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前瞻性建议：跳过燃油车，发展新能源汽车

“老钱啊，咱们真要舍掉现成的燃油车？”1992年春，中南海紫光阁的茶香里飘着铅笔划过信纸的沙沙声，时任科委主任宋健捏着钱学森的来信，指尖在 “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几个字上反复摩挲。钱学森端起青花瓷杯抿了口龙井： “三十年前美国人说导弹搞不成，咱们不也搞出来了？”这话说得带劲，茶杯底磕在檀木桌面的脆响，惊飞了窗外柳梢的麻雀。

要说钱学森这双能看穿时空的眼睛，早在他啃着黑面包留学的年月就练成了。1935年麻省理工的航空实验室里，那个英国学生借笔记的桥段另有隐情——人家原话是 “你们黄种人记的笔记能用吗”，钱学森当场掏出钢笔在对方课本扉页写下道空气动力学公式，甩下一句 “这比大英帝国的蒸汽机先进五十年”。这话后来被传成 “中国人的名气硬”，其实老钱的硬气全在骨子里。

时间推到1987年深秋，钱学森率团考察西欧汽车厂。在斯图加特的奔驰车间，六十五岁的他盯着流水线突然冒了句： “德国佬这套要过时。”随行的汽车专家刚要解释内燃机原理，老爷子已经掏出小本子画起电磁线圈： “未来得用电动机，烧油的车子要进博物馆。”当时谁也没当真，直到五年后那封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命运的信件送到中南海。

要说这封信的分量，得看它撞上了什么时机。1992年正值 “南巡讲话”春风吹拂，沿海开发区遍地开花。钱学森在信里算的账够绝：全国要是有五千万辆燃油车，每天得烧掉两个大庆油田。他特意用红笔圈出 “环境污染”四个字，旁边批注 “伦敦烟雾事件教训”。更绝的是附了份手绘图纸，把电池组画成导弹燃料舱模样，标着 “续航八百公里”——这数字比当时国际水平超前二十年。

反对声不是没有。某次部委联席会议上，有位老专家拍桌子： “内燃机都没吃透，搞什么新能源！”钱学森当场掏出个火柴盒大小的永磁电机： “当年搞两弹，苏联专家撤走时也这么说。”那电机是他让上海玩具厂定制的，转起来嗡嗡响，愣是转了两个钟头没停。会场突然安静得能听见挂钟走针声。

要说老钱这人眼光毒，九十年代初就盯上三个要害：新能源汽车、虚拟现实、芯片自主。1993年参观中关村电子市场，他指着走私的英特尔芯片说： “这玩意儿比原子弹还危险。”转头就给国务院写报告，建议拿造导弹的精密机床来刻蚀晶圆。可惜那年月 “市场换技术”风头正劲，这封信在档案柜里躺了十年，直到中兴事件才被翻出来当镜子照。

新能源汽车这事儿能成，还得说钱学森会 “借东风”。1995年国家科委立项时，他特意把电动客车项目塞进 “八五”计划，表面说是解决城市公交污染，暗地里让长春客车厂攒下电池技术的家底。有回视察实验室，看见研究人员对着日本电池样品发愁，他抄起榔头咣当砸开外壳： “怕什么！当年苏联给的是假图纸，咱们不照样炸响原子弹？”

鲜为人知的是，钱学森为这事儿还跟老战友红过脸。某位参与 “两弹”研制的将军听说要搞电动车，打电话劝他： “集中精力搞航天多好。”老爷子在电话里吼： “当年要是只顾着放炮仗，哪有今天的卫星上天！”吼完又补了句： “汽车工业是老百姓的航天工程。”这话后来被做成了标语，挂在某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大厅。

时间证明老钱这招实在高明。2015年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参观比亚迪工厂，看见流水线上机械臂组装电池组，脱口问了句： “你们偷了特斯拉技术？”中方工程师乐了： “按钱老1992年画的图纸，该说马斯克偷我们的吧？”这话虽是玩笑，倒真说中要害——钱学森档案里那份泛黄的草图，比特斯拉成立早了整整十年。

要说遗憾也不是没有。1998年钱学森住院期间，某汽车厂总工带着新型燃料电池模型来汇报。老爷子摸着有机玻璃罩子直叹气： “要是早十年搞，现在满大街都是充电桩了。”突然又眼睛放光： “不过也好，给年轻人留点发挥空间。”这话说得在场人鼻子发酸，那台模型至今还摆在钱学森故居的书架上，玻璃罩里藏着张字条：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汽车的世纪。”

2011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百年当天，北京新能源汽车展览馆开馆。序厅墙上镌刻着他1992年信中的预言： “新能源汽车不是替代品，而是新时代的火车头。”有趣的是，展馆用的光伏玻璃，正是当年研制导弹耐高温材料的衍生技术。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倒真应了钱老常说的那句话： “科技这棵树，根扎得深才能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