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游本昌生病住院，孙维世带糖去看望他，游本昌：永远感恩

1960年冬，北京阜外医院的走廊透着寒意。剧院年轻演员游本昌因为浮肿被推入病房，他抿着嘴，一边计算明年的排练计划，一边琢磨医嘱。突然，门被推开，“小游，先含块糖，补补劲儿。”孙维世把两颗黄糖塞进他手心。那声轻轻的“谢谢导演”，哽在喉间许久才吐出，这一幕此后在游本昌脑海里反复闪回。

人们容易把“导演”两字同权威、距离感联系在一起，可孙维世偏不走这套。她懂舞台，也懂人情世故，更懂刚出校门的年轻人需要什么。几年前，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提出“自报角色制”，同辈视为冒险，她却坚持：“戏是活的，人更是活的，让演员自己挑，戏才有血。”自那以后，新人们像被松绑的马，抢着翻剧本、报角色。

1959年排《一仆二主》时，游本昌鼓起勇气申请主演特鲁法尔金诺。内心其实打鼓：毕业三年，真能挑大梁？批条名单出来，他的名字排在最上面，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机会砸头上”。孙维世只说了七个字：“演不好，改我戏。”是鼓励，更是鞭策。该剧后来拿到文化部话剧表演一等奖，台上掌声雷动，台下她只是笑了笑，转身又去忙下一个剧目。

有意思的是，游本昌并非次次都想当主角。排《大雷雨》时，他看中了一个无名无姓的仆人。剧院同事直摇头：“何必？”他却翻遍奥斯托洛夫斯基中文译本，琢磨出人物的动作节奏，再根据十九世纪油画找服化细节——如此较真，只为演一个“边角料”。孙维世没拦，反而在排练场对旁人解释：“他自有他的算盘，让他折腾。”后来，观众对那个仆人印象深得出奇，证明选择对路。

时间线往前推，孙维世当导演、育新人的底气，并非天降。1938年，她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周恩来赴苏疗伤，她凭一纸毛主席签字的“同意去苏联学习”条子登机。莫斯科东方大学表演系与导演系的学习，给她配上了真正的理论武器。六年后回国，她全身心埋进话剧土壤，一寸寸栽培“青艺”。

剧院里流传一句话：“孙导排戏，先排人。”老演员怕她严，年轻演员却喜欢她点名批评。游本昌曾被她当众指出“节奏乱、台词拖”，当时面红耳赤，下台后却拉着人说：“值！”批评来得锋利，却从不伤尊严，这是最难得的本事。

1960年的那场病，堆满了药味和饥饿感。困难时期，糖票比钞票珍贵。孙维世连续两次拎着糖纸包走进医院，嘱咐他“别耽误康复，明年戏等你”。身边护士小声嘀咕：“孙导自己也舍不得吃。”游本昌听见，心里像被烙铁烫过。从那以后，他把每一次排练都当作还人情。

有人纳闷孙维世为何对演员如此慷慨，其实答案早埋在她的童年。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杀害后，母女颠沛流离，乞讨求生。周恩来夫妇把她接到身边，她才得以继续求学。那段日子，陌生人的一碗热粥能救命，她懂得“及时雪中送炭”四字分量，所以日后手里有糖，也先想到病床上的演员。

遗憾的是，孙维世的艺术生命被“文革”骤然中断。1968年，多方努力仍救不回她。噩耗传来，游本昌几乎不敢相信——曾把糖塞进他手心、眼里装满未来规划的那个人，就这样消散。此后无数次登台，他在暗场里默念：“孙导，戏开场了。”

1979年，游本昌在话剧《列宁在1918》中饰演列宁，身姿、台词都颇得好评。熟悉他的同行知道，他把孙维世当年的排练笔记反复研读，才琢磨出人物的内在律动。1984年，电视剧《济公》开拍，他又翻出当年《一仆二主》的肢体设计，一并借用。舞台与荧屏虽异，表演逻辑却未变——角色必须鲜活，而非演员自嗨。

时间过得飞快，游本昌如今已届耄耋。采访里被问到职业秘诀，他只挑一句：“永远感恩。”说完便停顿，好像怕多说半字就泄露了某种神圣。外界把这话解读为“做人谦逊”，其实他更想保留一份私密——那是阜外医院走廊那两颗糖的味道，甜而清晰，抵得住一辈子的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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