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29岁，最近9年中，父亲因我而自尽，母亲在苦难中煎熬！

我叫王成龙今年二十九岁。大家一听这父亲给起的名字，大概就知道了，他对我这个独生子有多大的期望值——望子成龙嘛。

父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复读了几年也未走进象牙塔的他，一直耿耿于怀，因而，也就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奢望着他的儿子能成名成家，在我的身上实现他的理想。

从我牙牙学语起，父亲就教我读诗词数数字，一直乐此不疲地辅导着我的学习，生怕我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也别说这种填鸭式的施教还真管用，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拔尖的，当然也顺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入高中部，我就感到了学习的吃力，文科还说得过去，理科就更加吃力，特别是物理，老师讲的有些内容根本难以理解，看到要做的题是一头雾水。总体学习成绩急剧下滑，处在班里的一般以下水平，我的心里很焦灼，感到压力很大。

寒假里回到家中，父亲还是喋喋不休地告诫：现在的年轻人只有上大学、上好大学一条路可走，如考不上大学就是死路一条，做人人瞧不起的打工仔，或像他一样成为一只没人待见的咬草虫。

在这双重压力下，除了第二学年的学习成绩更加糟糕以外，还精神恍惚，记忆力严重减退，年轻轻就多梦失眠。

更要命的是还添了尿床这一毛病，起先，我还背着宿舍的同学，偷偷把尿湿的被褥找一个角落去凉晒，可时间一长满屋的尿骚味，还是让同学们发现并告知了老师，弄得我颜面尽失羞愧难当。

越是这样，晚上，本身失眠的我却不敢睡觉，只怕睡着了再在被褥上画地图，好歹下半夜昏昏睡去，又在梦中梦到被尿憋的无处去撒，提着裤子赶紧跑去厕所，结果直至翻下床来跌得头破血流才大梦方醒，这还亏得是在下铺，若睡在上铺，这样跌下来，可能就丧了性命。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找来了我的父母，建议让我休学。

回到家中后，父亲望子成龙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使他也抑郁起来，整天以酒消愁闷闷不乐。这更促进我抑郁症加重，出现了间歇性精神异常，似乎身体里有两个或多个自我，肢体、语言、思维完全不受控制。

很多时候好像我一个人，马上秒变成另一个的我，在医院里，吃药要像牲口一样被人灌，打针得几个人按着，住了半年院病情才算趋于稳定，出院后须长期用药来维持。

好歹一家人的生活归于了平静，我却丢失了在医院半年的记忆，在我脑海里似乎从未生过病，只是睡了一觉而已。

精神抑制药的确对我有帮助，坚持服用一年来从未犯过病。

父亲见我病已好，就怎么要我坚持复学，为此，还跟母亲干过一架，性情温良柔弱的母亲说：“孩子再也不敢用脑子了，打打工，种种地，只要孩子健康就好。”可执拗的父亲大骂了母亲一顿，还是把我送来了学校。

我的抑郁症虽通过用药病况改善了许多，可实在难以应付繁重的学习，上课的内容什么也记不住，大脑里一盆浆糊，失眠症又一次复发，我只好又一次休学。

我哭着对父亲说：“你再逼我读书，我就彻底疯掉，宁愿死我也再不上学了。”父亲也就只好无奈的放弃了，我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在田园里劳动一天，虽疲惫至极却能香甜地睡去，心无旁骛平静极了。

可父亲却烦躁起来，整天脸上愁云密布长吁短叹，心无所依坐立不安。每次听到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就神情更加沮丧和恼怒，弄得我与母亲大气也不敢出。

有一年，一个父母老实木讷的孩子，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更刺激了父亲，他在参加这个学子的升学宴时，大概是什么人在酒席上刺激了他，酩酊大醉的父亲，回到家一瓶农药尽入口中，气绝身亡。

与母亲下地归来的我，看到堂屋地下，面目狰狞口吐白沫，已丧命多时的父亲，我本身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剧烈的刺激，仰天长啸一声，奔向了旷野，最后倒在了一片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好心的乡亲们找到半夜，才发现了我。

最后，我被徐州一家精神医院确诊为“间歇性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对这种病的治疗是残酷和违和的，除了用些副作用极大的药物外，还用电击疗法，有时要三四个人按着才能就医，因此住院的费用也很高。

住院一月后，本身已债台高筑的家庭，实在难以支撑便无奈地出了院，在家用药维持。

由于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疗，病症时常复发，严重时，大冬天或酷暑里，赤身裸体到处跑，打人砸物。母亲也就到处追我，找我，给受损害的人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我清醒时虽不记得发病时所做的事，当看到母亲的满身伤痕甚至头破血流，也就明白了是我发病时的所作所为了。

此时的我，心里在滴血，自责、愧疚难当地扑进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母亲热泪横流地轻抚着我的脊背安慰着：“孩子，你是个有病的孩子呀，妈妈不会怪你啊。”这样的场景，在我得病的九年里重复了不知多少次。

在精神分裂的九年间，我有一半的时间里，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自己一会儿是神仙，一会是魔鬼，一会是外星人。

这个期间，我还趁母亲不备，偷跑过几次，到过徐州、南京、扬州，去时根本不知自己要干嘛？清醒才明白自己是想出来找工作的，可我这样的谁敢用啊。于是就与用人单位大吵大闹，每一次都是好心人或警察，把我从异地送回。

直到前年，我的两个舅舅和两个姨来看我，他们痛惜对他们有恩的我母亲，觉得我年轻轻的应根治我的病，他们还打听到北京安定门医院，是全国最好的治神经疾病的医院，就商议我母亲再带我去彻底医治一下。

我母亲抹着眼泪说：“孩子得病九年，包括欠你们的，负债四十多万，哪有力量再给孩子治病啊。”我并不富裕的舅、姨便互相担保，在农信社贷了二十万元，把我送到了北京安定门医院。

这家医院尽管有神经方面最顶尖的专家，掌握着神经方面最前沿的技术，可这种病的治疗想彻底去根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况且只待了半个月，二十万已不剩分文，只能又一次半途而废带药回家维持着。

好在，我的病情较以前趋于了稳定，发病次数的间隔也在延长，现在一般三四个月发病一次。

久病成医，现在发病我已有预感，一觉察自己又要发病，就赶紧用上双倍的助眠药物，直至像死人一样昏睡一两天也就躲了过去，我知道这样大剂量的用这种药对身体危害很大，可一发病的后果是可怕的，它不但伤害到我母亲，还有无故的乡亲们呢。

可长达九年的服用这些精神类的激素和抗生药，又导致我感染了急性胰腺炎和胰腺囊肿，半月前刚住院回来，近日又复发，由于实在无钱医治，只能在家吃药保守治疗着。

我近六十岁的母亲，这九年中，被我伤害摧残的伤病累累，为了我的长期用药和基本生活，我可怜的母亲带着我到乡亲们的大棚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路，我的母亲因患上了严重的腰突，干活时，实在站立不住，有时不得不跪着或爬着在棚里劳作。

我时常想，我这个废人，活了二十九岁，这九年来又把我父亲逼死，现在又拖累着母亲，犯病时还伤害到别人，还不如一了百了地走了父亲的老路。

可我走了，我的妈妈还怎么活下去呀，还不得疼死呀，再说，我也实在舍不得我的妈妈呀，我还没有报答妈妈养育的恩情啊。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像刀割般的疼痛难忍，无尽的泪水就澎湃地涌来。

我在还算清醒的时候，用了三天的时间，在我关注的这个家乡公众号上，用手机写下了我自己的境遇，不为别的，就是想告诉那些，一心想让孩子出人头地的父母们，要因材施教，千万不要逼自己的孩子一条道走到黑。

强扭的瓜不甜，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实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要健康走正路，做个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再说读不了大学，行行出状元，也并非未来不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