此,说到陈寿学识的来源时,自然会说到对他进行授业解惑的老师:谯周。

谯周,字允南,耽古笃学,研精六经,时大名鼎鼎,系蜀国(今四川)屈指可数的天文学家与史志学家,著有《雠国论》《定法训》《古史考》等百余篇文章,其中《三巴记》《益州志》《巴蜀异物志》等被后世视为完备方志的雏形。陈寿一生著述颇丰,犹以《三国志》《三古志》《益都耆旧传》名扬历史。对这三部史书,影响和评价空前,诚如南充万卷楼的一副楹联上联所言:“承祚(陈寿字)倘无三书神州尽成千古恨”。在这三部书中,《三国志》更是名气冲天,成为中华史籍中的经典之一。

陈寿(右)和老师谯周(2025年10月28日蓬州闲士摄于南充市方志馆)

陈寿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务。他的官阶虽不高,但以著述修史为己任。280年晋太康时,48岁的陈寿开始了《三国志》的撰写。十年磨一剑,约在290年,陈寿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该著原名《魏书》《吴书》《蜀书》,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全书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

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陈寿作为晋代的史官,在具体的叙述中,他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表现的技巧性相结合。一方面,他不得不维护魏为正统,即在《魏书》中为曹操写本纪,在《蜀书》和《吴书》中分别为刘备和孙权写《先主传》和《吴主传》;另一方面,他的成书确是如实地记录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尊重了三国各自为政与互不统属的历史。更显技巧性的是,他写《先主传》和《吴主传》记事的方法与写曹操的本纪如出一辙,均采用年经事纬法,在事实上拉平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巨头的关系。

作为经典的《三国志》,其叙事简略流畅,记事详略得当,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故《晋书·陈寿传》对陈寿有“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评价。

由于《三国志》的表现属于纪传体,加之史事的情节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晋惠帝诏令百姓抄写《三国志》等原因,故《三国志》不胫而走,特别是后来罗贯中将其演绎成小说《三国演义》,经坊间说书的不断演绎与历代墨客骚人的一叹三咏,加之当今电视剧版经典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传唱等,其影响几近家喻户晓。

如果说《三国志》中的《魏书》和《吴书》述说了历史上魏国和吴国的事情,那么《蜀书》则延续了巴蜀的文脉。在《蜀书》中,陈寿对人物品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诸葛亮是奇才,关羽、张飞是虎臣。鉴于这种奇才,诸葛亮被尊为“名垂宇宙”的万世师表。这种评价,今天我们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诸葛亮的高大上历来被人们顶礼膜拜,在众多的粉丝中,陈寿算得上是超级粉丝。

中国方志源头

常璩的《华阳国志》

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攸关。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明代嘉靖版《华阳国志》(汪毅 供图)

常璩(约291-361),字道将。四川崇州市常璩广场的常璩铜像基座所嵌铜牌有这样的介绍:蜀郡江源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州市三江镇)人。成汉政权时期,曾任散骑常侍,侍从皇帝,掌理文书,参与要政决策。归晋后,入密阁,掌著作。所著《华阳国志》为我国西南地区古史,对巴蜀史事记述尤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专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的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常璩画像 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 藏)

如果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撰写了三国时期魏吴蜀的历史,可知其兴替;那么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是一部志书了,而且是在中国志坛上最具讨论意义的志书之一。有趣的是,两部书均冠以“国志”,而且均是大手笔,皆出自于晋代。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该著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的记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汉中等地;记人有公孙述、刘二牧、蜀汉先后二祖等的兴废嬗替。内容涵盖了西汉以来梁州、益州、宁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盖了地理志、人物传,堪称记载蜀汉及晋代史最为翔实的志书。

自然,这部志书成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

它的历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对后世历史性著述的影响广泛,甚至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后汉书》、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名著均从中大量取材。至于《华阳国志》书名中的“华阳”,其实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指华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区域,因为在历史上并无“华阳国”的建置。

《华阳国志》内容以历史、地理、人物为经,体裁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为纬,体例近乎完备,引领了中华修志文明的代代赓续,在中国方志界极具影响,诚如《四川方志简编》所载:“自司马相如以来,纪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尽善,璩乃博考众说,裁成《华阳国志》一书,攻方志者,奉为鼻祖。”

其意义和价值,诚如《红楼梦》之于古典文学,《史记》之于传统史学,《水经注》之于古代地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史(志)家推崇。

自成书以来,宋代便有两种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国计有22种,足见其影响和地位。遗憾的是,宋本《华阳国志》因兵燹荼毒而化为灰烬。

《华阳国志》还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佐证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乏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成都。因为成都与巴蜀若干细节密码的解析以及城市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离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书中均可以找到答案。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市阅读协会(筹)名誉会长谭继和认为:“要读成都历史,需要从《华阳国志》读起。”“《华阳国志》成为读成都的起点”。

来源:《华西都市报》2016年4月2日第12版

文/图:汪 毅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