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战地记者福尔曼的镜头，一边考证历史一边Citywalk！上海出现新玩法，做自己的历史学家

重返闸北抗战现场，在中国士兵曾投弹杀敌的阳台前驻足，追溯“八百壮士”踏入四行仓库之前所经受的炼狱与牺牲；行走于虹口北外滩，聚焦抗战中的普通人……

以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影像为线索，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袁立豪与赵极设计了多条 Citywalk 线路，亲自带队，讲解他们所搜集、整理及新近发掘的史实，并将这一实践命名为“魔都漂移”。

不同于常见的 Citywalk，他们并非先选定风貌街区再去找故事，而是先搭建叙事，再让脚步追着故事走。为讲好完整的历史叙事，路线可能会折返，甚至会为了一张照片、一个井盖而改变方向。

这些 Citywalk 线路在社交平台上广受好评，也在活动中引发了上海人的共鸣与热议。然而对几位组织者而言，这更是一场“公众史学”的实践，即历史不应困于象牙塔、化作仅供学者参阅的论文专著，而应真正服务于公众与社区。

重返“八百壮士”抗战现场，寻找“孤独的坦克”踪迹

1930年起，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上海工作生活，他在上海留下近3000张珍贵的照片，其中大多数拍摄于1936年底到1937年10月，成为淞沪抗战的重要史料。

以这些照片为线索，市民游客可以在游览城市的同时代入战地记者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些街区。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袁立豪与赵极据此设计了多条CityWalk线路，亲自带队讲解他们所搜集、整理与新近发现的史实，并将这一实践命名为“魔都漂移”。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这也是近几个月我们将“重返抗战现场”作为‘漂移’主题的原因。”袁立豪介绍，他们在福尔曼的老照片、采访日记、回忆录以及其他各方史料和现存的历史建筑的帮助下，梳理出其在上海的多条采访动线，覆盖闸北、南市、外滩、提篮桥等区域。

以闸北线为例，福尔曼的采访路线恰好串联起多处知名的抗战地标，与“八百壮士”在淞沪会战期间的作战轨迹高度重合，十分适合开展人文行走活动。“谈到‘八百壮士’，不少人只知道‘四行仓库’，却不了解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这条线路正好补上那些被忽略的环节。”

中国军队曾经驻守的百星大戏院

虹口线则聚焦抗战中的普通人：华成烟草公司为生存与民族尊严而斗争的工人、提篮桥监狱中艰难求生的囚犯与狱卒、还有在1937年8月22日凌晨冒着烈火和弹雨向黄浦江岸冲锋的官兵以及那辆孤身冲向敌阵的中国坦克.......

“在社交平台，有人指出照片‘孤独的坦克’拍摄在舟山路唐山路口，但我们的考证显示地点可能另有其处。”袁立豪说。他与团队尽可能收集同场景的多角度照片与同期影像，将画面中的店招、门牌与当年的商业名录、报纸上的商铺转让信息逐一对应，范围细化至具体路口；再结合中日双方的战斗记录交叉验证，完成“地点—事件—影像”的三角闭合。最终，证据把拍摄点指向丹徒路唐山路口。

“在现场，我们重点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而在于带领大家重走一遍推理之旅，了解这个答案是如何从史料中浮现的。”

日方战史地图上“孤独的坦克”的战斗过程 当两名历史系毕业生带队Citywalk

由历史系研究者、相关从业者或策展人带领，在漫步中强调一手史料与多元叙事的模式，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袁立豪和赵极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毕业回到上海后，便开始尝试将这套方法系统性地应用于家乡，希望能推动此类活动在本地的深化。

“我读大学期间，在波士顿、纽约麦迪逊等城市就参加过由当地高校或历史协会组织的城市步行：通常由一名博士生带队，面向社区居民和大学生开放。行程结束会有老师做点评，有时还会邀请本地居民分享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

袁立豪将这一活动看作对“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实践。在传统印象中，历史研究更侧重于在学术体系内产出论文专著”公众史学则关心“历史如何回归公众生活”。它强调把研究方法与成果转化为普通人可理解、可参与、可评议的形式，促通学术史与民间记忆，并主张“共享权威”(Sharing Authority)——讲述者并不独占解释权，而是鼓励每位参与者都能以自身经验与材料加入历史故事的讲述中。

这些理念反映在CityWalk的各个环节：

路线设计从一手史料出发，先立叙事线再定动线，活动前将关键史实、争议点与参考资料分享给参与者，并收集参与者的问题；现场携带平板电脑，对照旧照与现状，并用历史地图校准站位；发放“胶片书签”等小物件，帮助完成“今昔对位”的瞬间；同时鼓励参与者即场发言、互相提问，活动后再将讨论整理为播客或短视频。

“很多人把CityWalk等同于‘打卡建筑’、‘拍照留念’。而我们恰好相反：不是先定一条风貌街区再找故事，而是先建立叙事线，再让脚步追着故事走。”赵极认为，这就是他们与普通的Citywalk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是为什么项目被命名为“魔都漂移”：摆脱既定消费路线，顺着问题与兴趣，按叙事推进移动。

袁立豪告诉记者，“漂移”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指“对物化城市生活特别是建筑空间布展的凝固性的否定”。简而言之，就是不走寻常路，真心去探索。

“为了讲述好完整的历史故事，我们经常会走“回头路”，甚至为了一张照片、一个井盖临时改变方向。”他补充道。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10月26日是“重返虹口抗战现场”的最后一场Citywalk活动。赵极回忆，当到达唐山路丹徒路口时，工程车轰鸣，像极了坦克来袭的声浪。

“那天附近许多建筑工人也围了过来旁听，当他们得知自己工作的地方正是当年的激战之地时，工人师傅们非常高兴地给我们拍照合影，脸上写满由衷的自豪。”袁立豪说。

既然自称为公众历史组织，“魔都漂移”的 Citywalk如何让历史真正服务社区和公众？

袁立豪认为，一方面，许多在学界耳熟能详的知识，对大众而言仍属陌生领域，这类内容常令参与者耳目一新。参与了魔都漂移的活动，用自己手中的胶片书签“重构历史现场”后，许多人才惊觉，原来自己所生活的街区还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原来一条看似普通的街道也承载着如此丰富的往事。

另一方面，不同于博物馆或课堂的单向讲授，团队秉持“人人皆可讲解员”的原则。Citywalk过程中，不时有附近居民加入，他们往往更熟悉在地的历史与细节，团队也始终欢迎他们现场讲述。

袁立豪的研究聚焦跨国史与公众历史。他介绍，今年在巴伐利亚小城梅明根，为纪念德意志农民战争五百周年，全城设置了约30块人形牌。每块牌都用第一人称讲述：“我是谁，从某年起生活在这座城市，我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中的某些事件”。牌面还会指引参观者“想了解我的更多故事可去哪里”，或“到街角寻找另一块牌，听听‘我的伙伴’的讲述”，由此构成一条可漫游的叙事链条。

“我认为这是历史与公众平等对话的优秀范例，也正是我们正在学习与借鉴的方法。”袁立豪说。

然而，类似的面向公众的讨论与历史叙述，已在“魔都漂移”的行走中自然萌发。赵极举例说：“有一次走到虹口舟山路犹太难民曾生活过的‘小维也纳’街区，讨论突然热烈起来。许多参与者曾在附近居住，围绕北外滩更新、历史街区改造等议题各抒己见，谈得十分充分。”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对我们的活动的最好阐述。”袁立豪说。

期待更多人关注上海历史

每期“魔都漂移”行程约2到3公里，时长在2.5小时左右，票价基本不超过100元。赵极告诉记者，自8月下旬以来，“魔都漂移-重返抗战现场”举办5场活动，每场10到15人，场场爆满，偶尔还需临时提高人数上限。

“目前，最积极的是40到50岁的中年群体。他们不仅时间与经济更为宽裕，还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熟悉这座城市，也更容易与其发展同频。”赵极说。他也发现，不少年轻人对Citywalk抱有兴趣，但由于之前对城市历史关注相对较少，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背景铺垫与引导。

“下一步，我们将做更多模式上的创新，引导更多年轻人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历史。”赵极说。

此外，从学术层面看，“魔都漂移”同样具有价值。

“福尔曼的影像现存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数字图书馆，但馆方对照片的标注较为粗疏，拍摄时间与地点的考证亦多有讹误。福尔曼本人因语言与认知所限，对所摄场景的描述也难免失准。我们的团队正在对其拍摄的淞沪抗战旧照进行系统性的校勘与精准定位。”袁立豪说。

对于有志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团队成员而言，在真实城市环境中训练史料辨析与实地考证能力的方式，同样有益于其学术道路。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能有更多专家学者加入我们的组织，把它建设成连接学术界与公众的桥梁。”袁立豪说。

目前，“魔都漂移—重返抗战现场”已推出两期。袁立豪透露，团队还将策划第三期抗战主题漂移，将视角从战事转向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将涉及到威斯康辛大学的早期中国留学生，暨南大学的老校长何炳松先生。他带领暨大师生在康定路上坚持办学，并这里上演了中国版的“最后一课”。明年，团队还将推出“全球在地化”Citywalk系列，呈现世界各国人与其文化思想在上海的汇聚与由此生成的全新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