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宋史》钉上奸臣柱的爱国者：韩侂胄的千年忠奸迷局

“南宋奸臣榜” 里，韩侂胄的名字总与秦桧、贾似道并列。《宋史》骂他 “权欲熏心、轻率北伐”，岳珂在《桯史》里写滑稽剧讽刺他，连金庸武侠里都把他塑造成与郭靖作对的反派。可另一边，金国却给了他 “忠缪侯” 的谥号，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直言他 “不尽如宋史所诋”，蔡美彪在《中国通史》里更直白：“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一个被自己人骂了八百年的 “奸臣”，为何会被敌国认可？

一、正史里的 “奸臣” 帽子：谁在书写历史？

骂韩侂胄最狠的《宋史・韩侂胄传》，通篇充斥着负面评价。开篇就暗讽他靠外戚身份上位：“以恩荫入仕，依皇后亲属故得近帝”，说他 “时时乘间窃弄威福”，把北伐说成 “立盖世功名以自固” 的政治投机。可翻完整篇传记，你找不到任何 “通敌叛国”“贪赃枉法” 的实锤，反而写着他 “筹划北伐抗金，志在恢复失地”“打击不思收复的投降派”。

这种矛盾的根源，藏在修史者的立场里。元代修《宋史》时，主要依据南宋官方史料，而这些史料的编纂者，恰恰是韩侂胄的政敌 —— 道学群体。

庆元元年那场震动朝野的 “党禁”，是韩侂胄与道学的决裂。宋宁宗即位初，赵汝愚推荐朱熹任侍讲，这位理学大儒以 “帝师” 自居，动辄训斥宁宗 “修身齐家”，甚至干涉朝政决策。宁宗忍无可忍，私下对韩侂胄抱怨 “朱熹所言，多不可用”。韩侂胄抓住机会，支持皇帝将朱熹罢官，随后又以 “伪学” 之名打击赵汝愚一党，最终列出 59 人的 “伪学逆党籍”，将道学彻底逐出权力中心。

道学群体从未忘记这场羞辱。南宋后期理学复兴，他们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在史料中把韩侂胄塑造成 “迫害圣贤” 的奸佞。更微妙的是元代的政治考量：元朝与金国同属少数民族政权，自然不愿宣扬 “抗金” 精神，把主战的韩侂胄打入奸臣传，恰好能削弱汉人的复国意识。

就连当时的 “主流舆论” 也充满偏见。右正言黄度弹劾他 “专权”，彭龟年请求 “逐侂胄留朱熹”，可这些弹劾多是政治立场之争，少见具体罪证。周密在《齐东野语》里说得实在：“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 人一死，所有脏水都往身上泼，哪还有真相可言？

二、“崇岳抑秦” 的底气：他比谁都想收复中原

判断一个南宋大臣的底色，绕不开对金态度。秦桧的 “奸”，在于割地求和、残害忠良；韩侂胄的 “忠”，则刻在他 “崇岳抑秦” 的雷霆手段里。

嘉泰四年，韩侂胄力排众议，推动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赐谥 “武穆”。与此同时，他奏请宁宗削去秦桧的 “申王” 爵位，改谥 “谬丑”，诏书里那句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字字戳中投降派的痛处。这不是简单的作秀，而是对南宋立国以来 “和战之争” 的彻底表态。

要知道，此时距离 “绍兴和议” 已过去 70 年，南宋朝廷早已习惯了 “岁币换和平” 的安逸。士大夫们沉醉于西湖歌舞，连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都赋闲在家，写下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 的愤懑。韩侂胄的举动，无疑是在一潭死水里投下巨石。

为了北伐，他几乎动用了所有力量。启用赋闲多年的辛弃疾任绍兴知府，听他分析 “金国必乱必亡”；召回陆游任权同修国史，让这位 82 岁的老人重燃斗志；甚至把自己的老师陈自强推上相位，只为凝聚主战派力量。更难得的是，开禧北伐失利后，他 “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这在南宋权臣中绝无仅有。

辛弃疾对他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有人说辛弃疾是被韩侂胄 “利用”，可老辛自己看得明白 —— 当时朝廷里，只有韩侂胄真敢动北伐的心思。他在《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里写道 “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把韩侂胄比作春秋时保国的韩厥，这份赞誉绝非虚与委蛇。

陆游更是在《书喜》里直抒胸臆：“已迫斜阳须作乐，暮云虽薄易成霞”，晚年能得韩侂胄启用，亲眼见北伐启动，对这位爱国诗人而言已是慰藉。

三、北伐败了：是 “奸” 的罪证，还是时代的悲剧？

开禧北伐的失败，是韩侂胄 “奸臣” 名声的核心依据。《宋史》骂他 “轻率北伐，不自量力”，可翻开史料就会发现，这场失败的锅，不该由他一个人背。

南宋的军事积弊早已深入骨髓。自孝宗隆兴北伐失利后，宋军多年无大战事，军备废弛到 “骑兵不能披甲上马，步兵挽弓不过三尺” 的地步。韩侂胄虽全力整军，却短短数年难以扭转颓势。更致命的是内部的背叛：西线主帅吴曦早就与金人勾结，以献四川为代价换 “蜀王” 之位，北伐刚开始就按兵不动，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专攻东线。

前线将领的怯懦同样致命。东路主帅丘崈刚接战就放弃泗州，退保盱眙，还私下与金人议和；皇甫斌在唐州兵败后溃不成军，秦世辅的部队更是未战先逃。这些人的溃败，却最终都算在了决策者韩侂胄的头上。

最阴险的是后方的暗箭。礼部侍郎史弥远早就觊觎权位，趁着北伐失利，联合与韩侂胄有怨的杨皇后，伪造圣旨派夏震在玉津园截杀韩侂胄。这位权臣死得惨烈，铁鞭击身时甚至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更屈辱的是，史弥远为了求和，竟把韩侂胄的头颅砍下来，装在木盒里送给金国。金人见到头颅时的反应耐人寻味：他们没有肆意羞辱，反而有大臣上书 “侂胄忠于其国，谬于其身”，请求赐谥安葬。金章宗最终赐谥 “忠缪”，将他葬在先祖韩琦墓旁 —— 敌国尚且认可他的忠诚，自己人却把他当求和的筹码。

陆游在韩侂胄死后写下 “误国当时岂一秦”，这句诗骂的从来不是韩侂胄，而是那些在背后捅刀子的投降派。南宋的怯懦早已深入骨髓，韩侂胄不过是这个苟安政权的替罪羊。

四、权臣的 “恶”：手段不完美，目标却纯粹

不可否认，韩侂胄是个典型的权臣。他的权力之路确实充满算计，打击异己的手段也足够狠辣。

绍熙内禅时，他凭借吴太后外甥的身份居中联络，拥立宁宗有功，却因赵汝愚一句 “外戚岂可言功” 只升一阶。这份不满成了权力斗争的导火索，他听从刘衟 “用台谏击敌” 的建议，扶持李沐等言官弹劾赵汝愚 “宗室居相位不利社稷”，最终把这位政敌贬死永州。

掌控朝政后，他确实独断专行。台谏系统被他牢牢掌控，内侍省监王德谦与他不和，他就表面交好，暗中指使御史弹劾其 “狂妄求官”，轻松将其贬谪。甚至官员任命、诏书起草等事，他都 “假借御笔，未尝奏禀”，把权力攥得死死的。

但权臣不等于奸臣。秦桧专权是为了打压主战派，维护议和局面；史弥远专权是为了一己私利，长期把持朝政。韩侂胄的专权，却是为了扫清北伐障碍。

他打击道学，并非反对学术本身，而是因为道学群体大多主张 “安于现状”，是北伐的阻力。庆元党禁后期，为了团结更多力量，他主动解除禁令，追复赵汝愚、朱熹的职名，只要愿意支持北伐，哪怕是昔日政敌也能启用。这种灵活身段，绝非 “权欲熏心” 能解释。

《四朝闻见录》里记载过一件事：有人提醒他史弥远等人要对付他，韩侂胄只淡淡回应 “以一死报国为辞”。这句话不是作秀，他最终确实用生命践行了承诺。比起那些 “明哲保身” 的大臣，这个手握大权却敢赌上性命抗金的人，至少多了一份赤诚。

五、历史的偏见：为何好人难做，奸臣易当？

韩侂胄的悲剧，本质是 “做事者” 的悲剧。南宋朝堂上，主和派永远占尽优势：他们不用承担风险，只需在主战派失败后站出来指责 “轻启战端”；他们掌握话语权，能用 “奸臣” 的帽子抹杀对手的所有努力。

道学群体的报复更具长期性。明清两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韩侂胄 “迫害朱熹” 的罪名被反复强化。文人墨客写诗骂他，戏曲小说丑化他，久而久之，“韩侂胄 = 奸臣” 成了定论。没人记得他追封岳飞，没人记得他输家财助军，只记得他是 “专权误国” 的反派。

这种偏见延续到了现代。2020 年的电影《辛弃疾 1162》里，只敢隐晦提及 “韩相爷起用辛弃疾”，不敢正面塑造他；老剧《大宋王朝》虽还原了他北伐失败的惨状，却仍强调他 “急功近利”。大众对他的认知，始终跳不出《宋史》设定的框架。

可金国的评价反而更客观。“忠缪” 这个谥号，“忠” 是对他抗金报国的认可，“缪” 是对他行事鲁莽的惋惜。比起南宋朝廷的卸磨杀驴，敌国的这份公允，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结语：跳出非黑即白的历史观

评价韩侂胄，最该警惕的是 “非忠即奸” 的二元思维。他有权臣的狠辣，却没有奸臣的卑劣；他有理想的赤诚，却缺乏务实的谋略。他不是完美的英雄，也绝非十恶不赦的奸臣。

如果用 “是否忠于国家” 来衡量，他比秦桧、史弥远之流高尚百倍；如果用 “是否完美无瑕” 来要求，他确实有诸多瑕疵。但历史从来不是道德审判台，我们该看到的是：在那个 “人人谈金色变” 的时代，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用身家性命赌一把收复中原的可能。

史弥远们把他的头颅送给金国时，或许以为能换来长久和平。可他们忘了，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战败，而是再也没有敢战的人。韩侂胄死后，南宋彻底沦为金国的 “侄皇帝”，最终被蒙古所灭。八百年后回头看，那个被骂作 “奸臣” 的韩侂胄，反而成了南宋最后的脊梁。

正如蔡美彪在《中国通史》里说的：“《宋史》以来视韩侂胄为奸臣，是被歪曲了的历史。” 或许我们该给这个悲剧人物一个公允的评价：他是个有缺点的爱国者，一个被权术包裹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不该被钉在奸臣柱上的勇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