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把宁夏匪首马化龙一家三百多口全宰了，在西北地界炸了锅。

左宗棠把宁夏匪首马化龙一家三百多口全宰了，这事在当年西北地界炸了锅。马化龙出身宗教世家，在金积堡就是土皇帝，手里有粮有枪还捐了官。
1871年正月十三，宁夏金积堡，一场寒风裹着黄沙的集体处决在黎明前悄然展开。
302人，马化龙一家老小，从嫡子亲眷到远房族人，在短短几个时辰内被清军逐一执行，血流成河，尸横遍地。
左宗棠，一位儒将出身的湘军统帅，亲自签发了这张执行令，他知道，这一刀下去，西北会炸锅。
汉人百姓在街头放鞭炮，称这是“报血仇”；朝廷内外却议论纷纷，有人骂左宗棠“狠毒滥杀”，也有人私下鼓掌叫好。
马化龙不是普通的乱党，而是西北最大的“合法叛匪”，他手里握着枪、粮、信徒，甚至还握着清廷亲自授予的官衔。
他是哲赫忍耶的第五任教主，信徒遍布甘宁青，被尊为“十三太爷”，这个教派本身就有强烈的排他性，加上马化龙的个人崇拜，金积堡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四代人经营的堡寨，三道壕沟、五百多座碉堡，三年粮储、上千俄制洋枪，这里比清军的正规军营还像个国家。
更关键的是，他是清廷的“花翎记名提督”——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挂着军衔却不听调遣，号称“官中之王”，左右逢源。
他捐官、纳贡、私通洋人，甚至还跟俄国人和阿古柏互通有无，在宗教的外衣下，他筑起的是地地道道的军阀体系。
可他不是一直在反，他也投降过——不止一次，他多次举旗“归顺”，可每次投降都藏着刀子。
1865年，他以“归正”为名骗杀镇守宁夏的副将；1870年，他杀了左宗棠最得力的部将刘松山，一城之主，喉咙被割断，尸体被悬挂三日。
左宗棠忍了很多年，他不是不知道西北的复杂，但他更知道，这块地盘若不彻底清洗，将来连新疆都救不回来。
李鸿章主张“海防优先”，他主张“塞防为本”，而马化龙正是他北上新疆前最危险的一颗钉子。
于是他动手了。
金积堡被围半年，粮道被切，水源被断，堡内开始“人吃人”。
马化龙看出大势已去，把自己五花大绑出城，献上56门洋炮，嘴上说着“悔过投降”。
左宗棠本想给他一个台阶，毕竟这是西北，杀一个教主容易，杀完三百口难免留下隐患。
可就在马化龙投降当晚，军中截获一封密信，信中写着：“正月十五夜，堡内起火为号，外应突围。”
落款是“阿古柏使者”，内容明确，马化龙仍在筹划里应外合，准备一场最后的反扑，如果左宗棠信了他，可能连自己都得埋进这片黄土。
第二天命令下达，三百余人，男女老少，被清点、隔离、执行，没有审判，没有拖延。
有军官劝：“老弱妇孺可否留命？”
左宗棠冷冷一句：“若留，养虎为患。”
这话传出后，汉民百姓竟自发抬着“左公生祠”的牌子游街，说是“替天行道”，但在朝廷内部，左宗棠却面临巨大压力。
“杀降不祥”的声音四起，有人举报他“滥杀无辜”，还有朝臣上书要求彻查。
他没有解释，只写了一句话：“不杀此一门，西北无宁日。”
这次处决成了左宗棠西进新疆的转折点，金积堡一破，西北叛军群龙无首，甘宁青迅速稳定。
很多人至今还在问：左宗棠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
从情理上说，当然有，他可以押解马化龙入京，交由朝廷处理；或是杀主犯、留老幼；甚至可以将其流放边疆。
但问题是，马化龙不是单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他的家族就是他的政权结构，族人就是他的信徒体系，留一个，都可能在将来变成新的“十三太爷”。
另外一个事实是：清廷在西北的控制力已经极其薄弱，宁夏将军庆昀曾试图“招抚”，结果是汉民惨遭屠杀，灵州城陷，知府全家被灭，文化设施被毁。
清军根本无法在当地有效治理，除非用极端手段摧毁一切抵抗根源。
对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乱事，比如陕甘回乱、太平天国、捻军叛乱，很多“投降”者在几年内又起兵反扑。
左宗棠深谙其道，不愿再赌一次“仁政”的空头支票。
左宗棠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彻底的秩序重建，他知道，西北如果不先“狠”一次，将永远无法进入“善”的轨道。
马化龙靠宗教起家，靠商业致富，靠军火自保，靠朝廷买官——所有这一切，既是清廷默许的，也是晚清制度崩坏的结果。
左宗棠杀的是人，砍的是系统。
从那天起，左宗棠在西北成了“神”，但也彻底背上了“屠夫”的名声。
后来的西北确实逐渐安稳了下来，左宗棠推行“汉回分屯”，鼓励共同耕种，设立义学，发放赈粮，修复被毁庙宇，他不是不懂安抚，而是知道，仅靠安抚，换不来真正的秩序。
马化龙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左宗棠之“狠”，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历史从不干净，也从不公平，在混乱之中，没有温和的胜利者，只有敢于承担代价的人，才能留下结果。
信源：
平毁金积各巢首要各逆伏诛宁灵肃清折历史追学网
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