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建国后回老家探亲，姐姐拿出一张照片说：坏人看见要杀头的

1950年1月5日，西安的夜色刚退，杨得志在兵团机关小院里踱步。耿飚一纸调令即将赴京，临走前想回醴陵看一眼解放后的故土。杨得志听罢，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顺路，一起走。”一句话，定下了这趟时隔二十四年的归乡行程。

消息传开，新疆军区副司令陶峙岳也来搭伴。三位湖南籍将军同乘一辆吉普车，从秦岭一路南下，经汉口、长沙，直奔醴陵。沿途百姓簇拥相送，锣鼓喧天，可车里气氛却并不轻松。杨得志翻着口袋里那张早已折痕遍布的通讯簿，只有两行字：南阳桥，桂泗。除此之外，他对家乡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南阳桥的冬天仍旧潮冷。破旧的土坯房映入眼帘时，杨得志心口猛地缩紧——屋顶的茅草已被岁月啃得参差不齐。桂泗听到脚步声，抹干手上的米糠，站在门槛外，瞪大了眼。看清弟弟军装上的领花，她只是轻轻点头，嘴唇哆嗦半天，什么也没说。

短暂相拥后，姐姐转身钻进屋角，从两块歪斜木板间抽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指着它压低声音：“这东西以前见不得光，坏人看见要杀头的。”照片里，二十出头的杨得志头发往上梳，穿着红军军装，目光倔强。那是1935年到达陕北后拍下的第一张像，他当年自以为稳妥地在信中写“在延安做小生意”，却忘了衣领上的八角星。

杨得志苦笑。姐姐继续絮叨：白色恐怖最厉害时，乡里一个自称“剿共模范”的团丁翻遍村子，她只得把照片塞进墙缝，连夜堵上黄泥。若非今日，他怕是永远不知道这张照片如何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

重逢的欣喜掺杂着旧日创痛。杨得志七岁学打铁，十一岁送走母亲，十五岁挑着160斤石灰奔向衡阳修路。那年离家，父亲叮嘱“做个有志气的人”，桂泗抱着孩子泣不成声。此后兄弟姐妹相继病亡，他与唯一的哥哥杨海堂踏遍安源、湘南，最终同赴井冈。1930年长沙一战撤围时路过醴陵，他却只能远远望见自家山头的炊烟。

战火中，哥哥在一次突围里失散，生死不明。杨得志从班长熬到团长，再到兵团司令，胸前的勋章越挂越多，却始终不敢写信问一句“海堂可曾回乡”。怕听到坏消息，更怕给家人添祸。姐姐低声补上残缺的答案：哥哥没再出现，父亲也在饥荒里病倒，叔叔六十一岁那年去讨饭，被地主家的大狗咬死。说完，她抹了把眼泪，平静得近乎麻木。

屋檐下挂着打铁用的旧风箱，皮囊干裂，拉动时仍发出呜呜声。杨得志伸手抚摸，掌心满是铁锈味。那声音似乎把他拉回到深夜的炉火旁，父亲黝黑的臂膀一次次举起大锤，只为换回咸菜和杂粮。如今，他已能指挥百万士兵，却没能让父亲看到自己穿上崭新的军装。

临别前，桂泗把照片塞回弟弟手里：“现在光明了，留作念想。”杨得志郑重收好，又掏出几枚志愿军臂章，“留着，谁问就说我在前线，一切都好。”姐姐点头，这一次，她终于露出了笑。

数日后，列车驶向东北。杨得志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尾摇晃的铁轨，指节因寒风泛白。车窗倒映中，年轻的自己仍穿着那身旧军装，眼神倔强；身后，是姐姐的目送和故乡破旧的土坯房。前方，朝鲜硝烟正浓，他知道自己还未到歇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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