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取材于《西域游历丛书》(共15册),是匈牙利裔英国考古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的田野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的扩展新知。结合旅行纪实与专业考古记录的西域探险报告,揭示了中亚古道与古遗址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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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入西域:从克什米尔到尼雅,佉卢文文书里藏着精绝古国的密码
1900年5月,帕米尔高原的风裹挟着沙砾,刮过克什米尔的边境。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中年男人正牵着骆驼,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前行。他就是奥雷尔·斯坦因,一个怀揣着对东方古文明痴迷的英籍匈牙利人。这一年,他38岁,带着一支由当地向导和仆役组成的小队,从克什米尔出发,目标直指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
彼时的西域,在外界眼中仍是一片被黄沙掩埋的神秘之地。史料中记载的大勃律、小勃律、羯师、羯盘陀,这些只在古籍中闪现的名字,究竟对应着如今的哪片土地?斯坦因的行囊里,装着厚厚的汉文典籍和西域舆图,他要做的,就是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让传说中的古国从文字走向现实。
穿过帕米尔高原的冰川与峡谷,斯坦因抵达喀什噶尔。这里的老城街巷交错,巴扎上的商人操着波斯语、突厥语与汉语混杂的方言叫卖,空气中弥漫着香料与尘土的气息。他骑着毛驴穿梭在古城中,目光扫过维吾尔族民居的木雕廊柱,指尖拂过土墙上年久失修的佛龛——这里曾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如今却成了伊斯兰教的天下。在当地学者的帮助下,他对照《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逐一考证古城周边的烽燧与佛塔遗址,那些被风沙侵蚀的残垣断壁,在他眼中渐渐拼凑出唐代西域都护府的轮廓。
离开喀什噶尔,斯坦因向南进入和田绿洲。这里的河水裹挟着昆仑山的雪水,滋养出一片沙漠中的沃土。田埂上,农民正弯腰种植棉花,作坊里的工匠用传统技法编织着彩色地毯——两千年前,这里的先民也曾用同样的智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在和田河沿岸的沙丘中,他发现了一处被当地人称为“丹丹乌里克”的遗址。当雇工们用铁锹拨开表层的黄沙,一尊残损的佛造像渐渐显露:佛像身披通肩袈裟,衣纹线条流畅,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既有印度佛教的庄严,又融入了中原艺术的柔美。更让他兴奋的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木雕与壁画残片,其中一幅“鼠神图”描绘着西域传说中拯救于阗国的鼠王,与《魏书·西域传》中的记载不谋而合。
1901年春天,斯坦因的队伍来到尼雅河下游。当地人说,河的尽头有一片“被魔鬼诅咒的废墟”,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过。他不信邪,带着雇工沿着干涸的河床深入沙漠。几天后,一片散落着枯死胡杨的遗址出现在眼前:断壁残垣上还留着芦苇束的痕迹,地面上散落着腐朽的木板,上面似乎刻着奇怪的符号。当雇工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一堆木板文书时,斯坦因的心脏几乎跳出胸腔——这些文书上的文字,是早已消失的佉卢文,一种曾在西域广泛使用的古老文字。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更多的惊喜接踵而至:汉文木简上写着“汉精绝王承书从事”,佉卢文文书记录着当地官吏的往来公文,还有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缎残片。斯坦因突然意识到,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精绝国!这个在历史上只留下寥寥数语的小国,竟以这样的方式重现人间。他蹲在沙地上,抚摸着那些带着岁月温度的木简,仿佛能听见两千年前的官吏在这里宣读诏书,看见商队在这里歇脚补水。
同年上半年,他又在安迪尔遗址发掘出大量婆罗米文文书。这些用不同文字书写的文书,如同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让他得以窥探古代西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精绝国受西域都护府管辖,使用汉文与佉卢文双语行政;当地居民种植粟米、饲养骆驼,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贡赋关系。当他将这些发现整理成册,写入《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时,或许还没意识到,这次探险只是他揭开西域神秘面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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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探西域:从楼兰到敦煌,藏经洞的经卷为何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1906年8月,斯坦因再次踏上中国西部的土地。此时的他,已是国际学术界小有名气的考古学家,第一次探险的成果让他获得了英国博物馆的资助。这一次,他的目标更明确: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向东,寻找那些尚未被发现的古遗址。
重回和田,斯坦因的队伍在沙漠中找到了更多惊喜。在于阗故址的一处佛塔遗址中,他们发掘出大量泥塑佛像残件,其中一尊菩萨像的面部镶嵌着琉璃眼珠,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枚汉代“五铢钱”,钱身上的锈迹中夹杂着沙粒,仿佛诉说着它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最终在西域流通的漫长旅程。
10月,斯坦因再次来到尼雅遗址。这一次,雇工们在一座坍塌的房屋遗址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佉卢文文书,其中一份完整的契约记录着当地居民买卖奴隶的交易,另一份则是国王颁布的减税诏书。结合出土的谷物种子与纺织工具,斯坦因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曾经繁荣的精绝古国,为何会突然消失?他注意到遗址中散落着大量枯死的胡杨,河床中还残留着人为截断的痕迹——或许是环境恶化,或许是战争侵袭,最终让这片绿洲变成了沙漠。
离开尼雅,队伍向东进入罗布泊地区。12月的罗布沙漠,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斯坦因裹着厚厚的羊皮大衣,在向导的带领下寻找传说中的楼兰。当一片被风沙半掩的城郭出现在视野中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夯土筑成的城墙依然挺立,街道的轮廓清晰可辨,佛塔的基座上还留着彩绘的痕迹。雇工们在一座官署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汉文木简,上面的文字记录着楼兰城的行政事务:“吏卒伐薪”“兵曹调兵”“客馆迎送”……这些日常的记载,让这座被遗忘的古城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在楼兰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她头戴插着羽毛的尖顶帽,身披羊毛斗篷,脚上穿着皮革缝制的长靴。随葬品中有木雕的骏马、织锦的香囊,还有一枚刻着“常宜子孙”的铜镜。斯坦因推测,这或许是一位楼兰贵族女性,而那些中原风格的器物,正是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见证。他站在沙丘上,望着夕阳下楼兰城的剪影,仿佛看到了当年商队在这里卸货补给,胡商与汉使在酒肆中交谈的热闹场景——这座因丝绸之路而兴的城市,最终也因丝路改道而被黄沙掩埋。
1907年2月,斯坦因的队伍穿过罗布沙漠,沿着汉代长城的遗迹向东行进。这些用红柳与夯土筑成的烽燧,虽然早已残破不堪,但绵延的走势依然能看出当年的气势。在一座烽燧遗址中,他发现了几枚汉代竹简,上面写着“张掖郡肩水候官”等字样,与《史记》中“汉筑塞至玉门”的记载完全吻合。他恍然大悟:这些长城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交通线,正是它们的存在,才让丝绸之路得以安全畅通。
而这一次探险中,最轰动也最具争议的,莫过于敦煌莫高窟的发现。5月,斯坦因抵达敦煌,早已听说莫高窟有个“藏经洞”的他,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看管洞窟的王圆箓道士。起初,王道士对这个外国人充满警惕,只允许他参观洞窟的壁画。斯坦因看出了王道士的贪婪与无知,一边用金钱诱惑,一边编造谎言——他声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来这里是为了“保护”这些古老的经卷。
几天后,王道士终于被说动,悄悄打开了藏经洞的门锁。当斯坦因走进那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洞,眼前的景象让他终生难忘:堆积如山的经卷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大多用麻布或丝绸包裹着,上面的字迹清晰如新。他颤抖着拿起一卷经文,发现竟是唐代咸通年间的写本,比欧洲最古老的手稿还要早几百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用极少的钱,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1万多卷经书写本、500多幅绘画和230多捆手稿,其中包括失传已久的《王昭君变文》和大量佛教经典。
1908年9月底,斯坦因带着这些“战利品”,沿着玄奘取经的路线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当驼队翻越雪山时,经卷被裹在羊皮中以防受潮,那些精美的绘画则被小心地装在木箱里。他回头望了一眼渐行渐远的西域大地,心中既有收获的喜悦,也藏着一丝不安——这些属于中国的文物,就这样被他带向了遥远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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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进西域:从汉长城到高昌,最后一次探险竟成文明掠夺的缩影?
1913年7月31日,51岁的斯坦因第三次从克什米尔出发。此时的他,已是国际考古界的权威人物,但岁月的痕迹也开始显露——他的头发变得花白,走路时需要拄着一根拐杖。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探险的首要任务是“补充发掘”,那些他曾探访过的遗址,还有太多未解的秘密等着被揭开。
队伍首先来到尼雅遗址。这一次,雇工们在一座佛塔底层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佛经写本,其中《法华经》的残卷上还留着当年抄写者的批注。在遗址的角落,他们还发掘出几具儿童的骸骨,旁边散落着小小的玩具木车——战争或灾难来临时,这些孩子没能逃脱厄运。斯坦因站在遗址中央,看着夕阳将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突然意识到:考古不仅是发现文明,更是见证文明的消亡。
1914年2月,斯坦因再次来到楼兰。这一次,他对古城周边的墓葬进行了全面发掘。在一座男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用波斯锦缎缝制的长袍,上面绣着联珠纹和对兽图案,显然是从波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珍品。随葬的还有一把汉代的铁剑,剑鞘上镶嵌着绿松石——这是中原的工艺,却出现在西域的墓葬中。斯坦因推测,墓主人或许是一位往来于东西方的富商,他的一生都在丝绸之路上奔波。
4月,队伍沿着疏勒河向北,考察汉代长城的西段遗迹。这些长城从玉门关一直延伸到罗布泊,每隔几里就有一座烽燧。在一座烽燧的灰烬中,斯坦因发现了几封士兵的家书,上面的字迹潦草而急切:“家中安好否?粮草何时至?”这些平凡的文字,让他看到了戍边士兵的思乡之情。他抚摸着长城的夯土墙,能感受到其中混杂的红柳与砂砾——正是这些看似简陋的材料,筑起了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根基。
10月,斯坦因来到高昌古国遗址。这座被称为“西域长安”的古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在吐峪沟遗址,他发掘出大量佛教壁画残片,其中一幅“飞天”图线条飘逸,色彩明快,明显受到中原唐代艺术的影响。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出土的文书,则记录着高昌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这里的官制仿照中原,文字使用汉文,连节日习俗都与长安相似。斯坦因感慨道:“天山脚下的这片土地,早已与中原文明血脉相连。”
1915年3月,队伍来到营盘遗址。这里是汉代的屯兵驿站,扼守着丝绸之路中道。在遗址的窖穴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竹简,其中一份“屯田簿”详细记录了士兵们种植的作物与收获的粮食。结合出土的弩机与箭簇,斯坦因证实了《汉书》中“轮台屯田”的记载——这里正是汉代西域都护府的治所,是中原王朝管理西域的行政中心。
9月,斯坦因的队伍进入阿富汗境内,考察瓦罕古道上的古遗址。在科赫伊瓦贾遗址,他发掘出一批波斯风格的壁画,上面的人物穿着长袍,手持酒杯,与西域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这让他意识到: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的通道,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西域文化。
1916年2月,斯坦因带着满满几十箱文物,从锡斯坦取道印度回到伦敦。当他将这些文物交给英国博物馆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他的第三次探险报告《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出版后,再次引发轰动。但在遥远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些文物本应属于这片土地,斯坦因的“探险”,本质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掠夺。
如今,在英国博物馆、印度德里博物馆等机构,仍能看到斯坦因当年从中国西部带走的文物。那些佉卢文文书、敦煌经卷、楼兰锦缎,每一件都承载着西域文明的记忆,却远离了它们的故土。斯坦因的三次探险,确实揭开了西域文明的神秘面纱,让世界看到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辉煌,但这种以掠夺为代价的“发现”,终究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站在今天回望,斯坦因的名字始终与争议相伴。他是伟大的考古学家,也是文明的掠夺者。而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西域文物,就像一个个无声的符号,诉说着丝绸之路的沧桑往事,也提醒着我们:文明的传承,需要尊重与保护,而非掠夺与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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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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