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贸易时，白人为啥要把黑人衣服扒个干净，连遮羞布也不舍得给

1759年冬，葡萄牙船“圣•若昂”号在几内亚湾装船时，甲板上排着两百余名被绑缚的黑人。桅杆下，奴隶商人抬头扫了一眼，随手一挥，水手们熟练地撕掉俘虏身上仅剩的破布。那一瞬间，寒风灌进船舱，却没人停手。黑奴被迫赤裸，背后折射出大西洋三角贸易最冰冷的逻辑：利润压倒一切。

往前推两百年，15世纪后期的里斯本码头已出现零星黑奴身影。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种植园迅速扩张，劳动力缺口成倍放大，“航运—奴隶—殖产”链条雏形渐显。到17世纪，荷兰、英国相继加入，一个以糖、棉花、烟草为核心商品的全球循环完成闭合。运输环节成为决定收益的关键，船上哪怕多塞一具躯体，回到布里斯托港就意味着多几英镑入账。于是，赎不赎给遮羞布，成了资本算术里最先被抹掉的项。

表面看，扒衣是为了“检查货物”。买主要确保肌肉结实、皮肤无疮、牙齿完好——一张简陋的“体检表”直接影响拍卖价格。伦敦保险公司要求在装船前记录每一处伤痕，防止日后索赔纠纷。为避免奴隶藏匿石块或铁片伺机反抗，船长更乐于让俘虏寸缕不挂。简而言之，安全、保险、售价三重需求促成了这套赤裸流程。

然而，更深层的考量是驯服与羞辱。欧洲思想家曾用“文明—野蛮”二元论为殖民霸权背书。剥衣不仅夺走物质遮蔽，更在精神上刻意制造等级差距，将黑人降格为可以堆放、贴标签的“货架商品”。当物品属性强化到极致，反抗意志往往随之瓦解——这正是奴隶主竭力追求的心理压迫。试想一下，在上千海里漫长航程中，一个连遮羞布都被剥夺的人，如何维系自身尊严？

航程安排更显残酷。18世纪英国船常用“紧装法”，成年男性肩贴肩躺在60厘米宽的木架间，赤裸能省去衣物占用的那几厘米。船艉止水区潮湿闷热，衣服不仅无用，还会吸水发霉，增加疾病风险。对船主而言，减少腐败气味能避免卫生官员上船检查拖延放货，节约停港费用。有人统计，一条四百吨位的奴隶船，每次靠取消衣物可额外塞进三十至四十名成年人。放到当时的拍卖市场，相当于增加约8%的利润率。

传播疾病也是不得不提的因素。梅毒、天花、钩端螺旋体在闷热船舱里肆虐，衣服一旦被染便无法及时清洗。“干脆别给”成了简单粗暴的预防措施。伦敦海事档案记载，1713年至1775年间，中程航线平均死亡率从23%降至14%，其中“减布”被写进船长操作手册，成为改善存活率的一个“技术”改进。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是对人命价值的精确折算。

为了减少潜在抵抗，船长会将同部族成员错位摆放，并在夜间加大铁链重量。身体裸露使任何暗藏的小工具都难逃水手视线，潜在叛变因此成本高昂。1781年臭名昭著的“宗号事件”中，船员为索赔将患病黑奴抛入海中，正是因为裸身束缚，施暴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殖民法庭最后裁定该船主获赔货损保险金，可见彼时制度对“货物”定义的冷酷。

经济账之外，还隐藏着另一重利益纠葛——海关税。部分殖民地按照奴隶人头征税，衣物、简单随身物品需额外计费。为了压缩开支，船商干脆剥掉衣布，就连女性也不例外。北卡罗来纳殖民地1767年关税表注明：“若进口奴隶无携带衣料，可免附加货税。”短短一行字，把赤裸合法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大西洋彼岸的启蒙风吹起，欧洲人道主义者并非毫无声音。1788年英国国会辩论奴隶运输法案时，有议员提出“必须为黑奴提供最基本的遮体布匹”，但提案很快在利益集团阻挠下胎死腹中。会议记录里，一位布里斯托商人冷笑着说：“你们看，这块布值两便士，却要挤掉我半磅糖的利润。”短短一句，折射资本与道义的尖锐冲突。

19世纪初，英、美相继立法废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运输终止后，是否给黑奴穿衣在法规层面逐渐失去讨论空间。但剥衣象征意义仍长久留存，带来了制度歧视、种族隔离等延伸问题。黑人群体对身体自主权的诉求，后来在民权运动里彻底爆发，与早期航船甲板上的那场集体剥夺存在清晰因果链条。

回看全程，扒掉衣物既是压缩舱位的一连串算计，也是心理驯服、法律规避、疾病控制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资本逻辑与种族偏见捆绑，才让一个微不足道的遮羞布显得“太奢侈”。在利益天平上，黑奴的身体始终被折算成最小成本、最大收益的数值，直到链条断裂之前，这条残酷公式从未被真正撼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