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陈赓和廖承志被捕，还没审寥就主动招供，这是怎么回事？

1933年3月28日傍晚，上海法租界霞光尚未褪尽，霞飞路一栋老旧公寓却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法国巡捕团团围住。楼里正在开会的陈赓、廖承志等人还来不及收拾桌上的文件，便听到楼道里密集的脚步声——短促而急切。门板被撞开的瞬间，破旧灯泡摇晃不止，陈赓皱眉低声道：“遇上特科了，沉住气。”回应他的是手铐碰撞铁门的脆响。

陈赓的名字在上海地下斗争圈子里分量十足，巡捕房当然认识；但让他们更为兴奋的，是那位出身显赫、驰名学运的廖承志。半年前法租界警务处搜罗的“重点嫌疑人”名单里，他排在前列，只因一直没抓到，雷霆手段迟迟未用。没想到这天自投罗网，警长当场冷嘲一句：“好戏开场喽。”

陈、廖两人被分别押往霞飞路巡捕房。陈赓一路沉默，神情泰然；廖承志心底却在飞速盘算。到达看守所，他们被塞进紧挨的两间牢室，铁栅之间能相互看见。几分钟前还在传达室搜身时搜出的一张纸片，被廖承志悄悄捏碎。他转头与陈赓目光相触，彼此都读出同一个判断——内部出了叛徒。

廖承志并非初入囹圄。自1927年“清党”血雨开始，他在东京、神户、柏林、香港、广州先后七进牢门，“半次”则是被秘密关押不成文在案。每一次脱身，他都要向党组织报告关押细节，以推断敌情弱点。这次不同之处在于：巡捕房刻意安置他在单间，既不上刑也不提审，只轮番说服，“脱离共产党，保你安然无恙”。几句威胁、几句利诱，一张脱党声明纸推到栅栏口。

廖承志闭目静坐，表面镇定，背心早已湿透。他十分清楚，母亲何香凝、与家中来往密切的宋庆龄，都在租界区活动；若敌人大做文章，他的家人与党的交通线都会暴露。深夜过后，他忽而主动敲击铁栏呼唤看守，表示愿意交代问题。看守兴奋不已，立刻把他带到审讯室。

“名单我可以写，”廖承志说，“但我要当面指认一位隐藏颇深的联络员。”短短一句话点燃了巡捕的贪功心理。审讯官犹豫片刻，决定带他“取证”。凌晨两点，一辆警车驶离巡捕房。廖承志把帽檐压得极低，连报了几个毫不起眼的弄堂名，“路窄、人杂，别开警灯免得打草惊蛇。”车灯偶尔晃过青石路面，凸起的井盖颠得人直晃。

拐过西藏路小巷时，他让警车停下，称前方院落就是目标。巡捕派两人远远盯着，其余人把他押向那扇木门。他用指关节轻叩门板，两声急三声缓，是党内临时约定的危险暗号。门内传来微带沙哑的女声：“谁？”他用粤语低喊：“娘，是我。”门缝一开，他以极快语速说出一句暗示：“我被捕，内有叛徒，速报宋女士。”话音刚落，巡捕已上前夹住他肩膀，把门关死。门后站着的正是何香凝，她只来得及看见儿子被拖走的背影。

第二天上午，上海社交圈炸开了锅。何香凝先找宋庆龄，再联络柳亚子，随后挤进市长吴铁城家中质问。吴本人对何、宋两家向来忌惮，得知宋子文也透出“不宜激化”的暗示，只得松口保釋廖承志，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审查无实据”。4月2日，廖承志重见天日。

出狱后仅隔一刻钟，宋庆龄推门而入，直截了当地说：“写出叛徒姓名，马上。”廖承志拿起铅笔，在信纸上列出十几行，寥寥数字，却个个要害。“都在这里。”他把纸折好塞进香烟盒递过去。宋庆龄未作寒暄，携盒离开，几小时后名单通过秘密电报传到中央特科。

与此同时，陈赓仍在巡捕房。他收到缝在衣领里的半截火柴盒，上面用极细的铅笔刻了一句话：“守口如瓶，明夜可释。”这是外线同志的暗号。果然，4月3日夜，市警务处突然通知法租界：陈赓持法国居留手续，属军事顾问身份，扣押不合规。几纸公文来回交涉，他也被转送出境，实为营救小组的一次高难度斡旋。

事情表面看去，廖承志似乎“未审先招”。可拆开脉络：第一，他故意顺势“带路”，实为向母亲递警讯；第二，他假意写名单，骗取时间；第三，宋庆龄与左翼律师团同步发力，利用租界、国民党高层裂痕迫使当局让步；第四，叛徒名单第一时间送达中央，随后上海地下党连夜调整交通点，对被出卖的据点进行清场，避免更大损失。

后续调查证实，那份叛变者名单与廖承志所列大体吻合，上海、南京等地共清除十余名潜伏特务。此事成为当时隐蔽战线的生动一课：面对审讯，不是一味沉默才叫坚强；在复杂环境中保存实力、反制敌人，灵活机动才是最高价值。廖承志“主动招供”的戏法，实则一场险中取胜的情报战。

陈赓回到苏区后谈及此事，仍感意外，他笑着说：“原以为廖公子身世显赫，却也敢在法租界兜一圈兜住全局。”一句调侃，侧面说明当时那场“审而未审”的较量有多惊险。廖承志本人则淡淡回应：“那天若不冒一次险，上海可能天翻地覆。”言语平缓，却包含了那一代革命者对生死胜负的冷静估算。

战争年代的短兵相接不止在战壕。一次笔墨间的“招供”，一次门口的暗号，就可能挽救一座城市的地下线，也可能决定几百名同志的生死。1933年春天的上海，把这一切写得冷峻而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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