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刘姐讲述：和两个男人同居以后才知道，老男人的毛病实在太多

“把你这些破烂玩意儿都给我拿走！一根针，一根线，都别想留在我家里！”我，刘慧芳，今年58岁，正指着钱文斌的鼻子，把一个装满了他那些宝贝旧报纸和塑料瓶的编织袋扔到他脚下。他那张平时总是挂着几分愁苦的脸，此刻更是皱成了核桃，哆哆嗦嗦地想来拉我的手，嘴里还念叨着：“慧芳，你这是干啥呀，有话好好说嘛……”

我一把甩开他，只觉得一阵恶心。好好说？跟他这种人，永远没法好好说。而我这乱七八糟的大半年，都得从我那个自作主张的“孝顺”儿子说起。

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自己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退休金不高不低，一个月三千五，守着一套两居室，日子过得也算清净。儿子赵宇浩成家后，总觉得我一个人孤单，三天两头劝我再找个老伴儿。

“妈，您一个人在家，我们也不放心。找个叔叔，俩人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多好？”他说得情真意切。

我嘴上说着“都这把年纪了，折腾啥”，但心里也不是没动过念头。谁不想夜里咳嗽一声，旁边有人给递杯水呢？广场舞的姐妹们也劝我，说女人啊，还是得有个家。架不住他们轮番劝说，我松了口。

第一个被介绍来的，是老张，张建国。他比我大五岁，退休前是个什么科室的小领导，退休金比我高一倍，快七千了。人长得精神，腰板挺得笔直，说话总是慢悠悠地带着一股子“领导范儿”。

刚开始接触，我觉得还不错。他会开车带我去郊区逛逛，吃饭也抢着买单，显得特别大方。我儿子见了，一个劲儿地说：“妈，这张叔叔一看就是个有担当的男人，靠谱！”

相处了两个月，老张提出，不如搬到我这里来“试着过过”。他说他那个房子租出去了，租金也是一笔收入。我当时脑子一热，想着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答应了。

这一搬进来，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张建国那领导派头，是刻在骨子里的。在他眼里，我这个家就成了他的办公室，我就是那个给他端茶倒水、整理文件的下属。每天早上，他往沙发上一坐，报纸一摊，就跟审阅文件似的，然后冲着在厨房忙活的我喊：“慧芳啊，茶！茶叶放多点，没味儿！”

我把茶端过去，他眼皮都不抬一下。我做的早饭，他更是能挑出十八般毛病。“今天这粥稀了。”“这油条炸老了，当年我们单位食堂的大师傅……”“你这咸菜，盐放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忍着气说：“那你明天想吃啥，我给你做。”他把报纸一放，说：“随便，你看着办。”可第二天我无论做什么，他还是能挑出毛`病。

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的生活习惯。卫生间用完从来不冲，说是什么“攒着水，节约”；换下来的袜子，能攒一个星期，就堆在沙发角落里，那味儿能把人熏个跟头；吃饭吧唧嘴，汤汤水水滴得满桌子都是，吃完碗一推，就去看电视了，好像洗碗天生就是我的活儿。

我跟他提过几次，让他注意点个人卫生。他还不乐意了，眼睛一瞪：“我一个大男人，哪有那么多讲究？过日子嘛，随意点好。慧芳啊，你就是太计较了。”

大家评评理，这是我计较吗？我辛辛苦苦打扫干净的家，被他搞得乌烟瘴气，我还不能说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生日那天。我寻思着，好歹是第一个一起过的生日，就多炒了几个菜，还开了一瓶红酒。儿子儿媳也过来了，一家人热热闹“闹的。饭桌上，儿子举杯说：“张叔，我妈以后就拜托您多照顾了。”

张建国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手一挥，官腔又上来了：“小浩你放心，有我在，你妈吃不了亏。不过啊，慧芳这个人呢，就是有点小家子气，眼界不够开阔。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也正常。以后我多带带她，让她学习学习。”

他这话一出口，我儿子儿媳的脸都僵了。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手里的筷子都快捏断了。当着我孩子的面，这么贬低我，他凭什么？这是我家，花的是我的退休金，我凭什么要被他“带”？

那天晚上，等儿子他们一走，我直接摊牌了。“张建国，咱俩不合适。明天，你还是搬回去吧。”

他愣住了，一脸不可思议：“为什么？我哪儿对你不好？我不就说了你几句吗，开个玩笑，至于吗？”

“至于。”我冷冷地说，“你没对不起我，是我伺候不起您这尊大佛。我的庙小，容不下您。”

第二天，不管他怎么说软话，我还是把他送走了。他走后，我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三遍，感觉空气都清新了。

本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我那个“孝顺”儿子又来了。他觉得是我的问题，说我“太强势，不懂得包容”。还说：“妈，人无完人嘛，张叔叔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男人都这样。您得学会适应。”

我气得说不出话。过了没多久，他又给我介绍了第二个，就是钱文斌。

他说这个老钱跟老张完全不一样，是个老实本分、脾气温和的男人。老钱的老伴儿前几年病逝了，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特别可怜。

我见了钱文斌，第一印象确实不错。他说话细声细气的，总是微微笑着，眼神里带着点忧郁。他说起他过世的老伴儿，眼圈都红了，说自己就想找个能说说话、知冷知热的人。

我觉得，这次可能找对人了。他不像张建国那么霸道，应该是个会疼人的。

钱文斌搬进来后，一开始确实挺好。他会主动拖地，也会帮我择菜，嘴还特别甜，一口一个“慧芳你辛苦了”。可时间一长，我发现了他更大的毛病——抠，抠到骨子里的那种。

我们家所有的灯，只要他经过，随手就关。哪怕我只是去个厕所的工夫，客厅的灯都得被他关上。我跟他说，这么开开关关的，费灯泡。他说：“灯泡一个才几块钱，电费一个月得多少钱？”

家里的水龙头，他给拧得死死的，生怕滴下一滴水。洗菜水要留着冲厕所，洗脸水要留着擦地。有一次我淘米水顺手倒了，他看见了，心疼得直拍大腿：“哎哟，这多好的水啊，浇花多有营养，你怎么就给倒了呢？太浪费了！”

我一个月三千五的退休金，加上他五千多的，两个人过日子绰绰有余。可跟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比困难时期还紧张。去菜市场买菜，他能为了一毛钱跟小贩磨半天。买回来的菜，有点烂叶子都舍不得扔，非要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

有一次我牙疼，去医院补了颗牙，花了好几百。回来他知道了，脸拉得老长：“花这个冤枉钱干嘛？忍忍不就过去了？我那过世的老伴儿，牙掉了好几颗都舍不得镶，她说省下钱来，都是给孩子的。”

又提他那个过世的老伴儿！自从他住进来，这句话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我做什么事，他都要拿他老伴儿来比较一番。

“慧芳，你这个红烧肉没有我老伴儿做的好吃，她会放点冰糖，颜色亮。”

“慧芳，你怎么又买新衣服了？我老伴儿一件衣服能穿十年。”

“慧芳，你别老去跳广场舞了，费鞋！我老伴儿就喜欢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

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找老伴儿，是找了个“监工”和“活体纪念碑”。我活在他的前妻的影子里，做什么都是错的。

最让我爆发的，是我外孙过生日。我寻思着给孩子包个五百块钱的红包，这事儿我跟老钱提了一嘴。他当时就炸了：“五百？你疯了？小孩子家家的，给那么多钱干嘛？给他买个二十块钱的玩具车不就行了？我那老伴儿……”

“你给我闭嘴！”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是我的钱，我愿意给我外孙花多少就花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天管地，还管到我怎么花钱了？”

他被我吼得一愣，随即委屈上了，坐在沙发上抹眼泪：“你……你嫌弃我了。我就知道，你们城里女人都看不起我们这种苦出身的人。我这不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吗？想省点钱，以后万一生病了怎么办……”

看着他那副样子，我只觉得一阵反胃。他不是为了这个家，他只是自私，只是想控制我的一切，包括我的钱，我的感情。他不是找老伴，是找一个免费的保姆，还得倒贴钱，并且活成他前妻的复制品。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我把他的东西，那些他视若珍宝的垃圾，全都给他打包扔了出去。

“钱文斌，你走吧。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我指着门，一字一句地说。

他走了，家里又恢复了清净。儿子打电话来，又想说教我，被我一句话怼了回去：“赵宇浩，你要是真孝顺，就别再给我找麻烦了。我一个人过得很好。你要是觉得他们可怜，你接你家去伺候，我没意见！”

儿子不说话了。

经历了这两个男人，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到了这个年纪，男人身上的那些毛病，都是几十年的陈糠烂谷子，改不掉的。张建国那种，是把你当附属品，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伺候。钱文斌这种，是把你当替代品，要的是无尽的索取和控制。

他们想要的，根本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而是一个不花钱还倒贴的保姆，一个能满足他们控制欲和虚荣心的工具。

我现在想通了，什么搭伙过日子，什么互相照应，都是虚的。真正的安宁，是内心的平静。我每天早上起来，给自己煮一碗喜欢的面条，想放多少葱花就放多少葱花。吃完饭，去公园里跟姐妹们跳跳舞，唱唱歌，不知道多快活。家里干干净净，我想什么时候开灯就什么时候开灯，想买什么菜就买什么菜。

孤独吗？有时候也有一点。但比起跟一个让你憋屈、让你生气的男人住在一起，这点孤独，简直就是天堂。

我现在觉得，女人啊，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退休金，有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这比什么都强。至于男人，尤其是老男人，他们的毛病，真的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这辈子，是再也不想伺候了。你们说说，我这想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