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5岁成副省级，迫害过云南省委书记，1982年被判刑18年

在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秩序是较为混乱的，出现了很多后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说一个25岁的年轻人能成为副省级干部，放现在想都不敢想，但在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做到了，此人名叫黄兆其。

然而他能有如此成就，靠的却不是为人民做了多大贡献、为当地带来多大福利，只是通过不断迫害干部、持续挑起武斗，获得了上级的赏识，实在有些疯狂。

不过这种通过非正常途径得到的地位，根本没有稳固的基础，结局就是攀得越高，摔得越惨。

1943年，黄兆其出生于浙江上虞的一个普通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他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绩一直非常好。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浙江大学，到大学里依然出色，又顺利考入昆明工学院攻读研究生。

在建国初期，他绝对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正常发展，黄兆其或许能在某个科研单位奋斗出一番成就，然而大运动到来后，他也被裹入了时代洪流之中。

从北京那边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闹腾了起来。黄兆其本来在学生中就很有威望，一看水被搅浑，立马召集一批学生成立“造反”组织。

当时云南跟其他省份有所不同，武斗的情况非常严重，造反派多次冲击行政机关和军区大院，有多位高级干部遭到打击迫害，时任昆明军区政委的阎红彦就是非常惨的一个。

运动一开始，黄兆其就将矛头对准阎红彦，多次进行批斗。1967年1月4日，黄兆其更是带着人冲进了昆明军区，占据军区大院，阎红彦这个政委惨被抄家。

已经遭受过多次打击的阎红彦经历此事后心中非常绝望，于1月8日自尽。堂堂开国上将，竟落得这般结局，唉...

讽刺的是，黄兆其本以为自己斗倒了这样一个大人物，肯定能获得更高的威望。然而一些南下串联的小将却对他的做法不满，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还印发了很多“要大反黄兆其右倾”的传单在昆明散发。

黄兆其心中恼怒，连忙组织人手针锋相对，将“造反派必须大乱是反革命口号”的标语刷遍大街小巷。两边的矛盾越来越大，谁也不服谁，最终就分裂成“炮派”和“八派”，展开了一系列武斗。

远在北京的江某、康生也在关注着云南的纷争，康生认为黄兆其是个有能力、易冲动且好掌控的年轻人，于是就选择支持黄兆其领导的“八派”。

当时康生的地位非常高，得他助力，“八派”就渐渐压制了“炮派”，成为当时云南最大的“造反派”。1967年10月，在康生的授意下，黄兆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打赵司令部”，向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开炮。

赵健民是全面主持云南工作的国家高级干部，黄兆其却无视法律，东拼西凑一些所谓的“黑材料”，污蔑赵健民是叛徒，还准备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为弄得逼真一些，黄兆其等人炮制出一份“特务组”名单，指责省委班子里有28人成了叛徒，还有23人是走资派。下面的小将们没有多少分辨能力，对这个名单信以为真，多次批斗赵健民。

同年12月4日，黄兆其感觉气氛已经被挑起，便在昆明召开批赵健民的大会。大会上黄兆其公然污蔑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60年代的野心家”，使得赵健民被围上来的小将们拳打脚踢，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失去了人身自由。

因为黄兆其特别卖力，康生对他也是另眼相待，1968年云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黄兆其担任了副主任，当年的革委会相当于人民委员会，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就相当于原来的省委会副书记，25岁的黄兆其能一跃成为副省级干部，着实令人诧异。

之后，为了表现自己的作用，黄兆其还多次组织冲击老干部，像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开国将军都深受其害。

不过，黄兆其能如此狂妄，只是因为在中央有靠山，而1976年10月靠山倒了以后，他就开始慌了。

最初他还没有放弃，准备组织发动武装叛乱。但，这时根本没多少人还愿意跟着他，中央很快以雷霆之势将不好的苗头按下去，黄兆其也被撤销一切职务并隔离审查。

1982年，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黄兆其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之后他在几个地区都服刑过。1984年，他被关押在贵州，曾经被他批过、已恢复工作的赵健民路过此地还特意去看望过他。

一见面，黄兆其就愧疚万分，他说：当初的材料都是虚构，是康生要整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云南百姓。但这种迟来的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1994年，黄兆其病故，终年54岁。

按照黄兆其读书时的头脑和后来的组织能力，放在其他年代，都能有不错的作为。奈何他在风起云涌时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