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援藏干部叛逃者周述武留遗言，死后一定把他骨灰送回老家

1986年冬，新德里的夜风掠过破旧的棚屋，周述武在油灯下伏案写信。他躺在竹席上喘得厉害，却一笔一划地写下“请求回国”四个字。从那天起，他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北方。

两年后二月的一天清晨，51路公共汽车还未发车，周述武已进入弥留。屋外是脆响的鸟鸣，屋里却只剩断续的呼吸。“把我骨灰带回京山，”他拉住妻子张顺娇的袖口，小声重复。不再出现任何解释，也不再提当年为何离开。

倒回26年，1960年8月31日凌晨，日喀则以南的山道细雨连绵。37岁的周述武带着20份绝密文件、三支枪和翻译丹珠悄然折向麦克马洪线方向。那一晚，他既害怕追兵，更害怕未来。丹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是：“快走，再不走来不及。”

西藏平叛后，大量青年干部进藏，周述武是其中一员。贫农出身的他曾在鄂西山区土改中表现突出，被视为“可靠骨干”。到江孜任副书记时，他以为前途一片光明，却因为会议上一句“揠苗助长”的不合时宜发言受警告，随后又陷入收受金表的风波。

那块金表来自一位上层僧侣。丹珠穿针引线，让僧侣配合土地改革，周述武欣然赴约。他没料到，援藏干部的作风审查极严，金表一事被同事当众揭穿，批评如雪崩一般袭来。汇报电话三次催促，他却迟迟不敢出发。恐惧在心里发酵，丹珠的“外逃”建议终于击穿他的心理防线。

越过边境后，他和丹珠被印度报纸包装成“自由世界的英雄”。然而热闹只维持了几个月。丹珠卷走黄金与首饰，消失无踪。美国记者再挑灯采访时，周述武已经找不到可以炫耀的新故事。1962年中印冲突结束后，印度对华态度骤变，周述武从“宝贝”变成“包袱”。

经济来源断绝，他先在人力车棚帮工，后靠华人老乡支援租辆平板车批发馒头、面条。小本生意顶多糊口，日复一日。他学会在计价器旁偷偷给老顾客多塞一把面条，只换一句“周师傅辛苦”。不得不说，这样的温情让他熬过了最难的几年。

1973年，周述武经华侨介绍，与广东籍寡妇张顺娇成婚。张顺娇患有肥胖症，行动不便，两人又陆续领养了添俊、添元兄妹。日子拮据，却安静。小饭馆清晨五点开门，夜半打烊。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拼命，他沉默片刻，只说：“心里不踏实。”

病倒之前，他从未真正停下。五更的黑暗、正午的炊烟、夜里打烊后的碎碗声，都像钟摆提醒他“背叛”二字。1985年，他确诊心脏病加重，医生建议长期休养。饭馆租出去，债务却像雪滚一样大。屋里只剩斑驳的墙面和一张竹床。

1986年春，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带来消息：内地已开放探亲，中央再三强调“甄别、宽大”。周述武心底那扇尘封的门突然被推开。他连夜写信给京山县政府，坦陈叛逃经过，附上一份认罪说明。信件寄出后，他整晚盯着瓦楞铁屋顶，雨点敲打像针扎耳膜。

一个月后，来自家乡的回信抵达新德里华侨联合会。“政策明确，欢迎归来，来去自由”。简短，却胜过千言。看到信时，他的双手抖得厉害，杯子里的温茶倾洒在腿上竟毫无知觉。紧接着，他又写了三封信给儿女。回信告诉他：原配妻子已逝，孩子们俱已成家。喜忧交织，心脏骤然恶化。

医疗费无着，他只能减少药量。1988年2月某日凌晨，他突然大汗淋漓。张顺娇冲到邻居家请来医生，注射后也仅稳住几个小时。他目光涣散，却始终盯着墙上那张褪色的鄂西山水照片。“骨灰送回京山”，他重复这句话三次，声音微不可闻。

同年6月14日，张顺娇揣着最后几百卢比，抱着黑色骨灰盒，带11岁周添元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入境表格上“事由”一栏，她写下“送亲骨灰”。海关人员抬头望了他们母子一眼，并未多问。

四天长途辗转后，京山县民政部门把两人接到县招待所，送来热汤面和棉被。临时户口、商品粮、每月补助，一项项手续很快办妥。添元入学免学费，镇里小学还为他配了语文课外辅导。那一年，他写下日记：“原来最暖的是这片土地。”

1996年，周添元高中毕业，被分配到钙塑厂。车间里粉尘呛人，他却常在下班后加班。有人好奇他为何如此上心，他只耸耸肩：“我爸亏欠得太多。”后来他在纸片上记了一句英语：“No place like home.”纸片贴在储物柜门背面，只有换工服时能看见。

关于周述武的官方结论，县档案馆只留下两行字：叛逃，认罪，骨灰归故土。曾经的大起大落背后，是时代的锋刃，也是个人的抉择。援藏、警告、外逃、落魄、悔过、回归，一环扣一环，没有哪一步可以抹去。遗憾的是，等他想挽回时，已无力登上通往江孜的汽车，也无力再向僧侣索要那块金表。

有意思的是，京山老乡每逢清明仍会在烈士陵园附侧的小碑前插三支线香，碑文只有姓名与生卒年。人们议论他时，口气颇复杂：有人叹惋，有人指责，也有人只抖抖烟灰，不再言语。历史不偏爱任何人，给出的是并排的脚印，走错一步，改道需余生。

至于丹珠，后来再无人提起。她像被沙尘吹散的影子，连照片都难觅。周述武的故事在海外华人圈流传多年，却始终缺少落点。直到黑色骨灰盒埋进京山黄土，叛逃者的漂泊才算终结。

时间轴被拉回到今天，这座湖北小城街角的茶馆仍有人谈及那封认罪信。老人们端着搪瓷杯，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议论：“人哪，不能一时糊涂。”茶水氤氲，他们的语气平淡，像说起一场多年前的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