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人杰定天下，功过留与青史评——刘邦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王朝，在这一时期，霍去病打出了“封狼居胥”的不世之功，成为历代武将的最高荣耀；司马迁谱写出《史记》，成为历史考究的重要资料；汉武帝让“大汉”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所谓强汉盛唐，说的便是西汉。

西汉王朝一共存续了二百一十年，它是如何建立的？

那要从泗水亭长说起。

刘邦本名刘季，出生于沛郡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的一个农户家里。刘邦的父亲是刘太公刘煓，母亲是刘媪。

根据史载：刘邦未出生之前，刘媪曾经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中与神交合。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太公正好前去看她，见到有蛟龙在她身上。不久，刘媪有了身孕，生下了刘邦。

欲起事者，大约都会上添上两分神秘的色彩，什么天降异象啦、神仙下凡啦，总之神秘就对了，这样的说法总能为行为增添两分正义。

刘邦为人豪放，这样的性格让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萧何、樊哙、任敖、卢绾、周勃、灌婴、夏侯婴、周苛和周昌等知交好友后来全部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也起事响应，随着一场又一场胜利，他逐渐小有名气。

秦二世二年十月（前208年十月），刘邦率军西征，收项梁、陈胜散卒，经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魏二军。秦二世三年二月，在高阳，郦食其投奔刘邦，其弟郦商亦将兵跟随。六月，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略地至南阳。八月，刘邦用张良计，以郦生、陆贾往说武关秦守将，袭攻武关，破之。九月，进至蓝田，与秦军大战，再破秦军。用张良之策，其余之地皆不战而降。

汉元年十月（前207年十月），秦王子婴于轵道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史家一般以此月为汉元年开始。

至此，刘邦已成气候，他分封汉王，与项羽相争，经过楚汉之间长期的拉锯战，在萧何、张良、韩信等的协助下，刘邦所率领的汉军逐渐坐大。楚汉两国协议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互不侵犯。但是，当项羽遵守诺言退兵，并放回曾被扣为人质的刘邦的父母妻子之后，刘邦却背信偷袭。项羽退到垓下，刘邦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楚军军心，最后项羽走投无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只好自刎于乌江边。这场历时近五年〔高帝元年（前206年）四月至五年（前203年）十二月〕的楚汉战争，终以刘邦一统天下，项羽彻底败亡而自杀而告结束。前202年初（汉五年十二月），项羽败亡。

后登基称帝，封赏功臣、宴请群臣、轻徭薄赋......

他善用人才，他是乱世中的 “实用主义者”。

他拜 “胯下之辱” 的韩信为大将，让其统领全军；他信 “五世相韩” 的张良，对其谋略言听计从；他倚 “刀笔吏” 萧何，让其主管后勤、稳定后方。

更难得的是，刘邦能容 “异类”。郦食其狂傲，他以礼相待；陈平 “盗嫂受金”，他不问私德只重其智。这种 “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实用主义，恰恰契合了乱世对 “结果” 的迫切需求 —— 相比项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的刚愎自用，刘邦的团队凝聚力成为他获胜的关键。

刘邦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对 “民心” 的精准把握。秦末暴政引发天下大乱，他在进入咸阳后，果断废除秦朝苛法，宣布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瞬间赢得关中百姓的支持，与项羽 “屠咸阳、烧宫室” 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称帝后，他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推行 “与民休息” 政策：减轻赋税、释放奴婢、鼓励农耕，甚至让士兵解甲归田。这些举措不仅安抚了历经战乱的百姓，更为汉初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成为 “文景之治” 的前奏。这种 “务实治国” 的思路，跳出了 “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 的误区，展现了他从 “草莽领袖” 到 “开国君主” 的角色转变。

然而人总有缺点，你我如此，纵然是刘邦这等人物也不例外。

刘邦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他对功臣的态度上。天下安定后，他对异姓诸侯王的猜忌日益加深，先后诛杀或逼反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开国元勋，留下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的骂名。这种行为虽有巩固中央集权的现实考量（异姓王确实威胁皇权），但也暴露了他性格中自私与狠辣的一面 —— 为了皇权稳定，不惜背弃昔日盟约。

此外，刘邦早年的 “无赖” 形象（如赊酒赖账、轻慢儒生），也让他在传统史观中常被诟病 “无德”。但需注意，这种 “痞气” 在乱世中反而成为一种生存优势：他不拘小节、能屈能伸（如鸿门宴上卑辞求和、被项羽射中胸口仍谎称 “中吾指”），相比项羽的 “贵族式骄傲”，更能适应残酷的权力博弈。

刘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结束了秦末以来的分裂战乱，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并确立了 “汉” 这一民族符号的核心地位。他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同时通过分封同姓王（如刘肥、刘恒）与郡县制并行，缓解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他还通过 “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强化皇权，为汉朝四百年基业埋下伏笔。

更深远的是，刘邦的崛起打破了先秦 “贵族世袭” 的传统 —— 一个平民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与时代机遇登上权力巅峰，这种 “布衣天子” 的范例，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伦理，成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现实注脚。

刘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明君”，他有私心、有猜忌，甚至不乏道德瑕疵；但他又是那个时代最合格的领导者 —— 他懂得团结力量、顺应民心，在乱世中终结纷争，为一个强盛王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他的成功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这 “天”，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他个人特质与历史规律交织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