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拥抱变革 迈向多极化新世界——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

1945年的秋天，联合国正式成立。80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国对这一全球治理核心机构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其表达了改革的期望。联合国应如何开展自我更新和变革，以适应21世纪的世界新格局、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又应如何更加全面地看待在联合国倡导下实现的人类进步？围绕这一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

埃里克·索尔海姆

本报记者 张哲/摄

联合国贡献不可磨灭

改革需求紧迫

《中国社会科学报》：

联合国成立80年来，为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取得的成果毋庸置疑。然而，联合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基于您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期间的经验，您对联合国改革，例如在联合国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和治理机制方面有何建议？

索尔海姆：我们应该认识到，联合国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球性机构。如果联合国不存在了，我们就必须创造一个类似的机构。在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于1945年正式成立，这是一个绝妙的创举——成立联合国是当时世界的紧迫需要。然而，今日的国际格局已经大不相同，联合国却未能通过改革跟上时代的变化——在2025年，联合国依然在回答1945年提出的问题。因此，联合国亟须开展重大改革。

首先，在组织结构方面，联合国应给予印度、非洲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大的发声空间，增强它们的代表性。其次，联合国需要改革工作文化。联合国往往过度聚焦于程序、形式和官僚主义，今后必须将焦点放在提升全球民众的生活质量上，如教育、医疗卫生、减贫、环境保护等领域。2026年联合国将选举新一任秘书长，我希望这位新领导人是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秀人才，能够带领联合国走向更加成功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

预算减少被视为联合国近年来的一大难题，这与美国作为关键成员国大幅减少对联合国的资金支持有很大关系。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吗？

索尔海姆：经费短缺绝对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美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却严重拖欠联合国会费。但经费不是根本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确信联合国有能力在解决全球主要危机中有效发挥作用。目前，乌克兰、加沙、刚果（金）、苏丹和缅甸都存在战乱，然而人们却不相信联合国在这些危机中能够有力地履行和平维护者、和平调解员的职能，但这却是其成立初衷。这不是仅靠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无疑，美国应承担其预算份额，充足的经费是必需的。但联合国也必须开展深层次改革，才能适应21世纪的需求。如我刚才所说，联合国表现低于预期的根源在于它已经80年没有改革了。1945年成立时，联合国年轻有活力，而今它变得老旧了。

在多极化世界

“全球南方”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

现今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并使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所有人都拥有发展的机会。您对此有何感想？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关注哪些潜在的阻碍？

索尔海姆：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望向窗外，我回想起40年前第一次来到北京时，这个城市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还比较落后。今天，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成为第五大经济体。

二战结束后的多年里，美国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在此之前，则是欧洲殖民大国主宰世界。然而，21世纪将是一个由多个大国共同发挥主要作用的多极化时代，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国是一个突出范例，中国的科技力量、经济增长、减贫成果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表率和贡献；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联合国的架构和工作必须反映这些变化，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绿色、贫困更少的世界，那是值得庆祝的。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当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导力量时，无政府主义风险将会上升。因此，多极化的新世界需要新的规则。否则，丛林法则或将盛行，弱肉强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相信中国、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多角度看待全球发展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此前的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议程的核心。您如何评估这些目标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

索尔海姆：我认为实际进展远多于全球媒体报道的内容。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也不到50岁。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80岁，与美国相近；印度以及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已大幅提高。世界各地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衣食住行条件也有明显改善。当然，全球目前仍有7亿—8亿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女性等弱势群体仍遭受着大量不公对待，还有许多人依然难以获取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并非全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在短短几十年里情况已有显著改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并吸取成功经验。例如，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超过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可以呢？

此外，环境领域的进步也是显著的，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今年5月，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新增93吉瓦，总装机容量现已超过1000吉瓦。这代表着绿色能源产量的巨大增长，且中国的绿色投资速度也非常快。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走向绿色发展道路。这些成就并未充分反映在外交事务上——在这个领域我们没有取得伟大突破，但在经济、环境、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很多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趋于上升，气候和环境成为国际社会格外重视的议题，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及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为此投入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历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召开、《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关键气候协议的签署。然而，气候行动也常伴随着争议和批评，一个常见观点是联合国发起了许多倡议、举行了很多会议、发布了诸多政策文件和评估报告，但很多时候设想未转化为承诺进而落实为行动。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索尔海姆：我们应更多地采取经济而非外交视角来看待气候行动和绿色发展。2024年，我参加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次会议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气候大会后我直接前往中国四川省，参加总部位于成都市的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组织的一场行业会议，参会的还有光伏产业的多家中国企业。它们的产品和技术使太阳能价格得以降低，给全球绿色发展注入了巨大动能。现在人们从化石燃料转向太阳能是因为后者更便宜，而在过去，采用太阳能的成本非常高。非洲国家拥有开发利用太阳能的良好自然条件，但曾经受制于经济成本而无法进行能源转型；现在，使用太阳能可以降低成本。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但它不是直接来自气候谈判，而是来自市场竞争和经济激励因素。美国、德国等国家在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技术研发、早期应用和商业化环节发挥了作用，而中国能够使太阳能电池板以较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加速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

可见，从经济角度看，全球绿色发展的成就十分可观。这也说明，气候和环境领域的国际谈判若想取得更好的效果，需要聚焦于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方面，而不只是国家层面的矛盾。我们合作得越多，就会变得越强大。这种精神将带领我们走向未来，不过实质性的进展经常首先发生在经济层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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