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多年后,当李秀珍把一张攒得厚厚的存折塞到我手里,让我去给我妈买那台她念叨了一辈子的“蝴蝶牌”缝纫机时,我才真正明白,1985年的那个夏天,我妈给我的是一份天大的幸运。
那之后的三十年,外面的风言风语从未真正断过,厂里的闲话就像车间里飞扬的棉絮,无孔不入,总想钻进你的耳朵,粘在你的心上。
我从一个因为娶了她而一度在人前抬不起头的毛头小子,慢慢变成了一个腰杆挺得笔直、谁见了都得喊一声“陈师傅”的中年男人。我的家,也从一间四处漏风的筒子楼,变成了敞亮的单元房。
而这一切,都得从198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我妈王桂英铁了心,要把那个在整个纺织厂家属院都“声名狼藉”的女人——李秀珍,说给我当媳妇那天开始讲起。
第1章 一桩“不体面”的亲事
1985年,我叫陈建国,二十四岁,是红星纺织厂机修车间的一名青工,不好不坏,不高不矮,属于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人。我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听我妈的话。
可这一次,我妈王桂英提的要求,实在是让我犯了难。
那天晚饭,饭桌上的空气像凝固的猪油。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土豆丝,眼睛却不看我,盯着那盏昏黄的灯泡,慢悠悠地开了口:“建国,我托人给你说了个媳妇,见个面吧。”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我妈这两年为了我的婚事,头发都白了不少。厂里跟我同龄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还光棍一条。不是我挑,是我家条件实在一般,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住的还是厂里分的筒子楼,一到饭点,楼道里五花八门的菜味儿能把人熏个跟头。
“是哪个单位的?”我随口问。
“就是咱们厂的,络筒车间的,叫李秀珍。”
我夹菜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李秀珍?这个名字在咱们红星厂,尤其是家属院里,那可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出名的原因,却一点也不光彩。
她原本跟一车间的技术员刘伟强订了婚,日子都看好了,结果临到跟前,刘家那边突然悔婚了,闹得满城风雨。悔婚的原因,传得有鼻子有眼。有人说,看见李秀珍跟一个来厂里收棉纱的南方老板拉拉扯扯;也有人说,她嫌贫爱富,背地里跟刘伟强要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刘家拿不出来,她就闹。
最难听的版本,是刘伟强的妈在水房跟人抱怨时传出来的,说李秀珍“作风不正派”,不是个“本分姑娘”。在那个年代,“作风”两个字,能压垮一个女人一辈子。
从那以后,李秀珍就成了家属院里大妈们教育自家闺女的反面教材,也成了小伙子们背后议论的荤段子主角。谁家要是跟她扯上关系,那都得被人戳脊梁骨。
我脑子“嗡”的一声,饭也吃不下去了。“妈,你怎么……你怎么给我找了她?”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委屈和羞愤,“你不知道外面都怎么说她吗?你让我以后在厂里怎么抬头?”
我妈没吭声,默默地把掉在桌上的筷子捡起来,用抹布擦干净,放到一边。她这才抬起头,那双因为常年挡车、布满血丝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
她说:“建国,过日子,是关起门来自己过,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别人的嘴,厉害起来能杀人,可它不能帮你一粒米,也不能帮你一针线。人好不好,不能光听别人说,得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
“可……可是无风不起浪啊!”我急得脸都红了,“刘伟强家总不能平白无故冤枉她吧?”
“刘家的那个妈,嘴碎得像个破筛子,什么话从她嘴里过一遍,都能给你编出花来。”我妈的语气很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我见过那姑娘几次,在车间里,手脚麻利,不爱扎堆说闲话,见了长辈也知道点头问好。有一次下大雨,我没带伞,在车间门口躲雨,是她把自己的伞塞给了我,自己淋着雨跑回了宿舍。这么个姑娘,心能坏到哪里去?”
我哑口无言。我妈说的是事实,她看人一向很准。可一想到要跟李秀珍这个名字绑在一起,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像穿了件浑身是刺的毛衣。
“妈,要不……再看看吧?”我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妈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就她了。我信我的眼光。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这个周日下午,就在咱家,跟秀珍见一面。”
说完,她就起身收拾碗筷,不再给我任何反驳的机会。我看着她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我妈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她这辈子吃的苦比我吃的饭都多,她不会害我。
可那份来自周遭世界的压力,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牢牢地罩住了。我几乎能想象到,明天一上班,这个消息就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整个工厂,我的那些工友,赵小军、王浩他们,会怎么挤眉弄眼地开我的玩笑。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窗外,夏夜的蝉鸣聒噪得让人心烦,就像那些即将到来的流言蜚语。我不知道,我妈这步棋,究竟会把我引向何方。
第2章 一场尴尬的相亲
周日下午,我坐立不安。
我妈一大早就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那张用了十几年的旧八仙桌,被她用湿抹布擦得能照出人影。她还特意从邻居家借了一对带红双喜的暖水瓶,摆在桌子正中央,好像今天不是相亲,而是直接办喜事。
“建国,去,把你那件蓝色的确良衬衫换上,精神点。”我妈一边忙活一边指挥我。
我磨磨蹭蹭地进了屋,心里一百个不情愿。那件衬衫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平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穿。现在要为了一场我根本不期待的见面穿上它,总觉得有点浪费。
下午两点,门被轻轻敲响了。我妈赶紧跑去开门,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
门开了,李秀珍就站在门口。
她比我想象中要清瘦一些,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辫子乌黑油亮,整整齐齐地垂在胸前。她的长相算不上多漂亮,但五官很干净,尤其是一双眼睛,特别亮,亮得有点逼人,仿佛能看穿你心里在想什么。
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局促或者谄媚,反而显得很坦然。她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瓶罐头和一些水果糖。
“王阿姨,我来了。”她的声音很清脆,不大不小,刚刚好。
“哎,秀珍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我妈热情得让我有点不适应,一把将她拉了进来。
李秀珍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我也赶紧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嘴巴张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你……你好。”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我妈赶紧端茶倒水,又把水果糖拿出来,一个劲儿地往李秀珍手里塞。
“秀珍啊,别客气,就跟到自己家一样。”
“谢谢王阿姨。”李秀珍礼貌地接过,但并没有吃,只是放在了桌上。
我低着头,偷偷打量她。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脊背挺得笔直,不像别的姑娘相亲时那样羞羞答答,也不像传闻中那么轻浮。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沉静,这种沉静,跟她那些不堪的流言蜚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妈为了打破僵局,开始没话找话:“秀珍啊,你在络筒车间,我们家建国在机修车间,你们年轻人,以后在厂里还能互相照应。”
李秀珍笑了笑,那笑容很浅,像水面一闪而过的涟漪。“王阿姨,我跟陈师傅不是一个班组,平时碰不太到。”她直接叫我“陈师傅”,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既客气,又疏远。
我心里更没底了。她这态度,好像对这门亲事也并不热衷。
我妈不放弃,又开始夸我:“我们家建国,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嘴笨了点,不会说话。但他手艺好,车间的老师傅都夸他肯钻研。”
我听得脸上一阵阵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李秀珍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很平静,似乎在评估一件物品。然后,她开口了,说出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她看着我妈,认真地问道:“王阿姨,外面的那些话,您都听说了吧?”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听说了。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只信我看到的。”
李秀珍又把目光转向我,那双明亮的眼睛直视着我,问道:“陈师傅,那你呢?你也信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准确无误地投进了我那本就混乱的心湖。我一下子慌了神,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我说信?那这亲事肯定黄了。我说不信?那是我自欺欺人。
我的犹豫,显然被她尽收眼底。
她忽然自嘲地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和倔强。“看来,你也是信的。”
说完,她站了起来,对我妈微微鞠了一躬:“王阿姨,谢谢您的好意。我知道您是好人。但这门亲事,我看还是算了吧。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家被人指指点点,也让陈师傅在厂里难做人。”
她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却用这种方式,维护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我一个大男人,竟然被一个女人如此干脆利落地“将军”了。我的那点小九九,在她面前,显得那么猥琐和可笑。
眼看她就要走,我妈急了,一把拉住她的手。“秀珍,你别听这小子的,他就是个闷葫芦!阿姨信你!建国,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被我妈一吼,才回过神来。看着李秀珍决绝的背影,和她那双虽然明亮却藏着一丝落寞的眼睛,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
也许是我妈的坚定感染了我,也许是李秀珍的坦荡和那份隐藏的委屈触动了我。我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大声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的话。
“我……我不信!”我喊道,“我妈说得对,日子是自己过的!”
李秀珍的脚步顿住了。她回过头,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我迎着她的目光,虽然心里还是有点发虚,但话说出口,反而觉得一阵轻松。我鼓起勇气,又重复了一遍:“我信我妈的眼光,也……也想信你一次。”
那一刻,我看到李秀珍的眼圈,似乎微微红了一下。
第3章 一场没有祝福的婚礼
我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消息传开后,整个家属院都炸了锅。我成了所有人眼里的“傻子”。
走在厂里,背后总能感觉到指指点点的目光。食堂打饭,平时跟我勾肩搭背的工友,现在看到我都绕着走,偶尔碰上了,眼神也躲躲闪闪,想笑又不敢笑。
赵小军算是跟我关系最好的,他偷偷把我拉到车间角落,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建国,你是不是昏了头了?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非要找她?你就不怕以后出门被人戳脊梁骨?”
我嘴上硬撑着:“我妈看中的,能有错?”心里却虚得厉害。
我妈倒是像个没事人一样,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碰到那些在背后说闲话的长舌妇,她连个白眼都懒得翻,直接挺着胸膛走过去,那气势,反倒让对方心虚地闭上了嘴。
婚礼办得极其简单。
没有酒席,没有鞭炮,甚至连来道贺的亲戚朋友都没几个。我妈用积攒了半辈子的布票,给李秀珍扯了块红色的确良布,亲手给她做了件新衣裳。那就是她的嫁衣。
结婚那天,我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把她从她们家筒子楼接到了我们家筒子楼。一路上,她就坐在后座上,双手轻轻抓着我的衣角,一言不发。
我能感觉到路人投来的异样眼光,背上像有无数根针在扎。我把车蹬得飞快,只想赶紧逃离这一切。
到了家,所谓的“新房”,就是我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就是全部家当。我妈给我们煮了碗面条,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就算是婚宴了。
吃完面,我妈把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塞到李秀珍手里,说:“秀珍,妈没啥好东西给你。这里是两百块钱,是我跟你爸结婚时留下来的,你收着,以后好好跟建国过日子。”
李秀珍没接,眼圈却红了。她站起来,对着我妈,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妈。”
就这一声“妈”,叫得我妈眼泪也下来了。她拉着李秀珍的手,拍了又拍,“好孩子,好孩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那一晚,我们俩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房间里很安静,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乱糟糟的。这场婚姻,开始得如此仓促,又如此冷清,未来会怎么样,我一点底都没有。
过了很久,黑暗中,李秀珍忽然轻轻地开口了:“陈建国,你……后悔吗?”
我心里一颤。我能说实话吗?我说我有点后悔,有点害怕。但看着身边这个同样孤单的女人,这话我说不出口。
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她模糊的轮廓,闷声说:“不后悔。睡吧。”
其实,我撒了谎。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迷茫和不安。我不知道,我为了我妈的“信任”和我自己一时的冲动,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婚后的日子,就在这种平淡又压抑的气氛中开始了。李秀珍话很少,但手脚很勤快。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们做好早饭,然后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那件穿了多年的旧工服,被她用针线密密地缝补好,领口和袖口洗得干干净净。
她对我妈,更是没话说。我妈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腿疼,李秀珍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偏方,每天晚上都用热水给我妈敷腿,还学着给她按摩。我妈嘴上不说,但脸上的笑容却一天比一天多。
家里的伙食也明显改善了。以前我和我妈都是在食堂随便对付一口,现在李秀珍每天下班都去菜市场,捡着便宜的菜买,回来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她很会过日子,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家里的开销,她用一个小本子记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我承认她是个好媳妇,把家里照顾得无微不至。另一方面,我心里那个疙瘩,那个关于她“名声”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
我害怕跟她一起出门,害怕碰到熟人。在厂里,我们俩默契地装作不认识,即使在路上迎面走过,也只是匆匆地低下头,错身而过。
我们的交流很少,除了“吃饭了”、“我上班去了”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话。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合租客,客气,疏远,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我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外面的流言蜚语砌成的。而我,作为她的丈夫,非但没有帮她推倒这堵墙,反而成了加固它的一份子。
第4章 一碗深夜的姜汤
转眼到了冬天。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
一天晚上,我跟着车间主任出去抢修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一直忙到半夜才收工。回来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寒风裹着雪粒子,直往脖子里钻。
我冻得浑身哆嗦,手脚都麻了。回到家属院,楼道里黑漆漆的,家家户户都熄了灯。我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掏出钥匙,轻轻地打开了家门。
我以为她们都睡了,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厨房里还亮着一盏昏暗的小灯。
李秀珍正坐在小马扎上,守着一个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药罐子。她身上披着一件厚棉袄,许是太困了,头一点一点的,像是在打瞌睡。
听到开门声,她猛地惊醒,抬起头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欣喜,赶紧站了起来。“你回来了?”
“嗯。”我应了一声,搓着冻僵的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在熬什么?”
“妈今天说腿又疼了,我给她熬点姜汤,活血的。”她说着,利索地把姜汤倒进一个搪瓷碗里,又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干净的碗,盛了另一碗,递给我。
“你快喝一碗,暖暖身子。”碗里热气腾腾,一股辛辣又温暖的姜味扑鼻而来。
我接过碗,手心里立刻传来一股暖意,顺着手臂一直传到心里。我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滚烫的姜汤下肚,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
她就站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喝。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柔和。
“妈……睡了?”我没话找话。
“睡了。我刚去看过,睡得还挺沉。”她轻声说。
我喝完姜汤,把碗递给她。她接过去,转身去洗碗。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个女人,嫁到我们家,没有得到一场像样的婚礼,没有得到亲友的祝福,甚至没有得到我这个丈夫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她默默地承受着外面的风言风语,却把我们这个家照顾得妥妥帖帖,把我妈当成亲妈一样伺候。
而我呢?我除了给她带来更多的非议和冷眼,还为她做过什么?
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涌上心头。
“秀珍。”我忍不住开口叫了她一声。
她回过头,有些疑惑地看着我,“嗯?”
“对……对不起。”我鼓足了勇气,才把这三个字说出口。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但在寂静的厨房里,却显得异常清晰。
她愣住了,手里的碗都忘了洗。过了一会儿,她才轻声问:“为什么说对不起?”
“为……为之前的事。”我语无伦次地说,“我……我之前不该……不该怀疑你……”
她沉默了。厨房里只剩下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滴,一滴,敲在我的心上。
就在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的时候,她忽然转过身,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我面前。
她抬起头,那双总是很明亮的眼睛,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水光。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陈建国,你不用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为难。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
“谢我?”我愣住了。
“嗯。”她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极浅的笑意,“谢谢你,在那天下午,愿意信一次。也谢谢你,愿意娶我,给了我一个家。”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一直以为,我是这段婚姻里的受害者,是那个为了“孝顺”而牺牲了自己“名声”的可怜虫。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真正承受着一切的,是她。而她,非但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还在感谢我。
那一晚,我们第一次聊了很久。她没有说起刘伟强,没有解释那些流言蜚语,只是跟我说起了她小时候的事,说起了她那个很早就去世的爸爸,说起了她是怎么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生病的妈妈。
她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和坚韧。我听着,心里那堵由偏见和流言砌成的墙,开始一点点地瓦解。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不善言辞,不懂得为自己辩解,却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善良和担当。
我妈说得对,人好不好,得用心去感受。
我的心,在那一碗滚烫的姜汤里,在那一夜平静的叙述中,终于感受到了。
第5章 真相大白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一晚的谈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不再刻意躲着她。上班路上碰到,我会主动跟她打个招呼;食堂吃饭,我会端着饭盒坐到她旁边;下班了,我会去车间门口等她,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家。
起初,厂里的人都用一种看西洋景的眼神看我们。赵小军他们还开玩笑说:“建国,你这是被彻底改造了啊?”
我只是笑笑,不解释。因为我知道,我的改变,不是被改造,而是被感化。
我开始学着关心她。看到她手冻裂了,我就偷偷去买了蛤蜊油给她;知道她喜欢吃甜的,我发了工资,就去供销社给她买一包桃酥。
她每次收到我的小礼物,嘴上都说“乱花钱”,但眼睛里却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我们的家,也因为这种变化,变得越来越有温度。笑声多了,话也多了。有时候晚饭后,我妈会拉着李秀珍,教她纳鞋底,我在一旁看着书,听着她们俩的絮叨,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那些关于李秀珍的过去,会像沉入河底的石头,再也不会泛起波澜。
但生活,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来个急转弯。
那天,我刚下班,就看到厂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吵吵嚷嚷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凑过去一看,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被围在中间的,竟然是李秀珍和刘伟强。
刘伟强就是那个悔婚的前未婚夫。他比以前憔悴了很多,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夹克,一脸的卑微和乞求。
“秀珍,你就再帮我一次吧!就当我求你了!我妈病得厉害,急等着用钱做手术啊!”刘伟强几乎要跪下了。
李秀珍背对着人群,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到她冷冷地说:“刘伟强,我们已经没关系了。你的事,我管不着。”
“秀珍,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一个尖利的女声插了进来,是刘伟强的妈,那个曾经到处说李秀珍坏话的老太太。她一边哭一边嚷,“当初要不是你,我们家伟强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毁了他一辈子,现在见死不救,你安的什么心啊!”
这话一出,围观的人群立刻像炸了锅一样,议论纷纷。
“原来是真的啊,真是她把刘家给害了。”
“看她平时老老实实的,没想到心这么毒。”
那些不堪入耳的议论,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我的妻子。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想都没想,就拨开人群冲了进去,一把将李秀珍护在了身后。
“你们都胡说什么!”我红着眼睛,对着周围的人吼道,“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在这里瞎咧咧!”
我的突然出现,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刘伟强和他妈。
李秀珍也转过身,惊讶地看着我。她的脸色苍白,嘴唇紧紧地抿着,眼里满是倔强和委屈。
“建国,你……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我媳妇就要被人欺负死了!”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
刘伟强的妈看到我,气焰更嚣张了。“陈建国,你来得正好!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当初就是她,在外面勾三搭四,害得我们家伟强没脸见人,工作也丢了!现在我们家遭了难,她见死不救!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也要?”
“你胡说!”我气得浑身发抖。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刘伟强,突然“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对着李秀珍,也对着我们所有人,嚎啕大哭起来。
“妈!你别说了!别再说了!”他一边哭一边用手捶着地,“都是我的错!不关秀珍的事!是我对不起她!”
所有人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跪给搞懵了。
刘伟强抬起那张满是泪痕的脸,声音嘶哑地喊道:“当初……当初是我鬼迷心窍,跟厂里新来的一个女大学生好上了!是我想悔婚!秀珍不同意,我就……我就跟妈一起,编了那些瞎话来败坏她的名声,逼她退婚!我们怕她把事情闹大,我还求她,说我妈有心脏病,受不了刺激。她心软,就……就一个人把所有的脏水都扛了下来……”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炸雷,在人群中炸响。
所有人都惊呆了。那些刚才还在指责李秀珍的人,此刻都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震惊和羞愧。
刘伟强哭着继续说:“后来那个女大学生回城了,我工作也因为作风问题被厂里开除了……这些年,我干什么都不顺……现在我妈病了,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才想着回来找秀珍……我知道我对不起她,我不是人!可我妈……我妈不能没有这笔救命钱啊……”
真相,就以这样一种惨烈又难堪的方式,大白于天下。
我看着身边的李秀珍,她的身体还在轻轻颤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无声地滑落。这些年,她一个人背负着这么大的委屈和冤枉,却从未对任何人,包括我,解释过一个字。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揪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我这个丈夫,当得有多失败!
我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我对着还在哭天抢地的刘伟强,冷冷地说:“钱,我可以借给你。不是因为你,是看在养你不易的份上。但是,刘伟强,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打扰我妻子!否则,我陈建国对你不客气!”
说完,我不再理会周围那些复杂的目光,拥着李秀珍,穿过沉默的人群,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家的方向走去。
那一刻,阳光正好,照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感觉,我和李秀珍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终于彻底倒塌了。
第6章 一台崭新的缝纫机
那场风波过后,厂里和家属院的风向,一夜之间全变了。
以前那些对我爱答不理、对李秀珍冷眼相待的人,现在见了我们,都堆着一脸的尴尬和讨好。
“建国啊,你真是好福气,娶了秀珍这么好的媳妇。”
“秀珍,以前是王婶子眼神不好,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李秀珍对这些迟来的善意,只是淡淡地笑笑,不亲近,也不疏远。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上班,下班,操持家务,照顾我妈。仿佛那场还了她清白的闹剧,对她来说,不过是昨天的一场雨,下过了,地面干了,就翻篇了。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她的笑容多了,话也多了。她会跟我聊车间里的趣事,会跟我商量家里的开销,甚至会在我下班晚了的时候,站在巷子口等我。
我的腰杆,也彻底挺直了。走在厂里,我再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谁要跟我提起我媳妇,我都会一脸自豪地说:“我媳妇,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赵小军他们几个,特意凑钱请我吃了顿饭,算是赔罪。酒桌上,赵小军端着酒杯,满脸通红地说:“建国,哥们儿以前眼瞎,说了不少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那眼光,真是绝了!嫂子这人,仗义!换了我,我做不到!”
我喝了一大口酒,心里热乎乎的。是啊,我妈的眼光,毒辣又精准。她透过那些污浊的流言,一眼就看到了李秀珍那颗金子般的心。
那笔借给刘伟强的钱,李秀珍是从我们准备买“三大件”的积蓄里拿出来的。我当时还有点犹豫,她却很坚决:“救人一命,比什么都重要。钱没了,我们再慢慢攒。”
刘伟强后来托人把钱还了回来,还附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李秀珍看都没看,就把信烧了。她说:“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日子就像纺车上的纱线,一圈一圈,平稳而绵长地向前延伸。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筒子楼越来越拥挤,也越来越热闹。我凭着过硬的技术,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后来又提了副主任。李秀珍也因为工作踏实,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我们家,成了整个家属院羡慕的对象。大家都说,陈建国家是苦尽甘来。
只有我知道,这份“甘”,不是凭空来的,是李秀珍用她的坚韧、善良和勤劳,一点一滴酿出来的。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教育得知书达理。对我妈,更是十年如一日地孝顺。我妈晚年生病卧床,大小便失禁,都是李秀珍不怕脏不怕累,亲自擦洗伺候。我妈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说:“建国,这辈子,妈给你找的这个媳妇,是妈做得最对的一件事。你要好好待她,别让她受委屈。”
我用力地点头,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妈走了以后,李秀珍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一个小铁盒。里面是我妈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贝——几张发黄的“蝴蝶牌”缝纫机票。票早就过期了,但被我妈用手帕一层层包着,平平整整。
李秀珍拿着那几张票,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
又过了几年,孩子们都长大了,上了大学,我们俩也从住了几十年的筒子楼,搬进了厂里新分的单元房。生活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清闲。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李秀珍正在阳台上晒被子,她忽然叫我:“建国,你过来。”
我走过去,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本厚厚的存折。
她把存折塞到我手里,笑着说:“这里面的钱,够了。你去把妈念叨了一辈子的那台缝纫机,买回来吧。”
我打开存折,看着上面那一长串的数字,每一笔,都是她这些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我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岁月的风霜,在她的眼角刻下了细密的皱纹,但她的那双眼睛,还和三十年前一样,明亮、清澈,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1985年的那个夏天。我妈对我说:“建国,过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是啊,妈,我终于明白了。日子是冷是暖,只有自己知道。而您给我的这份幸运,我用半生的时间,才真正读懂了它的分量。
第7章 迟到的懂得
第二天,我揣着那本沉甸甸的存折,去了市里最大的百货商场。
八九十年代的“蝴蝶牌”缝纫机早已成了老古董,如今的柜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崭新的、电动的缝纫机,功能更多,也更漂亮。
售货员热情地向我推荐最新款,但我摇了摇头,指着角落里一台作为怀旧展示的、最老款的“蝴蝶牌”缝纫机,问道:“同志,这个还卖吗?”
售货员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老师傅,这是非卖品,就是个摆设。现在谁还用这种老掉牙的啊?您看这款电动的……”
我打断了她的话,很坚持地说:“我就要这种。麻烦你,帮我找找,仓库里还有没有新的?”
也许是我的执着打动了她,她找来了经理。经理听了我的故事,沉默了很久,最后破例从仓库里找出了一台从未开封过的、和我妈那个年代一模一样的“蝴蝶牌”缝纫机。
我付了钱,小心翼翼地把这台崭新的“老古董”运回了家。
当李秀珍看到这台油光锃亮的缝纫机时,她先是愣住了,随即眼圈就红了。她伸出手,像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一样,轻轻地滑过缝纫机的机身,从印着“蝴蝶牌”三个字的金色商标,到那个冰凉的铁质踏板。
“跟妈以前念叨的,一模一样。”她喃喃地说。
我把缝纫机安放在阳台最好的位置,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泛着柔和的光。
李秀珍坐在缝纫机前,穿针,引线,动作熟练又自然。她踩动踏板,机器发出了“嗒嗒嗒嗒”的清脆声响。那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岁月里传来,带着旧时光的温度。
她没有做什么复杂的活计,只是找了块碎布头,在上面来来回回地走着直线。她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她在用这种方式,和我妈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场对话里,有对我妈的思念,有对岁月的感慨,也有一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圆满。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微微有些发白的鬓角和专注的侧脸,心里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我们刚结婚时,她是如何用一双巧手,把我们那个破旧的小家,装点得温馨又整洁。我的每一件衣服,我妈的每一双鞋垫,都出自她的针线。
那时候,我只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妻子的“本分”,却从未真正去想过,这份“本分”背后,需要付出多少辛劳和耐心。
我又想起了当年那场风波,当所有人都用唾沫星子淹没她的时候,她是如何咬着牙,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委屈。她没有选择以恶报恶,甚至在对方落难时,还愿意伸出援手。
那时候,我只看到了她的“善良”,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份善良背后,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宽广的胸怀。
三十多年的夫妻,我们早已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我似乎总是后知后觉。我总是在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才慢慢品出她的好,才慢慢懂得她的不易。
我的爱,是迟钝的,是需要时间来发酵的。而她的爱,却是恒定的,是日复一日的付出,是无声无息的守护。
“建国,过来试试。”她忽然停下来,手里拿着一块刚缝好的小布垫。
我走过去,她把布垫塞到我手里,笑着说:“以后你坐着看报纸,垫在腰上,能舒服点。”
那只是一块最普通的棉布垫,针脚却细密得像印刷上去的一样。我把它放在腰后,靠在椅子上,一股暖意从腰间传来,一直暖到心底。
我看着她,认真地说:“秀珍,谢谢你。”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嗔怪:“老夫老妻的,说这些干什么。”
“不。”我摇了摇头,握住她的手,“这句话,我早就该说了。谢谢你,愿意嫁给我这个当初连信任都给不了你的浑小子。也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经营得这么好。”
这一次,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里的光,比阳台的阳光还要温暖。
我们都老了,不再需要那些轰轰烈烈的誓言。一个眼神,一次紧握,就足以懂得彼此所有的心意。
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从此就静静地立在阳台上。李秀珍偶尔会用它给孙子孙女做个小书包,改改裤脚。更多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家人,见证着我们平淡又安稳的晚年生活。
“嗒嗒嗒嗒”的声音,成了我们家最动听的背景音乐。它在告诉我,幸福,从来不是活在别人的嘴里,而是藏在自己用心经营的、一针一线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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