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失守后，李宗仁问谁愿意留守敌后，只有廖磊说：我去吧

1938年11月初，皖西山路上的枯叶被寒风卷起，立煌县城显得冷清，只有零星挑夫走动。几小时前，刚刚抵达的桂系将领廖磊丢下一句“山里百姓不能没人管”，便换上草鞋，带两名参谋踏进大别山。没人想到，一名手握集团军番号的上将，会用这种方式展开他的“留守”生涯。

武汉在前一个月落入日军之手。蒋介石电令各战区构筑第二道防线，李宗仁奉命主持会议。会议上气氛僵硬，数十位军长默不作声。李宗仁扫视众人，沉声问：“谁愿意留下敌后？”空气仿佛凝固。忽然，廖磊站起，声音不高却干脆：“我去吧。”几秒沉默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李宗仁点头，其他人仍低头无语。

这决定在许多人看来近乎赌命。大别山地形复杂，日军、伪军和游击队犬牙交错，省府早已搬迁，实权真空。可在廖磊眼中，那片山岭不仅是屏障，更是华中交通要脉。若丢掉这里，日军即可穿插豫鄂皖腹地，后果不堪设想。

廖磊不是江湖侠客，他的行事却带几分破釜沉舟的味道。追溯其履历，20年前他还是湘军里一名排长。1920年护法战争爆发，他率团横扫衡州、岳州，以猛劲搏出“廖猛子”的称号。锋芒初露，唐生智赏识有加，升至军长。然而局势翻云覆雨，1927年唐桂交战落败，新桂系取代旧湘系，他毫不犹豫投向李宗仁、白崇禧。

转折点在1929年塘沽港。蒋桂冲突升级，特务布下天罗地网欲擒白崇禧。廖磊暗中护送白氏登上驶往香港的轮船，随后自己被革职驱逐。有人替他惋惜，他却淡淡回应：“事已至此，命还在，就还有仗可打。”这一“护主”之举，被桂系视作赤胆，奠定了后来钢七军军长的任命。

钢七军驻柳州七年，除了训练、整补，廖磊做的最多的是动员民众。柳江夜市常见身着粗布军装的将军在摊贩间宣传抗日，一口桂味普通话惹得孩子们大笑，却让更多人明白山河之危。九一八那年，他召集联席会，甚至鼓动夫人胡慧带头成立妇女抗日后援会。柳州城的墙面贴满“宁输一块银，不失一寸土”的标语，这种煽动性十足的口号，不得不说相当直接。

时间推到1937年夏，淞沪会战打响。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鏖战陈家行，与日军第3师团反复拉锯。日军重炮歼射密如雨点，桂军步兵一次次跃出壕沟，鲜血混着江南泥水。白崇禧看着伤亡数字直皱眉：“广西子弟挡得住，可经不起这样消耗。”然而正是这股硬劲，使部队在蕴藻浜南岸夺回七十余村，毙敌六千。战地记者在日记里留下只言片语：“他们像上了膛的子弹，掰不开，也掰不弯。”

淞沪撤退后，桂系部队西调，再遇武汉会战。武汉弃守前夕，桂军奉命掩护主力撤退，廖磊亲自压阵。大批军械未及转运，被他一把火烧毁，“丢人，但不能留给鬼子。”面对质疑，他反问一句：“倘若让日军用我们的炮去轰我们的城，是不是更丢人？”

留守皖西的任命下达后，廖磊被授予“安徽省政府主席”衔，然而山道上的草鞋说明一切：他把自己当作游击区总指挥，而非坐衙门的督抚。到任第三天，他撤销十余处冗官机构，把散兵收编为“保卫团”，明确“先练枪，再练田”。县里老绅听说要上缴粮食支援前线，担忧家底被掏空。廖磊干脆来到祠堂，用粉笔划线，两边列数字，稀里哗啦算账：“一亩田，一年出多少斗，军粮只是零头。”转过身，他又向穷苦佃户承诺“公证减租”。利益天平掂得明白，富户虽然龇牙，也只能默认。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大别山第一次召开青年训练班时，破天荒点名邀请新四军代表旁听。有人劝他“剿共余火尚未息，何必同席”，他摆摆手：“今日事，唯抗日。”传闻这番态度上报重庆后，引来部分高层不悦。但皖西各路抗日力量因此少了许多摩擦，大别山成了华中罕见的“共抗区”。

1939年春，廖磊的高血压愈发严重。医师警告：“将军须静养。”他苦笑：“炮火响了，哪来静？”四处奔走之余，他仍坚持浏览县政档案，批示留白处常见批注：“便民”“减负”“急”。6月，他写信给李宗仁，提出“以山地为堡垒，屯兵、屯粮、屯医药”的三屯方案。信件在桂林军部流转时，有参谋咂舌：“这像省主席，还是游击区发电报的？”众说纷纭，方案却被采纳，成为后续华中坚持抗战的重要依据。

同年10月23日凌晨，立煌县城灯火未灭。廖磊突感眩晕，扶桌而坐。侍卫急呼医生，仍为时已晚。弥留之际，他抓住参谋手臂低声道：“鬼子不得进山。”说完眼帘合上，再无声息。《皖西日报》只用一句话报道：“省府廖公病逝，享年五十岁。”简短，却足以让民众心中发酸。

噩耗传出，周恩来、朱德先后致电吊唁；重庆的于右任潇洒落笔：“破胡留战绩，英名映岳家。”新四军各部也悬挂白幡，这在那个政治分裂的年代相当罕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后来回忆：“这一带山民口中的‘草鞋主席’，其形象远比官帽更刻骨。”

桂系很快追授他“陆军二级上将”，同时明令以最高规格安葬。遗憾的是，继任者李品仙抵任不过半年，横征暴敛，民生困苦。皖西百姓对着破败的公堂窗棂，悄声议论：“廖主席若还活着，不至于这样。”简短评语，道尽人心向背。

战争结束后，大别山不少乡人仍保存着当年发放的“保卫团”证件，纸张早已泛黄，却无人舍得丢。那张小小布票背面，印着廖磊手书四字：“戍土、卫民。”字迹刚劲，笔锋干脆。历史研究者评价他“雄悍而通民本”，或许夸张，然而一名将领能在政通人和与枪林弹雨间保持平衡，已经殊为难得。

对于廖磊之死，有说是因积劳成疾，有说是被政敌冷落，众说不一。究其根本，皖西那座山太险，他又太拼。倘若换作旁人，或许会选择退居后方，静候大势。可他在李宗仁的那次沉默中站起来时，命运已写下句号。对一个习惯了用刀锋讲话的军人而言，留守敌后比荣华更诱人，因为那代表最后的战线、最后的担当。

七十余年过去，大别山公路边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石碑，刻着“廖磊将军留守处”。路过的司机往往一瞥而过，少有人停步。但在山民心里，碑不在高，名不在大，当年那个穿草鞋、端粗茶的军人，用短短一年时间，把抗战意志刻在群山间。这，或许才是“我去吧”三字真正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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