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叶剑英抓获当年死敌，毛主席秘密指示：别追究他的罪过

1950年冬，岭南细雨绵长。广州公安总队在香港边境截获一名可疑旅客，押送到市里时，押解人员才发现，这位满头白发的瘦削老人正是昔日国民党少将莫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没等办案报告送齐，毛主席随即拍电报给叶剑英：“老莫有功，别动他。”从此，一段交错二十多年的恩怨被重新翻开。

叶、莫结下嫌隙始于1927年。那年12月，广州起义，叶剑英奉命率部接应，莫雄则在张发奎部中担任团长，镇守城防。起义失利，叶部被迫突围；城头火光映着莫雄的军服，两人隔江对峙。兵戎相见的场景，成为叶剑英日后久久难忘的“旧账”。

三年后，风向突变。蒋介石清洗旧部，莫雄被拆分部队，几乎陷入绝境。他辗转抵沪，投奔宋子文。表面风光不再，夜晚却要为前途发愁。一次朋友聚会，他偶遇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刘哑佛。饭桌上，长衫卷起袖子，大谈“土地要还给农民”。莫雄从最初的冷眼旁观，慢慢打开话匣，“如果真能救中国，生死何妨？”一句话，让项与年记了一辈子。

李克农审慎评估后，回信两句话：“你在蓝营根深，人脉遍布。与其转身，不如暗中相助。”莫雄欣然接受，从此成了中央特科的隐秘盟友。此时，外界仍把他视作铁杆“剿共派”，殊不知他已把自己当成“潜伏员”。

1934年初夏，庐山云雾沉沉。蒋介石主持绝密军事会议，德国顾问冯·赛克特抛出“铁桶计划”，擬用五十万兵力、二百架飞机织成收缩包围圈，准备在瑞金“一锤定音”。莫雄听得脸色铁青，当晚就冒险把会议文件复印，贴身藏好。凌晨，他悄悄把项与年叫到军械库，两人借昏黄煤油灯交接情报。莫雄低声一句：“十万火急。”这页蓝色蜡纸，后来被密写进四本《学生字典》，成为中央红军提前突围的关键。

项与年从庐山出发，敲掉门牙，装成乞丐。一路靠树皮充饥，七天走遍赣闽边界。当他踉跄着闯入瑞金时，周恩来握住他血迹斑斑的手，第一句就是：“情报到位，中央马上部署转移。”长征因此提前启动，八万余名指战员避开了毁灭性围歼。莫雄的名字被写进毛泽东的日记，却暂时封存。

1935年，莫雄调往贵州毕节任“剿共”司令。表面严令堵截红二、六军团，实际上故意腾空城防医院、调开守备营，让贺龙等部从容通过乌江。他手下军官不解，他只回一句：“大敌当前，别认死理。”毕节士绅听闻，联名告发“莫雄通共”。蒋介石震怒，下令收押。莫雄在南京牢里待了150天，一直没辩解。出狱那天，他对前来探监的旧上司张发奎淡淡一句：“中国的路，终归要有人去走。”

全面抗战爆发，莫雄任广东南雄县长。南方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找到他，请求营救被捕的红军战士。夜深人静，莫雄提笔签发释放令，把狱警支开，亲自开锁。数百名老兵抱着他的腿痛哭；有人问他怕不怕“通共罪”，他摇头：“打日本更急。”

抗战后期，他干脆拉起北江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却把副司令、参谋长交给地下党同志，暗中发展百余名党员，把这支旧军队化作“红色堡垒”。国民党高层却忙于内斗，无暇深究。

广州解放前夕，白崇禧列出暗杀名单，莫雄赫然在列。他偷渡香港避祸，旋即被华南游击队盯上。抓捕报告送到广州，叶剑英看名单愣了一下——昔日死敌竟在其中。北京的密电随即而至：“莫雄有大功，务必保全。”叶剑英亲赴九龙城茶楼。两人隔着热气腾腾的铁壶，久久无语。莫雄低头问：“回去是否还有命？”叶只回一句：“主席的话，就是保证。”

回到广州，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土改开始，有干部翻出他昔日少将身份，要求“依法惩处”。莫雄被押往家乡的途中，电报又飞到北京。毛主席批示：“此人功不可没，立即释放。”叶剑英电话直通地方政府：“当年若无他，红军恐怕连长征都走不出去。”这一通电话救下了莫雄的第二条命。

更令人意外的是，当地数十位老农闻讯赶往县城，有人扛着竹竿堵在衙门口，大声嚷嚷：“莫司令当年借粮给咱，现在轮到咱担保他。”众口一词，公堂失声。文件最终改动：以革命同志安置，不追昔日旧案。

1956年10月1日，莫雄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转向各民主人士说：“老朋友终于到北京来了。”掌声雷动。围观者或许不知道，这位瘦高老人曾把“铁桶计划”拆成废纸；更不知道，他与叶剑英曾互指枪口。

进入六十年代，莫雄主动淡出军政一线，协助统战工作。1979年，已是古稀之年的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常委。有人问他遗愿，他回答：“给我一块普通墓碑，写‘同志’足矣。”

1980年2月12日凌晨，莫雄病逝于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治丧委员会收到一封特殊唁电，上款写着“叶剑英”，落款仅一行小字：“生前是真汉子，死后是好同志。”骨灰下葬当天，天空淅沥小雨，北江岸边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没有奏乐，没有礼炮，只听见雨点落在伞面上的簌簌声。

不可否认，莫雄一生烙着复杂时代的印记：西服军帽、囚衣号牌、解放区文书、政协胸牌，前后更换了四次身份。但正因为这样的曲折，才显出那个年代的深层逻辑：敌友之间并非不可转换，关键取决于大义立场与个人抉择。叶剑英的宽容，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昔日对手一条新路；而莫雄的选择，让一纸绝密情报化作红军万里征程的起点。

试想一下，如果1934年的庐山会议情报没有外泄，新中国会否延后十年、二十年才诞生？无人能给出肯定答案，却能确定一点：历史在那一夜，被悄悄改写。战场的硝烟终会散去，留下的，是对道义和担当的记忆，也是对“宽以待人”的现实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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