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台湾首富妻子因受不了丈夫出轨，放弃豪门生活，前往美国

1975年，台湾首富的妻子杨娇，因受不了丈夫出轨，毅然放弃豪门生活，带着3000块路费，只身前往美国打工。大家笑她：你已经50岁了，何必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对她来说：尊严比金钱更重要。
台北大雨滂沱的那个下午，50岁的杨娇把一只黑色皮箱放进出租车后备厢，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本圣经、几本简单的英文教材，还有她攒下的3000块钱。
这是她离开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离开她住了二十多年的豪宅、离开台湾的那一天。
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告别。
“我已经50岁了，但人生刚过半。”
那年，她选择了从零开始，不是因为她不再需要金钱，而是因为她不想再用尊严去交换它。
身边人都在笑她，有人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劝她“忍一忍就过去了”，更有人冷笑：“你都50岁了，还想干什么？”
可她知道，那些人看见的是她身上的金银珠宝，看不见她眼睛里那点快要熄灭的火光。
她不怪别人不理解她，大多数人没经历过她的人生，当然也不会明白，一个女人到什么地步，才会放弃锦衣玉食，搭乘经济舱飞往陌生的国度，去做端盘子、洗碗、煮饭的事。
杨娇小时候住在台中一个破旧的小村庄，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的木屋里，家里连买一碗药的钱都没有。
19岁那年，疟疾肆虐，家人接连病倒，养父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也奄奄一息，隔壁的王永庆得知后，主动送来了药片。
她记得王永庆递给她药片时说了一句：“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她没想到，这个男人后来会向她提亲，更没想到，王永庆已经有了妻子，这一切她最初都被蒙在鼓里。
养父说：“这男人是个做大事的人。”
她心怀感激，再加上感动，觉得能嫁给一个救过她命的人，或许也算一种报恩。
可她低估了豪门的复杂，进门没几天，就知道了真相，王永庆的妻子郭月兰对她冷嘲热讽，佣人们私下里叫她“二房”，她心情悲伤却只能装作听不见。
她不争不吵，天天早起做饭、洗衣、照顾孩子。
冬天的井水冰得刺骨，她硬是用手搓干一大桶衣服，她觉得，只要王永庆在意她，这些都不算什么。
可渐渐地，王永庆变了。
台塑成立后，他越来越忙、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你是不是有了别人？”
王永庆轻描淡写地说：“工作太累了，你别胡思乱想。”
直到有个市场的阿婆在巷口拦着她，说：“你先生常跟一个女人来买菜，带着三个孩子。”
她当时还笑着回应：“你认错人了吧。”
但她心里的疑惑种下了。
她派人去查，才知道王永庆在外面有了新欢林明珠，还生了三个孩子，她没吵，也没闹，只是一次晚餐时跟王永庆开口：“以后家用的钱，我能不能多拿一点？我自己另有打算。”
王永庆看都没看她一眼：“你还缺什么？”
她顿了一下：“我不缺东西，我想有个自己的账本。”
王永庆放下筷子：“你要是过不下去，可以走。”
那天她怀着小儿子，端了一碗汤进房，他连看也没看，只是说了一句：“你啊，有没有都一样。”
那一刻，她明白了，她在这个家，只是一个“角色”，不管她多尽力、多隐忍、多善良，她都只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二房”。
1975年，她50岁，她亲眼看着9岁半的小儿子在家中被冷落，她突然有了母性的悸动，如果她再不走，这个孩子以后也不会明白什么是尊严。
她卖了一些首饰，换了3000块钱，那时的3000块，刚好够一张飞往旧金山的机票和几个月的生活费用。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留了一封信：“我走了，不是因为你不爱我，是因为我不想再不爱自己。”
到了美国，她住在一个亲戚家，睡的是厨房边的小床，电炉和微波炉就在头顶。
她不会讲英语，坐地铁时连站名都看不懂，有一晚她迷路了，回家时天快亮，她靠着公车站哭了一夜，却也在那一夜里突然明白：没有退路，反而更自由。
她开始跟儿子学英文，她去中餐馆打杂、去教会做饭，后来还在一所大学附近开了一个小吃摊，卖卤肉饭、贡丸汤、肉燥面。
那些台湾留学生叫她“杨阿姨”，有人吃着吃着哭了，说：“这味道像我妈妈做的。”
她笑着回：“我不是你妈，但我知道你想家的滋味。”
她从没再回过王家，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倔，可她在美国活得很踏实。
她说：“在台湾的时候，我穿金戴银，但每天提心吊胆；在美国，我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我靠自己吃饭。”
杨娇不是个例外，她只是少数选择说“不”的人。
她不反对金钱，也不是不爱王永庆，只是她更爱自己。
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从不标榜独立女性，她只是一个在50岁看清生活真相的普通女人。
杨娇晚年住着一间普通的公寓，靠卖饭、做投资、储蓄过得还算体面，她和儿子关系很好，节假日会一起去教堂、做义工。
在这个物质至上的年代，这样的选择也许不够聪明，但它足够清醒。
50岁之后的她，才真正开始活得像一个人，不是“王太太”，而是杨娇。
主要信源：中新网——王永庆的秘密情人 隐身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