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79年被判刑13年，死后10万人沿途叩头送葬

2004年9月的一天拂晓，兰考县南口公路两旁已挤满人。灵车驶过，黑压压的人群同时下跪，沙尘被泪水浸成暗色。跪拜者中有七十岁的大队长，也有刚从夜班下来的青壮；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张钦礼的乡亲。短暂的哽咽过后，又有人高声喊出一句话：“张县长，回家了！”声音粗粝，却击在人心最软的地方。

为何一位1979年被判十三年徒刑的老人能赢得这种送别？答案藏在半个世纪的坎坷岁月里。

时间倒回到1949年5月。刚满二十二岁的张钦礼接过考城县长任命时，脚下是一辆掉漆自行车，手里只有一沓记录表。他用三个月跑遍全县一百多个自然村，最艰难的路程出现在红庙镇：村民挑水需来回十里。听见老人抱怨“水比命还沉”，张钦礼扛锨下地，同群众一起把井打到地下十余米，直到涌出清水。有人打趣：“张县长车轮一转，咱就能喝上甜水。”

1953年初夏，黄河水位骤降，兰考千顷农田龟裂。大堤上，一身土灰的张钦礼抬沙袋连轴转；三天三夜，人倒下了，堤却站住了。醒来时他只问了一句：“渠道通了没？”这一年，兰考粮食增产两成。

浮夸风卷土时，旁县亩产数字动辄“放卫星”。省里开秋粮征购会议，张钦礼把兰考实际产量摊在桌面，直说：“盐碱地不长黄金。”现场一片尴尬，他却硬是没改口。结果当天夜里便被押回本县批斗，随后摘帽降职，发配农场劳动。

身份变了，脾气没变。有位五保户陶振江颈部溃烂，无人看管；张钦礼负着老人走了二十里去县医院。大夫小声提醒：“张县长，您自己都在挨批。”他答：“老人的脖子不等政策。”一句轻飘话，却让在场人记了大半辈子。

1962年冬夜，焦裕禄顶风冒雪抵兰考，第一站就找到了正在民工房里熬粥的张钦礼。昏暗油灯下，两人把治理“三害”的草图铺满土炕。焦裕禄握着对方的手，用力道出一句：“老大哥，咱们一定能行！”接下来的两年，一人抓发动，一人抓施工：东坝头翻沙压淤，贴膏药式封固手法先后试验六十多次；柳条沙障、泡桐固沙、深翻盐碱层……夜半撤工时，张钦礼裤腿常干不了，或泥或血，乡亲见怪不怪。

1964年春，焦裕禄病重。弥留之际，他反握张钦礼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楚：“三害没断根，你领着他们干。”此后，张钦礼一头扎进东坝头，一干又是十年。

世事骤变发生在1978年。一次整肃“历史遗留问题”中，他被带走，理由是“路线错误”。隔年一纸判决：十三年。消息传开，东坝头四名农民夹着烧饼、背着油条，步行三昼夜赶到看守所。没有介绍信，只能跪在门口请求探视。那天北风呼啸，狱警最终破例。牢房里五个人抱成一团，只听见一声哽咽：“张县长，咱知道您冤！”

身陷囹圄，心还惦记着沙丘。狱友回忆，他常把饭票换成辣椒籽、花生种，托探视人带回兰考。听说泡桐林被风沙刮倒，他彻夜记录经验教训，字迹密密麻麻。

1990年，因病提前获释。火车刚进站，月台已挤满人，小号声被哭声盖住。有人递来半碗热面糊，他接过，一言未发，只是深深鞠躬。自那以后，他再没离开过兰考半步。每天清晨站在东坝头新林带前踱步，偶尔蹲下掐根泡桐嫩枝，看成活率。

晚年生活极简。破旧自行车车把磨得发亮，后座却被厚厚的绳子绑成工农简易“拖斗”，常顺路捎回两袋沙土化验。2004年，病重住院，他仍惦记盐碱地改良数据。护士劝他歇歇，他摆手示意：“抓紧，一场雨就能把碱漂浅。”

弥留那夜，他只留下三个嘱托：别摆花圈，埋到焦书记身旁，别惊动组织。可乡亲们没听。灵车经过的三十里长路被跪拜人潮占满，鞭炮与哭声混成一片。有人把家里仅剩的白面馍磕在地上，又拾起来擦干尘土放在胸口。

墓地周围，百余块自发立起的石碑列成半圆，上刻或隽秀或粗犷的字迹——“焦裕禄的战友”“兰考的好书记”“宁吃咸菜也要给他立碑”。碑缝间长出稚嫩泡桐苗，在季风中摇曳，像是一代又一代人对那段岁月的无声守护。

有意思的是，兰考县展览馆至今摆着两样遗物：一辆缺漆自行车、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导览员解释说：“文献可以存档，温度却得靠这些东西留着。”参观的人总会停一会儿，摸摸那块斑驳铁皮，好像能感到当年大堤上砸下的每一镐。

张钦礼没留下系统回忆录，只在旧笔记本里写过一句：“人不为地活，地却因人变。”短短九字，道尽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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