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唯一敢反攻的国军悍将，占了大便宜还能全军撤退，后来呢

“1947年3月凌晨，警戒兵压低声音说：‘报告，将军，前面的解放军好像在调防。’”山风裹着残雪吹过摩天岭，灯火在帐篷里一闪一闪，刘玉章掀开毯子，只回了两个字：“机会。”

东北战局自1946年秋起便胶着。蒋介石在11月连续空运部队，企图把沈阳—锦州—山海关这条补给线封紧，一口气把辽吉苏醒过来的工厂、铁路全部握在手里。52军正是压在这条防线最北端的棋子，从沈阳向东窥伺安东（今丹东），扼住鸭绿江大桥。兵力有限，又要守又要攻，换别人多半龟缩自保，刘玉章却挑了最锋利的打法——主动出击、伪装渗透。

很多人只记得他剃着锃亮的脑袋，却不一定了解这枚“光头”的成色。1903年生于湖北荆门的小地主家庭，先读私塾后进普通中学，学籍一路保持，属于那个年代少见的“文化兵”，再加上黄埔四期的正规军事教育，背景与大多数草莽出身的将领并不同。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把“动脑子”当成作战第一原则，这一点在长城抗战就已显露。

1933年古北口守备被日军猛烈冲击，他带的加强营仅剩不足百人。黄杰命人抬他下火线，他当场拒绝，“还剩子弹，不能走。”此后，他又在台儿庄撕开过日本第十师团的薄弱点。两次重伤，一次墙体压身，一次机载炸片刮过颅骨，额头疤痕终生可见，也把“刘光头”三个字钉在军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急于扩张东北。关麟征重组52军，并点名要刘玉章出任军长。52军的底子并非嫡系中央军，而是南下的新编师，兵员多来自豫皖湘三省，参谋人员却不缺受训的旧中央系军官，文化层次与纪律都比同级别部队高半个档。刘玉章到任，第一件事不是演习，而是给每个营配备参谋干事，“不懂作战图的，先补课”。

1947年2月末，程世才率东野部队在摩天岭西侧展开穿插，准备切断52军退路；鞠文义团则隐伏在凤凰城东南。刘玉章捕捉到两股部队“联络带”尚未完全闭合的空当，立刻想起“假联络”的老招。他在俘虏中挑出一个山东口音的上等兵，让其对外冒充鞠文义的联络员，通过密电向程世才报告：“凤凰城缺粮，拟夜间转移。”程世才信以为真，调走一部兵力给“友军”让路。

48小时后，一列贴着“后勤补给”标记的卡车队顶着大雪驶入凤凰城。城门岗哨没多盘查，拦下仅做例行登记，车门甫开，52军突击排纵身而出，端着冲锋枪就往守备连指挥所冲。枪响不过十分钟，守军被缴械，刘玉章拿到一个营的武器、若干军粮以及最宝贵的一夜时间。次日拂晓，他命令全部突击人员换上俘虏的棉服，混入平民队伍安全撤出，整个作战半径近百公里，52军主力无一人被东野合围。

这种“占了大便宜还全身而退”的戏码，在辽沈战场只此一例。其他国军师旅不是被吃掉，便是在撤退途中断粮弃械。客观地讲，凤凰城之役对整体战局影响有限，却让蒋介石意识到——还有一名将领敢主动寻找战机，而不是坐等挨打。刘玉章因此被破格记功，升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名义上的权限直逼兵团司令。

然而局势的洪流不是单个悍将能撼动。1948年秋天，锦州失守，辽西走廊被切开，52军随西进之师一起南撤。1949年初，再度成建制归入上海地区守备。面对第三野战军的连续纵深突击，刘玉章试图重演“凤凰城偷袭”——夜袭解放军汽渡点，未果，部队伤亡过半。5月27日晨，淞沪要塞旗帜易色，他带着残部登舰离沪，日日东漂，直至基隆。

到台湾后，刘玉章的运气仍旧不差。蒋介石把已成“空壳”的陆军总部重新洗牌，他被点名任“陆军副总司令”，继而补授陆军二级上将。处理金门、马祖的补给调度，整编山地师，筹建装甲兵学校，都有他的签字。1958年“八二三”炮战，蒋询问可否主动登陆，他只回一句：“守得住就算赢。”口气冷硬，颇合蒋的谨慎心态。

1973年，刘玉章因脑血管旧疾退居辅导室，1976年6月病逝台北荣总，终年七十三岁。档案备注：军事干才，性情寡言，善打逆风仗。

放在中国近现代战史坐标来看，他的名气不如杜聿明、薛岳，也不似张灵甫那样屡被文艺化。但在东北、在上海两度以巧取赢得喘息，已使许多前线对手提到“光头刘”三个字就先皱眉。值得一提的是，他抗战期间立下的台儿庄、长沙战功，被台湾媒体反复宣传；反而在大陆的公开档案里，对这位黄埔四期生的记录，多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主。

不得不说，刘玉章的军事履历像一枚压在夹缝里的铜钱：两面都有磨痕，中间却仍留着锋刃。个人际遇固然精彩，但时代洪流决定了边界，东北的“假联络”可以得手一次，难以复制第二次；精心布置的海防，也抵挡不住更宏大的历史趋势。军人只能在有限的棋盘里尽量走活，他正是那种擅长在缝隙缝补的高手——拼命、动脑、善变，却终究难以扭转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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