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那年我被下放山村水库和寡妇同居三年，我平反后她让我泪奔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在书桌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亮斑。灰尘在光柱里安静地舞蹈，像是在诉说着一些无声的往事。

我正戴着老花镜，校对着一份水利工程的旧图纸，电话响了。是邮局打来的，说我有一个从青川县寄来的包裹。

青川县。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一下，就捅开我记忆里那扇尘封了几十年的门。门后，是无尽的青山，一池碧水，还有一个女人沉默而坚韧的背影。

包裹不大，却很沉，像是装着一辈子的分量。我颤抖着手拆开，里面是一本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打开油布，一本《水利工程结构力学》的旧书露了出来。书页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批注。

书里夹着一封信，和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疙瘩。

信是狗子写的。他说，他娘，走了。临走前，让他一定把这本书还给我。她说，这是陈工的根，得落叶归根。

那个红布包里，是一颗核桃。一颗被摩挲得油光锃亮，纹路里都浸满了岁月包浆的核桃。

我的视线瞬间就被泪水模糊了。

那不是一颗普通的核桃，那是当年，我离开青川水库时，她塞到我手里，唯一没有被我退回去的东西。

她说：“陈工，拿着。山里人没什么好东西，这核桃，补脑子。”

我捏着那颗核も，仿佛还能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那三年，那间茅草屋，那个沉默如山的女人，一幕幕，在我眼前，清晰得如同昨日。

第一章 骤雨中的茅草屋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我的人生被一辆解放牌卡车颠簸到了谷底。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扬起漫天尘土，将我与过去的一切彻底隔绝。我，陈望年，一个省水利设计院的工程师，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被下放到青川水库“劳动改造”。

青川水库，名字里带着诗意，现实却是一片蛮荒。

群山像巨大的囚笼，将一汪死水般的水库围在当中。水是绿得发黑的颜色，沉静得让人心慌。

接我的是水库管理所的王干事，一个瘦得像竹竿的中年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把我领到水库边上一间孤零零的茅草屋前。

“陈望年，以后你就住这儿。”他指了指那间仿佛随时会被风吹倒的屋子。

屋子很小，泥墙，茅草顶，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你的任务，就是看管这片水域，巡查堤坝。另外，”他顿了顿，朝屋里努了努嘴，“林淑琴负责监督你。”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个女人正从昏暗的屋里走出来。她三十岁上下的年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土布衣裤，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

她的脸很清秀，但眉眼间有一种被生活磨砺出的沉静和疲惫。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没有好奇，也没有厌恶，平静得像这水库的水。

她就是林淑芬，王干事口中的“监督员”，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她的男人，是前些年修水库时牺牲的民兵。

王干事交代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茅草屋前，只剩下我，林淑芬，和一个从她身后探出小脑袋、约莫五六岁的男孩。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尴尬的寂静。我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城里人，她是奉命监视我的本地人。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进去吧。”她先开了口，声音很轻，没什么起伏。

屋子被一道布帘隔成两半。外面是灶台和一张小饭桌，里面是两张用木板搭的床。她的那张床边，还紧挨着一张更小的床，显然是她儿子的。

我的行李，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被她指了指，放在了靠门口的那张空床上。

那就是我的地盘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茅草屋顶上，噼里啪啦，像是要把这单薄的屋子撕碎。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疯狂摇曳。

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桌上是一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一碟黑乎乎的咸菜。

男孩叫狗子，大概是饿了，埋着头呼噜呼噜地喝着。

我和林淑芬都沉默着。雨声太大了，震得人耳朵发麻，也恰好掩盖了无话可说的尴尬。

突然，屋顶的一个角落开始漏雨，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很快就积起一小滩水。

林淑芬立刻起身，拿了个瓦盆接在下面。但很快，另一个地方也开始漏。

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我站起身，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屋顶的结构。常年跟工程打交道，这点小问题还难不倒我。

“有梯子吗？”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指了指墙角。

我搬过梯子，爬了上去，让她把油灯举高些。我找到漏雨的地方，是一些茅草被风吹松了。我用手把它们重新塞紧，又找了些干草加固。

我在上面忙活，她在下面举着灯。灯光昏黄，映着她仰起的脸，她的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波动，不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平静。

雨渐渐小了，屋里也不再漏水。

我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草屑。

“谢谢。”她低声说。

“没事。”我答道。

这是我们之间，除了“进去吧”之外的第一句有效交流。

那一夜，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外面渐歇的雨声和身边母子俩平稳的呼吸声，彻夜无眠。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只觉得这间风雨飘摇的茅草屋，就像我此刻的人生，前途未卜，晦暗不明。

而那个沉默的女人，她是我的看守，也是我这片浮萍，在这陌生水域里，唯一的邻居。

第二章 无声的饭桌

日子就像水库里的水，波澜不惊地流淌。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床，沿着几十里长的水库大堤走一圈。这是我的“劳动”。清晨的雾气很重，打在脸上，冰凉刺骨。

我默默地走着，检查着每一处堤坝的土石，观察着水位的变化。这对我来说，不完全是惩罚。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图纸变成现实里的宏伟工程，哪怕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内心也有一种复杂的慰藉。

林淑芬则负责我的“思想”。她不识字，所谓的监督，不过是每天跟着我走一程，确认我没有“乱说乱动”，然后向王干事汇报一句“没异常”。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一前一后地走着，相隔几米的距离，像两个哑巴。

回到茅草屋，最难熬的，是饭桌上的时光。

饭桌上永远是沉默的。狗子是唯一的活泛气儿，他会偷偷地看我，眼神里满是孩子的好奇。

林淑芬总是低着头，默默地把饭菜分成三份。她的那份永远是最少的，狗子的碗里总会多一块咸菜，或者几粒珍贵的豆子。

我的碗，不多不少，和规定的一样。

我知道，她是怕担责任。多一分，是同情“有问题的人”；少一分，是虐待。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分寸。

这种精准的冷漠，比任何恶语相向都更让我难受。

我带来的几本专业书，被我用油布包着，藏在床板底下。那是我最后的精神寄托。夜深人静时，我会偷偷拿出来，借着月光，在脑子里一遍遍地演算和构思。

有一次，我看得入了神，没注意到林淑芬起夜。

她站在布帘后面，静静地看着我。我吓了一跳，赶紧把书往被子里塞。

“你在看什么？”她问。

“没……没什么。”我心跳得厉害。这些书，要是被发现，就是我“思想不端正”的罪证。

她没有再追问，也没有去告发我。只是第二天，她去山里采了一把野菊花，用一个破瓦罐养着，放在了窗台上。

那抹明亮的黄色，让这间阴暗的茅草屋，有了一丝生气。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里，慢慢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真正的转折，是因为狗子。

那孩子很瘦小，大概是长期营养不良，但眼睛很亮。他对我这个突然闯入他生活的“城里叔叔”充满了兴趣。

他会学我走路的样子，会偷偷模仿我用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

一天下午，我巡查回来，看到狗子正蹲在地上，用一块小石头费劲地砸着一颗核桃。那核桃壳太硬了，他砸了半天，手都砸红了，也没砸开。

他急得快哭了。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核桃，看了看。我捡起两块石头，用一块垫在下面，另一块找准了核桃的纹路，轻轻一敲。

“啪”的一声，核桃应声而裂，露出饱满的果仁。

狗子眼睛一亮，满是崇拜地看着我。

我把一半核桃仁递给他，他接过去，却没吃，而是迈着小短腿跑到正在灶台忙活的林淑芬面前，举着小手：“娘，吃。”

林淑芬愣住了。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她剥开核桃仁，喂进狗子嘴里，然后走到我面前，把剩下的一半递给我。

“陈工，你吃吧。”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陈工”。

不是直呼其名，也不是那个刺耳的“喂”，而是一个带着尊重的称呼。

我没有接，我说：“给孩子吃吧，他正在长身体。”

从那天起，饭桌上的气氛，似乎不再那么冰冷了。

有时候，狗子会问我一些山外的事情。

“叔叔，城里有山那么高的房子吗？”

“有，叫高楼。”

“那火车是不是很长很长的蜈蚣？”

我会被他逗笑，耐心地跟他解释。林淑芬就在一旁安静地听着，手里纳着鞋底，嘴角会偶尔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

她的话依然很少，但她会默默地做一些事。

我的衣服破了，第二天早上，就会发现被整整齐齐地补好，放在床头。

我晚上看书，她会把油灯的灯芯调亮一些，再往里面多添一点灯油。

她从不多说一句，但她的善意，就像这山里的泉水，无声无息，却一点点地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

我开始明白，她不是冷漠，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和孩子，也保护着我这个身在屋檐下的“外人”。

在这座大山深处的茅草屋里，我们三个人，像三棵挤在一起的小树，在沉默中，相互支撑，抵御着外界的风雨。

第三章 水闸下的图纸

秋去冬来，水库的水位随着雨季的结束，降到了最低。

裸露出来的堤坝和水闸，像一头巨兽的骨骼，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显得有些狰狞。

作为唯一的“技术人员”，即便身份尴尬，我对这座水库的责任感，是刻在骨子里的。每天的巡查，我做得比谁都认真。

问题，就出在三号泄洪闸。

那是我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的。水闸底部的混凝土基座，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外行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但在我眼里，这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

青川水库是典型的土石大坝，泄洪闸的稳固，是整个大坝安全的命根子。一旦基座的裂缝在汛期高水压下扩大，导致水闸崩塌，后果不堪设想。下游，可是有好几个村子，几千口人。

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

我立刻把情况上报给了王干事。

他听完，只是不耐烦地摆摆手：“哪有那么严重？你一个改造分子，别整天危言耸听，想搞什么名堂？”

“王干事，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下游几千人的性命！”我急了。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他敷衍着，转身就去忙别的了。

我碰了一鼻子灰。我知道，我的身份，让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分量。甚至，他们会觉得我是在故意制造事端，博取关注。

可我是个工程师，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隐患存在。

没人信我，我就自己干。

白天，我巡查的时候，会带着绳子和锤子，偷偷下到闸底，仔细勘察裂缝的走向和深度，用小石子做上标记。

晚上，茅屋里，等林淑芬和狗子都睡着了，我便点亮那盏最小的煤油灯，把它罩在被子里，然后拿出我藏在床板下的笔记本和笔。

我就着那点微弱的光，开始凭着记忆和白天的勘测数据，重新绘制水闸的结构图，分析受力，计算裂缝的应力集中点，并设计加固方案。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脑子里全都是数据和线条。

我太投入了，以至于有天晚上，林淑芬起夜，我都没有发觉。

她悄无声息地站在我的床边，看着我在被子里勾勾画画。

“你在干什么？”她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像一声惊雷。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笔都掉了。完了，被她抓了个正着。这要是报上去，就是“不思悔改，妄图破坏生产”。

我慢慢地从被子里钻出来，手里捏着那本画满了图纸的笔记本，手心全是冷汗。

我看着她，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

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本子上的图纸。那上面，全都是我看不懂的符号和线条。

油灯的光，在她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

良久，她才开口，声音依旧平静：“费油。”

说完，她转身从灶台拿过那盏大油灯，点亮了，放到我们中间的小饭桌上。

然后，她搬了个小板凳，静静地坐在桌边，开始借着灯光，纳她的鞋底。

我愣住了。

她这是……什么意思？

“快画吧，天快亮了。”她头也不抬地说。

那一刻，一股热流从我心底涌起，瞬间冲到了眼眶。

我明白了。她没有告发我，她甚至，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支持我，保护我。

她不懂那些复杂的图纸，但她看懂了我眼里的焦灼。她不明白什么是结构力学，但她明白，人命关天。

从那晚开始，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

每晚，等狗子睡熟，她就会点亮那盏大油灯。我伏在桌上画图、计算，她就坐在对面，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

屋子里很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针线穿过布料的轻微声响。

灯光温暖，将我们两个人的身影，拉长，投在泥墙上，交织在一起。

有时候我算得头昏脑涨，她会默默地给我倒一碗热水。

有时候她纳鞋底累了，趴在桌上打盹，我会把我的旧外衣，轻轻地披在她身上。

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慰藉。

我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的“问题分子”，她也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监督员”。

在这盏昏黄的油灯下，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加固方案。图纸画了厚厚一沓，每一处细节，我都反复推敲过。

我拿着这沓沉甸甸的图纸，心里却没底。

这一次，会有人相信我吗？

林淑芬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手里的图纸，轻声说了一句：

“陈工，你是个好人。”

第四章 灯火与慰藉

拿着图纸，我再次找到了王干事。

这一次，我把所有的图纸和计算数据都摊在了他面前，从力学原理到施工方案，讲得口干舌燥。

王干事皱着眉头，翻着那些他根本看不懂的图纸，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怀疑和烦躁。

“行了，东西我收下了，你先回去。”他打断了我，把图纸随手往桌上一扔。

我知道，这事，又悬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心急如焚。每天去巡查，我都要在三号闸口待上很久，像看护一个病重的亲人。

林淑芬看出了我的焦虑。

那天晚饭，她破天荒地从一个瓦罐里，倒出了一小碟金黄色的东西。

是炒鸡蛋。

在这个年代，鸡蛋是堪比黄金的营养品。她平时都攒着，拿到集市上换点盐巴和火柴。

“吃吧。”她把碟子推到我面前。

狗子在一旁馋得直咽口水，眼巴巴地看着。

“这怎么行，给狗子吃。”我赶紧推回去。

林淑芬却很坚持，她夹了一筷子鸡蛋，放进我碗里，又夹了一筷子给狗子。

“你这几天，人都瘦脱相了。”她低声说，“天塌下来，也得吃饭。”

我看着碗里那金黄的炒蛋，再看看她和狗子，眼眶又是一热。

这已经不是一顿饭了，这是一种无声的安慰。她用她最珍贵的东西，来告诉我，别垮掉。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聊起了各自的过去。

是她先开口的。

她问我：“陈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我跟她讲了我的妻子，一个温柔的小学老师。讲了我的女儿，离开家的时候，才刚上一年级，最喜欢抱着我的腿撒娇。

我说，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我的事情，肯定牵连了她们。

讲着讲着，我的声音就哽咽了。一个大男人，在那个夜晚，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林淑...

她没有劝我，只是安静地听着。等我说完，她才轻轻地说：“会好起来的。她们肯定也盼着你回去。”

然后，她也讲起了她的故事。

她的男人叫李大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憨厚，有力气。修水库的时候，他带头在前面排险，结果遇到了塌方，人就再也没回来。

那一年，狗子才刚会走路。

她说，她有时候做梦，还会梦见大山扛着工具回来，冲她憨憨地笑。可一睁眼，屋里还是冷冰冰的。

她说着，眼圈也红了。

那个夜晚，我们两个被命运抛弃到这座孤岛上的人，第一次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我们聊了很多，像是要把这几年积压在心里的苦闷，都倒出来。

原来，她坚硬的外壳下，也藏着一颗柔软而疲惫的心。原来，我所以为的隔阂，只是彼此命运的伤疤。

从那以后，这间茅草屋，才真正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我们不再刻意回避什么。我会教狗子认字，算术。我用树枝在地上写，他就跟着念。林淑芬就在一旁，一边干活，一边听着，脸上带着满足的笑。

狗子很聪明，学得很快。他会抱着我的腿，奶声奶气地叫我“陈叔”。

林淑芬的手很巧，她会用山里的野藤，给我编一双舒服的草鞋。她说，我每天走那么多路，城里带来的皮鞋，早晚得磨坏。

我也会用我的知识，帮她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难题。屋顶的烟囱漏风，我用泥巴和石头重新砌了一遍，屋里暖和多了。她切菜的刀钝了，我找了块石头，帮她磨得锋利如新。

日子清苦，但内心却有了一种久违的安宁和温暖。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清晨的薄雾，习惯了夜晚的虫鸣，习惯了饭桌上那碗玉米糊糊，更习惯了，身边这两个人的陪伴。

有时候，我会恍惚。我几乎要忘了自己是个“改造分子”，忘了远方的城市和破碎的家庭。

我只知道，在这座大山里，在这间茅草屋里，有两个人，需要我。而我，也需要他们。

那盏每晚为我而亮的油灯，那碗总会多一筷子菜的饭，那声稚嫩的“陈叔”，成了我在这段黑暗岁月里，唯一的光。

第五章 惊蛰前的风波

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山里的惊蛰，总是伴随着连绵的春雨。水库的水位，一天一个样地往上涨，很快就逼近了警戒线。

而三号水闸的加固，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我的心，随着上涨的水位，一天比一天揪得更紧。

我去找了王干事不下十次，他每次都用“正在研究”、“已经上报了”来搪塞我。

我明白，他是不想担责任。用我的方案，万一出了事，他就是“听信坏分子妖言”；不用我的方案，出了事，那是天灾，跟他没关系。

我绝望了。

那天，天阴得厉害，黑压压的乌云滚滚而来，眼看一场大暴雨就要来临。

我站在大堤上，看着浑浊的库水拍打着堤岸，心急如焚。再这样下去，三号闸口肯定要出事！

我不能再等了。

我跑回茅屋，拿出我所有的图纸，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水库的老主任，张主任。他是个老水利人，技术员出身，因为身体不好，已经退居二线，不怎么管事了。但他是唯一可能听得懂，也愿意相信我的人。

林淑芬看我拿着图纸就要往外冲，一把拉住了我。

“陈工，你要干什么去？”

“我去找张主任！不能再等了！”我眼睛都红了。

她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愣住了：“你去做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别把自己牵扯进来。”

她却摇了摇头，眼神异常坚定：“张主任家，我知道在哪。而且，我是你的监督员，你去哪，我理应跟着。”

我知道，她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我。有她这个“根正苗红”的本地人跟着，我说的话，或许能多一分可信度。

我们冒着开始飘落的雨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坳里的主任家走去。

张主任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小院里，正在咳嗽。听完我的来意，又仔细看了我的图纸和计算书，他原本浑浊的眼睛里，渐渐露出了光。

“小伙子，你这个方案……可行！”他一拍大腿，激动地站了起来，“不行，我得马上去找他们！”

然而，王干事他们根本不买老主任的账，依旧是推三阻四。

眼看雨越下越大，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张主任急了，拄着拐杖，指着王干事的鼻子骂：“你们这群官僚！是要等到水淹了下游的村子，淹了你们的乌纱帽，才肯动吗！”

就在这时，林淑芬突然站了出来。

她对着在场的几个干部，深深地鞠了一躬。

“各位领导，”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我叫林淑芬，是个寡妇，不识字，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我男人，就是当年修这个水库死的。他说，这个水库，是咱青川几万人的命根子。”

她顿了顿，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我只知道，陈工来了以后，没干过一件坏事。他天天守着大堤，比谁都上心。这几个月，他为了这个水闸，晚上不睡觉，熬得两眼通红。我相信他，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这水库，为了下游的乡亲们。”

“如果，你们不信他，那你们就信我。我，林淑芬，用我男人的命，用我们娘俩的命，给他担保！”

她的话，像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用最朴素的话，讲出了最重的道理。

最终，在张主任的力争和林淑芬的担保下，王干事他们，终于松了口，同意按我的方案，进行紧急抢修。

时间紧迫。

暴雨如注，整个水库管理所能动弹的人，都上了大堤。

我站在闸口，成了临时的总指挥。我说东，他们不敢往西。那一刻，我忘了自己的身份，我只是一个工程师，在履行我的天职。

林淑芬也没闲着。她带着几个妇女，在后面烧水，煮姜汤，给大家伙驱寒。

狗子也跟在她身边，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一碗碗滚烫的姜汤，递到每一个浑身湿透的工人手里。

我们冒着狂风暴雨，奋战了一夜。

第二天黎明，当最后一颗加固用的螺栓被拧紧时，暴雨也奇迹般地停了。

浑浊的洪水，咆哮着从加固后的三号闸口奔涌而出，但整个水闸，稳如泰山。

我们成功了。

大堤上，所有人都瘫倒在泥水里，筋疲力尽，却都露出了笑容。

我回头，看到了远处的林淑芬。她正抱着狗子，站在茅屋的屋檐下，静静地看着我。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她对我，露出了一个由衷的，灿烂的微笑。

那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她笑得那么好看。像雨后的青山，明净，清澈。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已经彻底消失了。我们，早已经是患难与共的亲人。

第六章 一封迟来的信

抢修成功，让我这个“问题分子”在水库的处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人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躲闪和戒备，多了几分敬重。王干事见了我，也会不自然地点点头。

但我的身份，依旧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只是，那间小小的茅草屋，变得越来越有家的味道。

我们会一起种菜，一起喂鸡。我教狗子念完了整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他甚至能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了。

林淑芬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她会跟我讲山里的趣事，讲狗子小时候的淘气。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那年秋天，一封信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信是从我原来的单位寄来的，辗转了很久才到这里。

信里说，我的问题，已经调查清楚，是搞错了。组织决定，为我平反，恢复我的一切职务和待遇，让我立刻回城。

我捏着那封信，反反复复地看了十几遍。

我自由了。

我等了三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巨大的喜悦，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我的妻子和女儿了。

可是，潮水退去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失落和茫然。

我要走了。

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片我曾经憎恨，如今却无比留恋的山水。

我要离开这间给了我庇护的茅草屋。

我要离开……他们娘俩。

那天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淑芬。

她正在灯下缝补我的旧衣服，听到我的话，手里的针，猛地扎进了指头。

一滴血珠，迅速地渗了出来。

她把手指含在嘴里，低着头，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狗子还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他抱着我的腿，仰着小脸问：“陈叔，你要去哪？还回来吗？”

我摸着他的头，喉咙里像堵了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是好事。”过了许久，林淑芬才抬起头，她的眼圈是红的，但脸上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该回去了。”

那一晚，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开始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

我的东西很少，一个帆布包就能装下。她把我所有的衣服都重新洗了一遍，在太阳下晒得干干的，然后叠得整整齐齐。

我的那些宝贝书和图纸，她找来最大的一块油布，一层又一层，包得严严实实。

她一边收拾，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

“城里冷，这件旧棉袄，你带着路上穿。”

“山里的干蘑菇，你带点回去，给你媳妇女娃尝尝鲜。”

“还有这双鞋垫，我新纳的，厚实，穿着走路不累脚。”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说“谢谢”？太轻了。

说“我会回来看你们”？谁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我只能沉默。

离别的那天，是个晴天。

王干事派了车来接我。还是那辆解放牌卡车，停在当年的那个路口。

林淑芬和狗子，送我到路口。

她把收拾好的帆布包递给我，沉甸甸的。

“陈工，一路顺风。”她说。

“娘，让陈叔别走！”狗子突然哭了，死死地抱着我的腿不放。

林淑芬蹲下身，把狗子搂在怀里，轻声哄着：“狗子乖，陈叔要回家了。他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娃。”

我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狗子，看着强忍着泪水的林淑芬，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住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津贴，还有一张我偷偷写的欠条，塞到林淑芬手里。

“淑芬，这些钱，你拿着。我知道不多，算是我……还你的饭钱。以后，我会想办法再寄钱回来。”

她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把钱推了回来。

“陈工，你这是干什么！你当我们是什么人了！”她的声音第一次带了怒气，“你的饭，是按规定吃的。我们娘俩，没多给你一口，也没少你一粒。我们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们的！”

她把钱死死地塞回我的口袋，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手心。

是一颗核桃。

“拿着。山里人没什么好东西，这核桃，补脑子。”她说完，就拉着还在哭的狗子，头也不回地往回走。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越走越远的背影，那个在山风中显得愈发单薄的背影，泪水，终于决堤而出。

我多想冲上去，告诉她，我欠她的，太多太多了。

欠她的，又何止是几顿饭钱。

是那盏深夜的油灯，是那碗雪中送炭的炒鸡蛋，是那句“我用命给你担保”的信任，是这三年，如亲人般的守护和慰藉。

这些，我拿什么还？怎么还？

卡车发动了，我最后望了一眼那间茅草屋，它静静地立在水库边，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车子开动，我终究，还是离开了青川。

第七章 别离与行囊

卡车在山路上颠簸着，我的心，也跟着一上一下，乱作一团。

我靠在车厢上，手里紧紧攥着那颗核桃，掌心被硌得生疼。

林淑芬决绝的背影，狗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在我脑海里反复回放。

我打开她给我收拾的帆布包，想看看她都给我装了些什么。

衣服，叠得方方正正。

干蘑菇，用纸包得好好的。

那双厚厚的鞋垫，针脚细密，一看就知道是熬了好几个晚上赶出来的。

我的那些书和图纸，被油布包裹得像个粽子，严丝合缝，确保不会有半点潮气侵入。

我抚摸着这些东西，每一件上面，似乎都还残留着她的气息。

突然，我在包的底层，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用蓝布缝的小布袋，袋口用绳子扎得紧紧的。

布袋很沉。

我解开绳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心。

那一瞬间，我的呼吸，停滞了。

手心里，是一堆零零散散的钱。有一块的，有五毛的，有两毛的，甚至还有一堆一分两分的硬币。

钱被捋得很平整，但边角都已磨损，看得出，是攒了很久很久的。

我数了数，一共是二十七块八毛五分。

二十七块八毛五分。

我知道，这对于一个靠着微薄抚恤金和上山采药换钱的寡妇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可能是她全部的积蓄。

钱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

纸条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角，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是狗子的笔迹。

“陈叔，路上用。娘说，城里开销大。”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把头埋在帆布包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摇晃的卡车上，哭得像个孩子，泣不成声。

我把钱塞给她，她生气地推了回来，说我们两不相欠。

可她却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把她所有的一切，都偷偷塞进了我的行囊。

她拒绝了我的钱，是因为她不想让这份情义，被金钱玷污。

她把自己的钱给我，是因为在她心里，早已经把我当成了需要远行的家人。

她用她的方式，维护了我们之间最纯粹的尊严，又用她的方式，给了我最厚重的牵挂。

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她什么都懂。

她懂得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情义，什么是家人。

她用她沉默而伟大的爱，给我这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上了人生中最深刻的一课。

我紧紧地握着那个钱袋，仿佛握着一颗滚烫的心。

我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懦弱，在离别时，连一句像样的道别都说不出口。

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无能，除了给她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钱，我什么都做不了。

卡车开出了青川的地界，远处的青山，渐渐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知道，我把生命中一段最宝贵的岁月，留在了那里。

也把一个天大的恩情，永远地欠在了那里。

回到城里，一切都像一场梦。

我和妻女抱头痛哭，失而复得的亲情，让我倍感珍惜。

我恢复了工作，重新拿起了图纸，投身到更重要的水利工程项目中去。

生活，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把那二十七块八毛五分钱，连同那颗核桃，一起锁在了一个小木盒里。我没有用那笔钱，也舍不得用。

每个月，我都会去邮局，给青川水库的林淑芬，寄去二十块钱。

我不敢寄太多，怕她不收。我在信里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让狗子好好读书。

第一次，钱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附言只有一句话：“我们都好，勿念。”

第二次，我又寄过去，又被退了回来。

第三次，我改变了策略。我买了很多书，有字典，有童话故事，有小人书，连同钱一起寄过去。

这一次，钱又被退回来了，但书，她收下了。

从那以后，我便不再寄钱，只寄书。每个月，我都精心挑选各种各样的书，从课本辅导，到中外名著，源源不断地寄往那个遥远的山村。

我知道，她懂我的意思。

知识，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财富。我希望狗子，能靠着这些书，走出大山。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

第八章 岁月的回响

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壮年的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也退休了，每天养花，看书，偶尔被一些大学请回去，给年轻的学生讲讲课。

我和青川的联系，只有那些源源不断寄去的书，和偶尔从回信中得知的一些零星消息。

狗子很争气，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后来，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水利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林淑芬让狗子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狗子用清秀的字迹写道：“陈叔，我考上了水利大学。我娘说，让我以后，也做个像你一样的好工程师。”

我拿着信，老泪纵横。

我知道，我当年在那间茅草屋里，在狗子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发芽了。

再后来，狗子大学毕业，也成了一名水利工程师。他留在了北京，工作很出色，还成了家。

他几次三番地邀请我去北京，说他娘也去了，想让我去他们家看看。

我答应了，却总是因为各种事情耽搁。其实我知道，我是近乡情怯。我怕见到林淑芬，怕面对那份沉重得让我无法偿还的恩情。

我总想着，等一等，等我准备好了再去。

可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天人永隔。

我坐在书桌前，手里捏着狗子寄来的信，和我那本失而复得的《水利工程结构力学》。

信纸，已经被我的泪水浸湿。

狗子在信里说，他娘走得很安详。临终前，她把他叫到床前，颤巍巍地从床头的箱子里，拿出这本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书。

她说：“狗子，把这个，还给陈工。这是他的根，得落叶归根。”

“我娘还说，”狗子在信里写道，“她这辈子，不亏。她把我拉扯大，还让我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她说，她最该感谢的，就是陈叔你。当年如果不是你，我们娘俩，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守着那片水库。是你，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陈叔，我娘说，她不识字，但她知道一个理儿：一个人的根，不能断。你的根，是你的技术，你的良心。我娘替你守了半辈子，现在，该物归原主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这个女人，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情深义重。

她守护的，何止是这一本书。她守护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脆弱的尊严，是一个孩子对未来的希望，是一种最朴素的、关于良知和传承的信念。

我打开那个红布包，那颗被她摩挲了几十年的核桃，静静地躺在我的掌心。

油光锃亮，温润如玉。

我仿佛能看到，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她坐在灯下，一边思念着远方的故人，一边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摩挲着这颗核桃。

她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牵挂、所有的祝福，都揉进了这颗小小的核桃里。

我慢慢地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夕阳正浓，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我仿佛又看到了青川的青山，看到了那片沉静的水库，看到了那间小小的茅草屋。

屋前的门槛上，坐着一个沉默而坚韧的女人。她抬起头，对着远方，露出了那个雨后初晴般，明净而灿烂的微笑。

我知道，她不是走了。

她只是，化作了那山，那水，那抹夕阳，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